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濟義玄禪師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唐禪宗高僧義玄晚年曾應請住在魏博鎮的治所所在地魏州貴鄉傳法，並在此地去世。貴鄉在史書中也被稱為魏府，在五代後唐時一度改名廣普，後漢時改稱大名，故在後來有的史書中也把唐朝時的貴鄉稱為大名。義玄在河北一帶地方傳法時，魏博鎮的節度使是何敬弘（原名何重順，840-866年在位），因為他從朝廷受有「兼中書令」的頭銜（《新唐書》卷二一○〈藩鎮魏博·何重順傳〉），所以在公乘億為義玄弟子存獎寫的《塔碑》中稱之為「中令何公」
原文
臨濟義玄，唐朝人，俗姓邢，曹州南華（今山東）人，臨濟宗初祖。 幼負出塵之志，披剃受具足戒後，博通經論，精究律學。後到黃檗希運處參學，問佛法大意三次，挨三次打。得希運指點，去問高安大愚（馬祖的徒孫），大愚告訴他這是「老婆心切」，他言下大悟，復還黃檗，受其印可。 繼以行腳參禪，以直截痛快的作風，打喝之類的辦法，與大老交鋒，故叢林有「臨濟遊方，氣吞諸方」之說。師接化學人之法有「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四照用」等，機鋒峻烈，生機勃勃。 開創了禪宗史上最為卓絕、門風興隆的臨濟宗，為中日禪宗主流之一。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示寂，諡「慧照大師」。 師初在黃檗會下，行業純一。首座乃嘆曰：「雖是後生，與眾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云：「三年。」首座云：「曾參問也無？」師云：「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首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麼生？」師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首座云：「但更去問。」師又去問，黃檗又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師來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的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師去辭黃檗。檗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為汝說。」師到大愚，大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處來。」大愚云：「黃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云：「黃檗如此老婆心切（慈悲心切），為汝得徹困！（操心到了底）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抓住云：「這尿床鬼子！適來道（剛來問）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黃檗見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什麼了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供養），侍立，黃檗問：「什麼處去來？」師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來，即今便吃！」隨後便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卻來這裡捋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瘋顛漢參堂去。」重視無心，生佛不二。接化有四喝、四料揀、三句、三玄、三要、四照用、四賓主的機用。 中國佛教以陰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為夏安居日，或簡稱坐夏，僧人在這期間靜居寺內坐禪修行，接受供養，一般不外出。義玄在大愚死後也許到各地遊方一個時期，在五月下旬「半夏」的時候回到黃檗山。黃檗希運在武宗會昌二年（482年）應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裴休的邀請離開黃檗山到南昌龍興寺傳法。在裴休於會昌三年（843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以後，也許又回到黃檗山。會昌五年（845年）武宗禁斷佛教，希運與弟子逃隱山林。宣宗即位恢復佛教，他又出來傳法。裴休在大中二年至四年（848－850年）任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時，迎請他到宣城開元寺傳法。[2]也許在此後希運又回到黃檗山，直到大中九年（855年）于山中去世。那麼，義玄是在武宗禁毀佛教之前回到黃檗山呢，還是以後？僅從這段記述是得不出結論的。據這個記載只可看到義玄最後離開希運而打算去河北傳法的情景：在一個中夏時節，義玄匆匆回到黃檗山探望希運，看到希運正在讀經，便譏諷他是收藏黑豆（比喻經文）的老和尚，數日後告辭；途中對希運的問話有疑，又折回黃檗山度過夏安居；在告辭離山時，希運將「百丈先師」遺留下的禪板、機案傳給義玄，並預言他將來在禪宗界會有一番大的作為。義玄告訴希運自己的去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結果，他選擇了河北鎮州1。 在唐末五代先後形成的禪宗五個宗派中，臨濟宗發源地在現在的河北省正定市；溈仰宗的發源地和傳法中心在現在湖南省寧鄉縣、江西省宜春縣；曹洞宗在江西省宜黃縣、宜豐縣；雲門宗在廣州省乳源縣；法眼宗在江蘇省南京市。其中只有臨濟宗發源於江北，其它皆發源於江南。河北省正定在唐代是著名的」河朔三鎮」中的鎮州的治所所在地。 義玄晚年曾應請住在魏博鎮的治所所在地魏州貴鄉傳法，並在此地去世。貴鄉在史書中也被稱為魏府，在五代後唐時一度改名廣普，後漢時改稱大名，故在後來有的史書中也把唐朝時的貴鄉稱為大名。義玄在河北一帶地方傳法時，魏博鎮的節度使是何敬弘（原名何重順，840-866年在位），因為他從朝廷受有「兼中書令」的頭銜（《新唐書》卷二一○〈藩鎮魏博·何重順傳〉），所以在公乘億為義玄弟子存獎寫的《塔碑》中稱之為「中令何公」。 唐朝佛教的巨大發展，寺院、僧尼以及所占土地數量的激增，必然招致與唐中央政府在經濟利益方面發生衝突。唐武宗即位後，信崇道教，親近「排毀佛教，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去之」的道士趙歸真（《舊唐書》〈武宗紀〉），便以「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為標榜，着手限制和削弱佛教，先廢毀廣建于山野鄉村的眾多小寺、蘭若，命十萬多僧尼還俗，然後在會昌五年（845年）下詔大規模地禁斷佛教，此即佛教史書所說的「法難」和「滅佛」，共毀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處，命僧尼二十六萬多人還俗，沒收良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武宗下令禁斷佛教雖在全國很大地區對佛教勢力給以極大的打擊，但由於中央集權的軟弱無力和地方軍政官員、藩鎮的拖延和對抗，在許多地區沒有完全貫徹禁斷佛教的詔令。不僅南方兩浙、宣、鄂、潭、洪、福、三川等地對毀廢佛教的詔令不認真執行，採取「姑務寬容」的做法（唐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載《全唐文》卷七八），而且北方的河朔三鎮等地的節度使則乾脆公開對抗。日本天台宗的求法僧圓仁（794-864）當時尚滯留中國，將他所看到的毀廢佛教的情景在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作了生動的記載。此書卷四載有他在會昌五年十一月三日寫的日記，其中說：三、四年已來，天下州縣准敕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拆佛堂、蘭若、寺舍已 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天下剝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金兩收 驗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收家人、奴婢已訖。唯黃河以北，鎮、幽、魏、 潞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拆寺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有 敕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拆焚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此時鎮州、幽州、魏博的節度使分別是王元逵、張仲武、何弘敬。他們都信奉佛教，保護佛教，反對武宗的禁斷佛教的詔令。因此這些地方的佛教沒有受到嚴重損失，能夠繼續發展。可以說這是義玄與其弟子能夠在這裡順利開展傳法活動並較早地創立臨濟宗的一個重要因素。[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處，有些雖然信仰他教亦能獲得，但畢竟佛教要高超、殊勝多了。
佛教詳盡地剖析宇宙人生的問題，目的在使人對人生能獲得正確的認識。
而佛教的人生觀，嚴格說來，是既不屬於悲觀，也不屬於樂觀的，我們可以勉強稱它做：『中觀』。
什麼叫『中觀』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嘆人生，也不渾渾噩噩地虛擲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掃除一切人生的疑懼、苦悶和誤解，而正確地認識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認為眾生是一體的，休戚與共的，小我生活於大我之中。因此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對命運操縱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當，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勞，努力奮鬥，為了明日，必須獻出今天，沒有辛勤的耕耘，哪會有豐碩的收穫呢?
佛教的戒律，對人的行為並不是死的束縛，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極方面可以止惡防罪，在積極方面能夠鼓勵救人濟世。舉『不殺生』為例，它的真正精神與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殺，而是要去勸人戒殺，一個立志學菩薩道的人，自己殺生固是破戒，就是見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盜』、『說謊』，更要勸人不要偷盜、說謊，苦口婆心的，不厭其煩的勸人改邪歸正。
嚴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違犯五戒在社會上就不能立足，同時為國法所不容，最後只有身系囹圄，飽嘗鐵窗滋味。而佛教更認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違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將墮入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了。(這三類眾生的報應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稱為惡道。)我們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夠了，人能不殺生，社會上就沒有殺人命案;能不偷盜，就沒有小偷、強盜;能不邪淫，就不會有男偷女娼，破壞家庭倫理的事;能不妄語也就不會有欺、詐、騙等事;能不飲酒，則身心愉快，頭腦清晰，不會因一時糊塗而闖禍。(酒有害身體，早經醫學一再證明。)如此，這個社會不是寧靜、安樂的社會嗎?因此我說佛教有淨化社會人心的功用。
佛從不生氣，或處罰弟子，在佛教經典中，絕對找不到佛發怒而用洪水、瘟疫來處罰人類的。
佛對弟子一直和顏悅色，諄諄教誨，他真的是『有教無類』——不論老、少、貧、富、貴、賤，同時包括宇宙間每一類眾生在內。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時機，對不同資質的眾生說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