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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

圖片來自zhihu

二二六事件(ににろくじけん),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發生於日本東京的一次失敗政變日本陸軍的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數名士兵對政府及軍方高級成員中的「統制派」意識形態對手與反對者進行刺殺,最終政變遭到撲滅,直接參與者多判死刑,間接相關人物亦非死即謫,皇道派因此在軍中影響力削減,而同時增加了日軍主流派領導人對日本政府的政治影響力。二二六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亂行動,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事件。[1]

1936年2月26日,數位青年軍官率領士兵分別前往東京各地展開刺殺,並取得相當成果(其中有兩名前首相遇害身亡),還一度佔領了東京市中心。然而起事部隊並未成功殺害時任首相岡田啟介和佔領皇居,他們亦遭到幕後高級將領的拋棄,加上昭和天皇對其政變行動感到憤怒等因素,進而導致起事部隊無法實現政權的替換,最終於2月29日繳械投降。

有別於先前數次類似的青年軍官刺殺政府要員的從輕發落判例,二二六事件中的主謀起事者多受處重刑。在歷經一系列的非公開審判後,共有19名起事部隊領導人物處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監禁判決。日本陸軍中的「皇道派」勢力就此衰落,日本國內曾一度流行以刺殺方式達到政治訴求的活動也就此終止,軍方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也大增。

背景

帝國陸軍內的派系之爭

日本除了帝國海軍與帝國陸軍不合之外,陸軍高層也有著歷史相當悠久的派系鬥爭,最早為源自於明治時期的出身藩閥之別,而到了1930年代,陸軍內形成了兩大派系——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將軍為中心的「皇道派」以及由永田鐵山將軍領導的「統制派」。

「皇道派」強調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主張精神面超越物質面,並認為對蘇聯共產勢力展開進攻極具必要性,是「征俄派」;而「統制派」則受到德國總參謀部思想的強烈影響,看重由中央來計畫經濟與軍事的作法(即總體戰理論)、技術面的現代化與機械化,並主張朝中國擴張,是「征華派」。皇道派於荒木在1931至1934年間擔任陸軍大臣期間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職缺,然而在該人下野後,其成員位置又多由統制派軍人所替補。

日本陸軍軍官就其受到的教育可分成兩種團體,一為畢業於陸軍大學校者,二為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者,前者由日本陸軍的精英份子所構成,後者受限於傳統,其晉升為高級軍官的仕途向來均遭遏止,從而形成了一股年輕、高度政治化的集團,有「少壯派軍官」之稱。

這群少壯派軍官認為國家面臨的問題在於日本偏離了「國體」(指以天皇為中心所構成的國家秩序),「特權階級」剝削人民,導致農村普遍貧困、天皇受到欺瞞,權力由這些人篡奪、致使日本走向衰落,少壯派軍官認為其解決之道即以70年前的「明治維新」為藍本,來一場「昭和維新」,起義和消滅天皇身邊的「邪惡臣子」,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天皇也會肅清西方思想與迫害人民者、恢復日本的國家繁榮。這些思想受到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之影響,原法西斯主義者北一輝的政治哲學(如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也發揮了相當大的煽動作用。

這些集團大小有別、組織鬆散,但大約有100名正規成員,且多駐於東京。少壯派軍官的非正式領袖為前陸軍少尉、北一輝政治思想弟子的西田稅,該人於1920年代成為了民間民族主義者社團的重要成員,該人將陸軍稱作「國體原理派」。1931年,日本發生了當時某種程度上最主要的政治暴力運動——「三月事件」與「十月事件」,帝國陸軍與海軍走向分裂,並終結了他們原本與民間民族主義者的聯繫。

儘管規模相對較小,少壯派的活動仍頗具影響力,在日軍參謀本部和皇室中亦不乏同情者,如裕仁天皇之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就與西田和其他國體原理派領袖交好,且儘管少壯派激進地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時也積極地從那些試圖自保的財閥領袖手中籌措非正規資金來活動。

國體原理派與皇道派之間的本質關係相當複雜,既可說是相同的,又可說是兩者構成一個更大的團體。現代著作的解釋將其歸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團體,並可視作一個互惠互利的政治聯盟,就相對關係來說,皇道派庇護著國體原理派,且給予了交換利益與情報的門路,可抑止過於激進的少壯軍官之行動。

政治暴力運動

二二六事件也可說是由少壯派軍官與其民族主義支持者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暴力運動的總爆發,尤其是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軍少壯派軍官刺殺了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五一五事件」為當時極具代表性的一個事件,很大程度上它促使更多少壯派軍官利用部隊來作為政變的工具,且此一事件同先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樣,法庭對主謀者一律從寬量刑。

二二六事件最直接的徵兆為1934年時發生的「士官學校事件」,國體原理派重要成員的磯部淺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遭控企圖利用軍校謀反而被捕。村中與磯部承認有對此類政變進行過討論,但並未有任何將其付諸實施的計畫。軍事法庭對該事件展開調查,並未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該政變確實存在,但村中與磯部兩人仍獲停職處分。兩人都相信此事件是由統制派主導對皇道派年輕軍官的一次攻擊,因而在停職期間製作了名為《關於肅軍之意見》的小冊子,並在軍中流傳著,還將統制派領袖的陸軍少將永田鐵山稱作「首席反派」,後來軍隊將村中與磯部兩人逐出。

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僅存最後一位身居要職的皇道派軍官——真崎甚三郎大將也被迫離開其職務,少壯派軍官對此事十分憤慨,在歷經荒木大將擔任陸軍大臣的失敗後,真崎成了皇道派的少壯軍官們僅存的希望,但該人又被迫去職,村中與磯部也發表了新的小冊子,刊載攻擊永田解職決定的文章。

1935年8月12日,爆發了「相澤事件」,國體原理派成員、真崎的好友陸軍中佐相澤三郎進入永田的辦公室持刀殺害了永田,以報復後者對皇道派和國體原理派成員的壓迫。相澤自1936年1月下旬開始的公開審判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相澤本人以及國體原理派領導層也視其為發表政治訴求的機會,他們與法官相勾結,將審判轉化為一場對外輸送其意識形態的場合。相澤的支持者在媒體前讚揚相澤的「道德與愛國主義」,後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過民族原則來革新軍隊的普通軍人。

影片

【二・二六事件】近代日本最大のクーデター事件。なぜ、陸軍の青年將校らは、重要閣僚らを暗〇したの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