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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英语：Franklin Ho，1895年－1975年7月5日），字粹廉，湖南邵阳县硖石口人，经济学家及教育家，基督教耶鲁大学校友。

基督教发展史上，耶稣为首的犹太新兴教派人数并不多，所以要发展下去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耶稣为自己挑选了十二个使徒，象征自古以色列以来的十二部族。这十二个人替耶稣向民众宣传教义。

简介

1895年生于邵阳县硖石口，父亲是乡绅，家中有200多亩土地，同时也是五金商店的合伙人。8岁，开始入父亲办的家馆读书，背诵经书，后来又到族馆学习三年。1909年冬，14岁时，被父亲送入长沙邵阳中学。寒假后，打算去广西桂林读军校，1910年2月,他跟随亲戚到桂林，考前在圣公会办学校的学习英文。11月，考上桂林陆军小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陆小停办。11月，部分军校学生组织徒步前往武昌，何廉也参与了。父亲拜托朋友劝其离开队伍，回桂林，何廉就返回了桂林，12月回到了邵阳老家。1912年冬，再次离家到长沙念书，起初还是在邵阳中学旁听，1913年12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雅礼中学。1918年，毕业后，雅礼的老师建议何廉在美国半工半读，12月，长老会也表示可以资助他出国留学。

1919年7月，随雅礼的几位同学和老师赴美留学，8月到达旧金山，陈翰笙也来迎接，所以先在伯克莱小住，陈翰笙还带他去听伍朝枢的演讲，了解巴黎和会的状况。陈还建议他去自己的母校波莫纳学院学习。于是和邱昌渭一起入读波莫纳学院，被编入二年级。在波莫纳的学习是非常美式的博雅教育，对各种学科进行广泛地学习。1922年，毕业后申请到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奖学金，便决定到耶鲁学习。去耶鲁之前曾到纽约逗留，在这里他遇到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蒋廷黻和罗家伦。6月，前往纽黑文，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曾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身边工作了三年，研究指数。留学时代，何廉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潜心学术研究，也很少和中国人交往。1925年9月，完成毕业论文，1926年6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前费雪还送给他500美元作为礼物，还向他询问了陈锦涛的状况。

6月中旬，搭乘邮轮从温哥华回到上海，收到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7月中旬，拜访张伯苓后，开始在南开的教学生涯。最初开有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公司理财学四门课。1927年末，美国庚款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研究部需要一位研究导师，北大社会系主任陶孟和邀请何廉担任此职，但当时何廉希望多培养人才而谢绝了研究的工作。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成立，邀请何廉任职，他举棋不定下去找张伯苓征求意见，在张极力挽留下何廉留在了南开，并向张提议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在陶孟和的促进下，研究会得到了中华基金会的资助。何廉邀请自己的耶鲁同学方显廷加入，1930年，研究会与中研院社会研究所合并，同年南开遇到了大危机，许多教师离开了南开导致教师不足，商学院和经济系合并为经济学院。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在这段期间，他编制了南开经济指数，创办《经济统计季刊》，也为《独立评论》等刊物撰稿。学校的资金除了原有的投资人以外，后来又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1934年与蒋介石多次晤谈，讨论浙江及全国的土地、经济问题。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加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何廉任会长。

1936年夏，应翁文灏和蒋廷黻的邀请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由于形势所迫南开也同意何廉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1937年3月，代理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直到9月翁文灏回国。八·一三后，国民政府迁都，各单位也筹备缩编和改组，何廉任国民经济部次长、农本局（农业信贷管理局）总经理和农产调整委员会副主委。11月底，撤离南京，12月初，到长沙，月底，又到汉口。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的人事也基本确定，何廉和蒋廷黻也被邀请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筹组。1938年6月，何廉继续担任经济部次长兼行政院政务处长，主管农业方面的行政工作，农本局改为农产调整处，属经济部。这段时间何廉培养训练人才，推广改良种子，提高仓储能力、储备军粮、维持米价：因为米价居高不下，和孔祥熙、吴国桢观点不同，孔认为应该将农本局储藏的粮食投入市场，而何廉也认为这不能解决问题，米价问题是由地主屯粮引起的，不肯放粮，因此产生冲突，在1941年5月辞职，农本局随之撤销。经友人劝进又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参事，不过从未列席参会。6月，何廉准备偕家人到香港暂住，8月30日，遭日军飞机空袭，险些丧命。10月，再度计划去香港，决心不再回政府工作，打算重开南开经济研究所。11月底，从重庆飞抵香港，在周作民家借住，南开的董事颜惠庆、范旭东、陈光甫、唐寿民和胡霖等人也都在香港，于是每隔两三天就聚会讨论经济建设问题。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何廉和几位朋友往北方逃难，受李济深的帮助到桂林，又转机到重庆。

1943年7月初，何廉从贵州回到重庆，蒋介石和他谈到战后的经济建设规划，几星期后熊式辉便登门邀请何廉出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2月，在几间银行的资助下去西北旅行考察，受到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接待。从兰州到青海，也受到省主席马步青的款待。后来到宁夏，西安，还见了胡宗南。1944年1月，何廉回到重庆后就接受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职务，主持战后经济重建方案的编制设计，他并不负责例行的行政工作，因此他推荐了自己的同学邱昌渭负责。1945年春，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何廉也参加了会议。夏，《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编制完成并获通过，何廉受翁文灏邀请再度担任经济部次长。冬，中央设计局完成任务，撤销建制，行政院另组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1946年1月，从重庆迁居南京，6月，经济部改组，何廉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家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摆脱公职后，何廉到金城银行做常务董事，同时也在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刘国均的大成棉纺织染公司、周作民的通成公司和戴自牧的太平洋轮船公司做干股董事，还被永利化学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做顾问。这个时期，何廉也考虑重新开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并打算在南京续办南开时期的经济学刊物。他说服张纯明担任《世纪评论》总编，《世纪评论》主要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作为南开《政治经济季刊》的延续。

1947年5月，回到天津，处理南开的事宜，得以让南开经济指数继续。一个星期后返回上海，并一直住到夏天。何廉一直未能适应上海金融和实业界的生活，想要离开上海，正巧外交部推选他作为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的经济与就业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便决定赴美。7月，偕家离开上海，8月，到达旧金山。在纽黑文安定下来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和联系下四处游学，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

1948年6月，因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所以希望何廉回国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职务，8月底，回国在上海安家，10月14日，就职。内战局势不稳，校园里弥漫着不安，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都很困苦，连最基本生活需要都难以满足。何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学校争取燃煤供暖，还有粮食的供应。12月1日，乘机飞抵上海，后偕家转至香港。

1949年1月2日，乘船前往美国。2月10日，返回在纽黑文的住所。秋，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和经济系任教。1961年，退休。1962年获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四届(人文及社会科学组)院士头衔。

1975年逝世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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