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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基本内容
外文名：Chinese History
译 者：郑民钦
语 种：简体中文
作 者：陈舜臣
页 数：299页
书 名：中国的历史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ISBN：9787211063666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开 本：16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刻划为中心，用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同时也表达了华裔作家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本书在日本被当作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参考书。[1]
·柏杨最为推崇的历史作家——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
·司马辽太郎万分钦佩的同窗——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我和陈舜臣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我了解他，也知道他对文明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写一部通史，最基本是阅读原文材料。在这点上，我也万分佩服陈舜臣。他对原文的阅读深入而精密，具有广博的学识。” “当我得知这套《中国的历史》要出版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会带我们走进“陈氏中国史”的辉煌世界。而后我又想到，我们等了几个世纪，不就是在等这样一个人吗？” ·不拘一格的历史创作手法：史学+文学 实证+推理——
创作《中国的历史》期间，陈舜臣先生多次来到中国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对隐藏于表象背后的真相尽量做到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唯一中文权威译本——
郑民钦，作家、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著有《日本和歌俳句史》、《日本民族诗歌史》、《日本和歌俳句史》、《和歌美学》等书。1973年起开始做日汉、汉日对译工作，译有大江健三郎、井上靖、川端康成等作家作品多部及《源氏物语》全译本。
图书序言
这几年，陈舜臣先生在我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主要是推理小说、历史小说、随笔被大量译介，使得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这位著名的华裔日本作家的作品。平心而论，陈舜臣的作品走进我国读者的视野来得晚了点。他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他以推理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一部《花叶死亡之日》（《枯草の根》）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奠定了在日本文坛上的推理小说家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曹操》等名作问世。他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意识地将推理手法运用其中，历史与推理的紧密结合更增加了可读性和情趣性，这在日本小说界独树一帜，使他成为与司马辽太郎并驾齐驱的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以日本历史为素材，陈舜臣则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架起了一座桥梁。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几乎在我国都已出版，唯有篇幅最长的、非小说的《中国的历史》尚未译介，此次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以飨读者，实乃幸事。
陈舜臣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以时间为轴，自神话时代写到近代。他与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
《中国的历史》是史书，不是小说，结构严谨，没有虚构、戏说的成分。他的历史小说尽管也是以史实为基础，但既然是小说，其细节描写难免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本书与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本书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想象合理，推理合乎逻辑，是史实的努力再现。
陈舜臣是日籍华人，使得他具有与国内学者、作家不同的认知，但更多地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同时也参考一些日本史料进行论证，比较客观公正。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如他在回答《东方早报》书面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尊重史料和史实是我一贯的原则。我始终认为作家必须尊重历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往往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例如写三国的曹操、刘备，唐朝的李世民，南宋的贾似道，甲午战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历史观的惯势影响，较少局限，克服感情上的碰撞与矛盾，根据史料尽可能地去展现当时的真实历史。
他没有以史学家自称，的确他不是史学家，他是作家，所以他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没有那种常见的显示着权威性的、甚至强加于人的面孔，而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对他的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期待着读者的见智见仁的探讨。
尽管不是小说，但严肃的史书同样离不开立足于史实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就是一种严肃的考证行为。他说：“我依照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相同的基本史料，并且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释、推理。”他的推理十分审慎，对隐藏于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想象尽量做到合情合理，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真相。但这不影响对史实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评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历史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每个人都具有对历史的话语权。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就避免了把鲜活的历史变得干巴巴的纪年表。
《中国的历史》自然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但也适合我国读者。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作者具有独自的历史观，其学术性不亚于史学家的正论另一点是以作家的笔触撰写史书，具有更大的可读性。而且作者的目光经常关注基本被正史所忽视的底层民众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对民众创造历史文化、推动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以独自的文字表现其历史观，为体现原貌，我在翻译时尽量体现作品的原有风格，保留作者的用语，语言力求规范平实。
陈舜臣的创作极其重视史实，视史实为生命。今天翻译这部出版于1990年的《中国的历史》，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利用其后我国的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不然，很多问题的论述将更加明确，也必将大大丰富充实本书的内容。例如，本书对良渚文化的阐述比较简略，如果利用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也许会对中国的朝代断代产生新的想法。再如本书谈到北匈奴的呼衍王，只说到班超的幼子班勇于“永建元年，在平定车师国之后，一鼓作气趁势击败北匈奴的呼衍王”。如果作者能看到在东天山北麓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东黑沟遗址，从其中出土的《镇海碑》的“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这段话，对呼衍王的结局就有明确的结论。当然，我这样的遗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应该是对作者的苛求，这也正是说明历史不断需要改正、更新的必要。
透过《中国的历史》，可以感觉到作者积淀数十年的对传统史学的深厚功底，处处闪烁着敏锐智慧的光芒，透彻深邃的洞察力和恢宏辽阔的大视野把读者带进中国历史气势磅礴的时代进程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深远的情韵。因此，他的史书具有普及性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部书中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获得诸多思想的警示，对构建政治文明的未来社会具有精神的启迪。
陈舜臣文学已经超越国界，走向世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使他超越民族、宗教、语言、风俗、意识形态等障壁，在国际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考察中国历史。他说：“希望通过写作更多地跨越国界去思考，很多事情应该朝着无国界的方向去融合。”我认为，这就是陈舜臣文学创作思想的终极目的。
郑民钦
在丝绸之路刚刚掀起热潮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井上靖先生创作很多《敦煌》、《楼兰》这样古代题材的小说，你的作品同样也是西域题材的居多，但都是以近代为舞台。”如此说来，除少数例外，果然如此。
这一套《中国的历史》从我担任NHK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委员之一在吐鲁番盆地采访时开始执笔，至今已有数年。我在第一页稿纸上落笔时感觉的兴奋至今记忆犹新。
吐鲁番盆地在唐朝初期是高昌国，唐三藏去天竺，途经此地，短期逗留，是一块历史渊源深厚的土地。节目采访，肯定以三藏法师为重点，不过我将19世纪后半叶中亚浩罕汗国的武将阿古柏进攻新疆、占领吐鲁番盆地的故事与7世纪取经的僧侣结合起来。俄国参谋部派来年轻的库罗帕特金大尉（后任俄国的远东军总司令，奉天战役失败）作为军事顾问，阿古柏被清国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击败，全军覆没，本人自杀（一说毒死）。当年的军事顾问在20世纪初已是大将，与日军作战。我站在吐鲁番盆地灼热的沙地上，仿佛听见历史流淌的声音。
据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撰写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汉武帝时代，上溯到五帝纪开始落笔。不论是否意识到，谁都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最为关心。即使称为“古代史狂”的人们，大概也会有古今相通、以古映今的感觉吧。
我认为东亚的近代始于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前，我写过小说《鸦片战争》，接着是下一个时代的题材《太平天国》，并进而创作以日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大江不流》。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我的家乡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我的父亲生于这个时候，这与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接近。《大江不流》之后，按顺序本应该写戊戌（1898年）变法至义和团（1899－－1901年）。其实我现在正收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资料，进行小说化的构思。然而，司马迁的思想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历史的联系流淌的状态，我感觉到从中截取一个片段的不满——确切地说，是不安。
所以，我下决心撰写《中国的历史》。创作小说时是按时代顺序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但这次逆时间顺序而写。坦率地说，当时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等考古学接连不断的重大发现把我的兴趣拉回到古代，但基本上还是溯时代而上的创作冲动在支配自己。
一直怀着从神话时代开始概述中国历史的愿望，为此必须学习。我是一边学习一边撰写本书。这本是为自己的创作而学习，却心想着也让读者随我而学、与我共同理解，这也未免有点霸道。不过，把自己领会的事情以给自己解说般的文字记述下来，我相信对一般读者大概是通俗易懂的。我从头到尾重读一遍，坚信没有晦涩难解之处。 为自己的作品写解说是很难为情的，有人认为无此必要。但是，在本书即将出版最后一卷的时候，我还是想对耐心读完本书的读者说一句话。读到最后一卷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本卷的章节写到“十五年战争”，目录齐全，但与前面的时代叙述相比，简略到令人感觉失去平衡。我想回答的就是这个疑问。
我创作小说写到鸦片战争以后，心有所感，上溯古代，又回到近代，停在本书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
其实我真正想写的是近现代，考虑到今后剩余的岁月，我打算运用历史和小说这两种手段来完成。就是说，读者感觉过于简略的部分将在其他著述中详述。
新时代已经临近。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回顾中国的历史，这使我深感高兴。
陈舜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