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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邦
图片来自香港01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母校　　　　香港大学 出生　　　　1985年7月8日 性质　　　　知名香港律师

伍展邦(1985年7月8日)（Bond Ng）

简介

是一名知名香港律师，曾经多次替近年政治活动抗争中的示威者辩护。

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历史及政治，及后取得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士和硕士。

经历

伍展邦的办公室门外贴著纪录片《地厚天高》的海报，他笑言是“全香港唯一一间有梁天琦poster的律师行”。他说自己处理不少暴动罪案件，见到港大师弟梁天琦受打压，感受尤深。

15年后，满腔热血的小伙子已达成了成为律师的理想，支援民主运动中更多怀抱理想的人。

2003年23条立法风波席卷全城，那时还是中六生的伍展邦发起“中学生关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联盟”，过千中学生响应其号召，在7月1日与数十万人上街，写下历史。

年月过去，社会气氛起起跌跌，万人游行的景象再不常见，换成了不断上演的法庭戏码。DQ议员案、暴动案、占中九子案、占旺刑事藐视法庭案、一地两检司法复核......近年数不清的政治案件中，律师团队都有伍展邦的份儿，在法治风眼之中，与愈益猖狂的威权正面交锋。

百字宣言 过千学生响应

见证主权移交的转变，在中学参与辩论队、公民教育小组，关注时事对伍展邦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记得，那些年校园论政的气氛相对宽松，老师会谈论六四，但在同辈之中他始终是少数。“那阵时没有中学生参政，那个年代仲系‘鼓励大家关心时事，唔好净系读书’。参政或者关心社会，系颇为怪、颇为少数。”

至2003年，当社会各个界别同心反对23条立法的时候，伍展邦发觉没有人代表中学生发声。他不甘被消音，“点解觉得我哋冇一支旗、冇一个组织代表，就等如不反对呢？”那年6月底，他匆忙找同学帮忙做了一个网页，放上自己草拟的百字宣言，呼吁中学生参加七一游行，“其实（讯息）好简单慨啫：我哋系一班中学生，我哋好care呢个城市，所以我哋反对廿三条，唔该大家出嚟游行。”

他将宣言传给ICQ上的所有朋友，又贴在讨论区、newsgroup、歌词库等网页，谁料到一呼百应，他的ICQ随即被“add爆”，电话自此响过不停。于是他找来同班同学林正文，及很早就联络他的陈桦，三个中六生成为“中学生关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联盟”的召集人。

距离游行只有数天，他们四出张罗物资，亲手画横额；游行当天，联盟被安排在摩顿台球场起步，球场瞬即爆满，挤满中学生，拿著自制的示威牌，在酷暑下步行到政府总部。

伍展邦笑说，“自此踏上一条不归路。”23条立法搁置后，联盟转型，改了个更简洁直接的名称——“中学生联盟”，希望继续代表中学生的声音 。

参选区议会 坚定律师理想

而伍展邦自己则在翌年升读大学，原想读法律但高考分数不够，便选择在香港大学修读政治和历史。在大学的3年，是大型社会动员过后的沉寂期，加上“董落曾上”，管治班子换人，社会气氛“搞咩（社运）都搞唔起”，伍展邦的投入度也降低。

2006年的暑假，他到余若薇议员办事处当实习，应余的邀请加入刚成立的公民党，并在2007年毕业后参选区议会，在大埔富亨选区取得1,736票，仅败于获2,053票的民建联王秋北。

从政之路未如愿，但他说，选举过程更坚定了当律师的理想。街坊大大小小的求助，包括离婚、工伤、漏水、法团等，都需要专业协助，“如果你系一个律师，可以好切切实实帮他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教学生涯 目睹社会贫富两极

刚毕业的伍展邦，除了参选区议员，同时还在中学任教通识和历史，夜间进修法律。

他的第一份教职在观塘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校内学生一半是少数族裔，一半是新移民，都来自基层，常常缺课，因为要做兼职赚钱帮补家计。

有一次，他叫一个学生去买壁报纸，但她不作声，伍展邦不解，再三要求，“佢好细声咁讲，‘阿Sir，你可唔可以俾咗钱我先，我唔会有钱买壁报纸’。”伍展邦才醒觉，学生们连基本生活都未能应付，“一些我们觉得好理所当然、好容易解决的事，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生问题，辍学、打架、运毒、怀孕，“以为睇戏才会发生的事，活生生地发生。”少数族裔更要面对文化及语言差异，难有出路。

渡过了尽见社会边缘群体挣扎的一年，伍展邦坦言太辛苦。之后他转职到德望学校，又完全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由一间难民学校，去到一间贵族学校。”以前在学校问谁有钱学钢琴，大概没有人会举手，现在问谁除了钢琴还有学其他乐器，则至少有半级同学举手。

学生衣食无忧，有专车接送，教学质素高，似乎是人人称羡的处境；但伍展邦说，在这里他看到上流社会的犬儒和保守。那是2009年，正值六四20周年，他提出想举办活动，但校方“一听就起钢”，通识科主任用各种理由刁难，“佢当时讲出来的歪理，同民建联、工联会差不多，佢真系问：‘你有冇见到六四死人？你系咪亲眼望住佢死？你有冇证据吖？’”伍展邦当然不服，照计划自行搞六四讲座，后果就是不获续约。

伞运郁结

他索性全心攻读法律，2011年毕业后，在专门处理保险诉讼的律师行见习，踏上“正常”的阶梯，做“揾钱”的工作。

然后是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社运气氛再攀上高峰，今次中学生更是主角，学民思潮掀起的浪潮，比当年的中学生联盟更广更阔。在湾仔上班的伍展邦，午饭时间约同事到公民广场食饭盒，向后浪表达支持，“第一、二日都有三、四个傻仔睬我，后尾就梗系得返我自己一个。”

两年后在同一个地方，雨伞运动爆发。大量示威者被打被捕，律师们前所未有的繁忙，通宵出入警署是常态。伍展邦身边很多朋友、党友也是义务律师团队成员，可是他当时任职商业律师行，绝不能参与处理雨伞运动的案件。

平常他在晚上也会抽空为区议员做法律谘询，但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未能投入参与，这份郁结缠绕不去。“做律师原本系谂住帮人、协助小市民，我终于做到律师，喺我个牌最有用慨时候，好似做唔到想做慨嘢。”

做“正常人”平淡赚钱过活，原来不开心。终于在2015年，他加入邓伟棕和廖成利的律师行，而邓伟棕正是他在2003年七一所认识。兜兜转转，仿佛又回到了起点。自此他开始跟进雨伞运动的案件，愈做愈多，2016开设自己的律师行，自己话事，不再受束缚。

七一的意义：坚持

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七一游行的面貌形态，也改变了不少。在伍展邦眼中，过去的七一游行是民意寒暑表，可是在伞运之后，社运陷入低潮，游行的作用受质疑，也失去了作为寒暑表的参考价值。

“但我觉得这些坚持是需要的。其实有点似六四，唔通人少就唔搞咩。大家上网睇到，每一日施政都有问题，七一是一个好好的机会话俾政府听，至少你觉得有咩问题。或者为佢打个分数，超多人去游行，即系证明佢好唔掂。”

“在政府透过法律制度强烈打压所谓‘非和理式’的行为的时候，可能七一是我们可以重新用的渠道或方法，逼政府做一啲嘢。我唔够胆讲七一有100万人就有真普选，但可能可以令马时亨消失，或者令梁君彦唔好咁恶先吖。因为共产党、政敌都系欺善怕恶，你个势强，咪拉住你倾，对你客客气气啰；你个势一弱，就打落水狗。如果大家不觉得暴力革命是一个出路，如果我们用返和理非的手法，一个人数众多的游行应该是较强的选项。”

影片

律师伍展邦分享半年来，他的团队为被捕示威者提供律师 服务所经历的，
披露在反送中运动中，曝光警方是如何破坏香港司法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