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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覺醒——有感於閻真長篇小說《滄浪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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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覺醒——有感於閻真長篇小說《滄浪之水》》中國當代作家朱文科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覺醒——有感於閻真長篇小說《滄浪之水》

湖南作家閻真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以娓娓而談的文筆和行雲流水般的故事,寫出醫藥學研究生池大為置身官場後,面對權力和金錢對知識分子人格和價值的摧毀,逐漸放棄傳統操守,最終屈服於「適者生存」的覺醒過程。這種覺醒其實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劇。

池大為出生於傳統知識分子家庭,從小他就不斷接受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代表的父親的教育,從孔子「克己復禮,萬世師表」到蘇東坡「君子之風,流澤萬古」,再到譚嗣同「肩承社稷,肝膽崑崙」,父親把這一脈相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人格和所信仰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到兒子的心靈深處。父親還把這種傳統思想轉化為一本《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成為永久遺物,牢牢套住池大為的信仰。這樣的環境最終把池大為造成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儘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池大為在中醫院學習時,曾對父親的一生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甚至為父親感到委屈,「那麼好的一個人,又那麼有才華,卻那麼淒涼地過了一生。『做個好人』,父親他值得嗎?」然而,他信仰孟子的「捨生取義,信善性善」,認為「我註定是要為天下,而不是為自己活着的,這是我的宿命,我別無選擇」,還在內心上把那些追求物質享受的人稱為「豬人」,不屑入流。他把發現的一個事實,即但凡大人物沒有幾個不是命運淒涼一生潦倒的,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人。」正是這份清高,使他拒絕了初戀的許小曼,終止了與女友屈文琴的發展。正是這份清高,使他研究生畢業分配到省衛生廳工作後,對丁小槐之流奴顏媚骨、拍馬奉迎的舉動十分鄙視,為丁小槐幫馬廳長打開水、爭評優的事情感到可笑,為他們說假話感到憤恨,為他們鋪張浪費亂花國家的錢感到可恥,認為廳里買新車是浪費。他只想實實在在做點事,堅持自己與世無爭,自尊自重、潔身自好的獨立人格。一句話,他只追求做一位品德高尚的「好人」。因此,當他下去疫區看到受苦民眾時,十分同情,接到衛校校長的紅包時惴惴不安,還塞給一位重病鄉村醫生80元錢。

然而,在權力和金錢面前,池大為的清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當前中國官場無情的、冷酷的現實逼使他處處碰壁。原本賞識他的馬廳長不再器重他了,把他從廳辦公室貶到清水衙門的中醫學會。由於無職無權,連小小的科長也可以在他面前趾高氣揚,指手劃腳,他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分房子打分低,只能三代同居一室;想把妻子董柳調到省人民醫院卻束手無策;小孩想進條件好的省政府幼兒園,還是費盡周折求人才辦到;連小孩生病住院這樣的小事還要去找有職權的丁小槐處長打招呼。池大為的清高同時受到金錢的挑戰,連襟任志強誇誇其談,投機取巧,唯利是圖,施大為非常瞧不起他,可他可以開越來越好的車,可以給岳母送來豐厚壽禮,可以辦成把兒子送到省政府幼兒園這樣「難於上青天」的事。他一度想埋頭於學術研究,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崗位,但當今社會學術領域也不再是淨土、聖地,腐敗侵蝕了學術,行政權力消解了學術權威,論文評獎、課題申報、出書、職稱評獎等等,不與權力和金錢發生了聯繫。

正是在權力和金錢的雙重挑戰和擠壓下,池大為逐漸領會了權、錢的價值,懂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及「適者生存」的道理。他慢慢「覺醒」了。

池大為的覺醒是漫長的、反覆的、矛盾的,而這恰恰是《滄浪之水》的震顫之處和成功之處。池大為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他的精神信仰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摧毀的。在上大學和參加工作之初,他有過兩次戀愛。

許小曼經常點撥他,啟發他,勸他轉變觀念,他無動於衷,寧願失去兩位女友。後來,他與那個能夠尊重他、不逼他「進步」的董柳結了婚,他更加不屑於奉迎,哪怕被貶到中醫學會了,還能保持原有的衿持和清高。「我覺得做一個邊緣人有好處,像個現代隱士與世無爭。」「如果不是帶有懲罰性質,我倒要感謝那個建議我去中醫學會的人。」懷着這樣的心態,池大為在中醫學會盡力做一個好人,一個與世無爭、只求在學術領域有點成就的知識分子。他發表了幾篇論文,在中醫學會頗得人緣。他的妻子也很滿足於現狀。可是,現實是冷酷無情的,縱然學術領域已非淨土,又怎能容得下池大為的價值觀?等他從北京參加同學聚會回來,思想上已經有了覺醒的萌芽。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種異質的東西,使他與潮流格格不入,甚至對自己的信仰表示懷疑。他發表在《中醫研究》上的論文報到省里評獎時,沒入圍被刷下來。一次次碰壁,使施大為漸漸悟出「我不必再堅守什麼」,「我感到了一種墮落的快意和恐懼。」在這種最初的不自覺的覺醒中,他開始有了一些背叛舉動;他被調去參加全省血吸蟲調查,為了不得罪領導,他居然說:「怎麼都行」、「高興就好」,回來後在寫調查報告時未能據理力爭反對摻假。他從丁小槐接連升遷中體味出同學汪貴發的肺腑之言:「一千條一萬條,把決定你命運的那個人伺侯好了就是第一條。」他終於能放下可憐的清高,陪同過去最瞧不起的連襟任志強去推銷假冒產品。手持輕易掙來的錢,他感到「一個人只要不把自尊看得那麼重,機會還是很多的。我一個小物,把人格自尊吊得那麼高,合理嗎?」他開始理解了丁小槐、任志強和匡開平他們,認為他們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都是人。

這個時候,池大為的覺醒仍然是矛盾的。他為生存成為生存的唯一依據感到可憐。他認為,醒了的人是可悲的,他承受着殘忍的悲哀,橫下心剪斷了對世界的任何念想,捨棄了道義人格和良知,順從了可親又可近又可悲可鄙的現世主義。他感到世界上一定還有另外一種聲音,使他有抗拒的力量。比如孔孟之流的人聖人們,就是一些抗拒者。「我崇拜他們,但我再也不能跟着他們走下去了」。「我已經打倒了。我知道我已經挖了很深的洞穴,把過去的自我埋葬,這也是歷史埋葬的,人拗不過時代。」此時,池大為的覺醒已由不自覺變為自覺了。可是,他的覺醒付出了太多的慘重代價,這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哀。

促成池大為價值觀崩潰的原因來自於社會,而《滄浪之水》用藝術的神來之筆將這種「外界社會」十分生動地具象化了,使我們看到了其豐富性、複雜性、鮮活性。

池大為身處官場,天天耳濡目染官員百態,對官場上流行的「向上負責」、「操作主義」、「實用主義」、「數字就是政績」、「領導說的做的都是對的」等現實由不滿、判逆逐漸變為接受、順從、迎合,正是他處處碰壁換來的覺醒。這種覺醒,首先當然是來自於官場的心靈刺激,其次是家庭、親友、同學的影響和薰陶,昔日戀人許小曼、屈文琴的離去多少給了他反思,妻子董柳戀愛和結婚之初並不逼池大為「進步」,但有了兒子一波後就不同了,常以兒子和房子的事要挾,逼使池大為轉變思想觀眾。同學對池大為的影響是明顯的。那次去北京聚會,許多同學坐飛機去,一般的都坐火車,只有池大為是坐硬座。在捐錢時,有的同學捐了五千多,而池大為的800元捐款還是因為召集人是他初戀情人許小曼,她虛報了800元以照顧他的面子。至於兩個下海暴富的同學胡一兵、劉躍進更是經常有意無意給他上課。連襟任志強,就憑一張能說會道的嘴,不但有錢有小車,而且連池大為辦不成的難事也能辦成。本書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晏之鶴也是名知識分子,年輕時和池大為一樣清高、自信、不願奉迎、巴結,到頭來一無所有。結識池大為後,他常以過去的慘重教訓,教育、啟發池大為徹底拋棄腦海中可憐的清高,告訴他反抗是沒有意義的,人活在這世上,是一種狀態,適者生存,逆者消亡。「你講良心,做好人,別人不一定對你是這樣,世上沒有比良心更能壞事的了。」晏之鶴的話摧毀了池大為的心中剝奪得只剩一點點的信念。他大徹大悟中,感到了絕望。「人只有一輩子,難道我作為廳里的第一個研究生,就這樣過一生嗎?」他開始覺得科長、處長這些以前不屑一顧的頭銜,現在都有了一種神秘的光環,可望而不可及。

在權力與金錢交融組合的「社會場」的作用下,池大為的人格墮落了,扭曲了,而這種傳統價值觀的崩潰,是無奈的必然,他一旦醒悟,身上的潛能欲望開始無限上漲。他開始為自己重新設計人生,為自己設定位置、目標。他把官場的一切「進步」經驗化為自覺的行動,他不斷獲得利益;由一般幹部而到副處長、處長,而廳長助理、副廳長、廳長,由中級職稱而副高、正高職稱,直到博士導師。他有了小車,有了大套房,有了錢,甚至找了個情人。他為自己的覺醒感到慶幸。

有人說,池大為的覺醒過程是一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劇,但只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悲劇,絕不是所有知識分子的悲劇。筆者認為,這種悲劇的產生是必然的,深受幾千年傳統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誰不願像池大為一樣做個與世無爭,只求學術上有點建樹的好人。可是,你要做池大為就是處處碰壁,付出各種代價。適者生存,這個亘古準則,註定了在當前中國國情下傳統的知識分子要醒悟,要徹底放棄固有的價值觀念,才能順應社會現實。因此,池大為的醒悟不是悲哀,而是幸運,一種苦澀的幸運。 [1]

作者簡介

朱文科,湖南耒陽人。中國民協會員,湖南省作協會員,衡陽市民協副主席,耒陽市政協常委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