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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濂字宗周，号空夫，今都昌县苏山乡波垅村委会新屋余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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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价

余濂生于都昌，致仕在外，为官清政廉洁，敢斗奸佞、勤政爱民，光争龙比，充分体现了“都佬”精神，是真正的都昌人。在进入新千年的今天，我们要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要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创造未来，奋力干事，和谐共事，努力成事，为创建“实力、活力、魅力”新都昌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物生平编辑 生于明英宗天顺七年（1643年）癸未九月十三日戍时，余濂少时职慧，好学砥行，于明孝宗宏治五年（1492年）壬子乡试中举人。次年，癸丑会试联捷进士，初任行人司，奉差三广，克慎勤勉，政声远播，孝宗“岁年屡阅名绩”，引起关注。随授浙江道监察御史，转奉差巡按辽东。巡视险要长安、长静、长宁三堡，计二百七十余里，流水冲激，城筑旋圮，并植柳三十余万株，干乔枝茂，屹若长域，至今军民咸仰，立庙祭祀，号曰“余公柳”，后以功升副使。于丁艰服阕，补苏州府同知。以母忧归，卒于家。邑志载名臣传祀忠节乡贤祠，并载巡边插柳诗。余濂立朝风采著闻，上章有《日下陈愚录》，巡按辽东有《安边集》，余时编有《空夫诗集》。

相关事件

（一）直言极谏，忠君爱国

余濂为人正直，为官尽责。明孝宗宏治十一年（1498年）四月初八，孝宗皇帝专为余濂颁下褒封敕命。敕命有言：“尔行人司行人余濂，儒业起家，贤科拔隽，列官朝籍，志克慎于操修，奉使藩方动必遵守矩度”，因而“宜有渥恩，以示褒劝，兹特进尔为修职郎”，并勉励余濂“益励初心，以守重任。”在封建社会里，正直儒臣，皆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爱国爱民之心，寄希望于皇帝仁施行仁政，因此中国古代的爱国爱民思想，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有许多臣，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结果不仅丢官，而且丧命，即便遇到开明的君主，毕竟是忠言逆耳，也难从善如流。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帝王，其谏议大夫魏征，先后上谏二百多次，直责李世民的过失，有时引起唐太宗大怒，非要杀掉这“田舍翁”不可，幸好贤后长孙皇后劝道：“妾闻君明臣直，今大唐朝廷有直臣魏征，说明陛下圣明”，这就化解了矛盾。南宋都昌籍爱国名臣江万里，敢于当面斥责权臣贾似道，虽屡遭贬官，仍“九死而不悔”，余濂和江万里均为都昌人，史载余濂立朝正直刚方，忠厚慷慨，风节著闻。明孝宗宏治十二年（1499年），余濂升任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尽忠尽职，直言极谏。明宏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初一日，余濂向孝宗皇帝上《全外戚疏》，要求严惩孝宗皇后两位亲弟寿陵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骄纵横行，“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民愤极大。据明史记载，孝宗“因后故不问”。虽诸臣俱上疏奏劾二张，但“几得罪“孝宗。即便如此，余濂依照强项极谏，将二张的骄纵和孝宗的庇护联系起来。疏中首先直言：张家“膺侯伯之重，爵臻世胄之华阶，恩宠兼临，赏赉无算，实天子之下一人，朝廷之外一家，祖宗以来，外戚之盛未有也。”接着严厉批评张氏兄弟“依凭城社，便佞不知惧也；宗党朋奸，不知禁也；亲友怙势，不知惩也；童仆暴横，不知遏也；人言救正，不知恤也；眷爱包容，不知省也，是以天怒于上，人怒于下。”紧接着直指孝宗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岂可容法度于私戚哉！”最后力劝孝宗“毋惑枕上之私，当循祖宗之法”，将张氏兄弟“削去现爵，发还乡里，使之履历艰难，谙练世故，以息人心之怨，消天道之愆。”整篇上疏，披肝沥胆，充满着浩然正气，体现出一片忠君爱国之心。

（二）弘扬理学，推崇乡贤

余濂三代推崇儒学。曾祖余仲庆于明成祖永乐初年，仗义纠众捐金助修白鹿洞书院，勒碑圣殿仪门，称义民。父余嵩以明经先贡任韶州府推官。兄余澜为贡元。余濂则由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博学多才，名闻遐迩。孝宗皇帝在敕命中称他“儒业起家，贤科拔隽”，又称他为官“志克慎于操修”。余濂在朝为官，忠君爱国，且关注乡梓。为了弘扬理学，推崇乡贤，余濂曾于孝宗宏治十三年（150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书孝宗《题请陈澔从祀奏》，力陈如陈澔一代理学名儒，为何不能像朱熹、程颐、蔡沈、胡安国等名儒那样，列入孔庙去祭祀？原因在于陈澔故里，经元至正兵祸，子孙散亡，基址坟墓被豪强掘占。民间尝存其墓碑之残块者，当府县勘查之时，里甲畏罪，含糊其辞，致使陈澔灵位，没有列入庙堂祭祀之中。奏疏中还驳斥了东汇泽地名可疑之说，请求孝宗皇帝“褒之赠谥，载之祀典，碑得血食文庙。“虽然明孝宗没有采纳余濂建议，陈澔直至清朝雍正年间才入祀文庙，然余濂心系乡梓之情溢于言表。余濂的合理建议，明孝宗为何没有采纳呢？这要从陈澔的经历及明代学风来分析。陈澔，字可大，号云住，世称经归先生，宋末元初都昌马坡村人，为儒学世家。祖父陈炳，淳佑四年进士，精研“礼经”。父大猷，为朱熹三传弟子，宋开庆元年进士，晚年办东斋书院，著有《尚书集传会通》，对书易，礼经有独到研究。陈澔于南宋灭亡后，不应元朝礼聘，隐居山林，办云住书院，教授弟子。他认真总结了南宋灭亡的经验，认为“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乘世立教之书，莫先于礼”，于是潜心注述《礼记集说》，力求“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从明宣宗开始，崇尚讲学之风，所讲之学，以《四书》为主，属理学范畴，对《五经》之学，讲者不多。陈澔的《礼记集说》，只作为纯学术著作，很少纳入讲学内容，而讲学是一个普及性的学术活动，很多讲学之人，都得以从祀孔庙，所以余濂等许多明朝官员奏请陈澔从祀孔庙，均未得到皇帝批准，但余濂关心故里，推崇乡贤弘扬儒学的精神难能可贵。孝宗皇帝也对余濂的一片赤诚，深表赞赏。明宏治十四年（150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宗皇帝又一次颁发褒封余濂的敕命称赞余濂“经术名家，科甲高第，早扬名于使职，遂超擢于宪台。按部有声，久负澄清之志；犯颜无隐，屡陈忠告之言。”“兹特进阶为文林郎。”并嘉勉说：“天下曲直皆系台评。”“庶政之张弛必先宪礼，尚懋已成之绩，益扬终誉之休。”并褒赠余濂已故之父余嵩为文林郎，“锡命推封，光生泉壤，”同时褒封余濂之母翁氏为孺人，褒封余濂之妻高氏为孺人。

（三）陈六事奏，兴朝安邦

余濂洞察朝政，了解民情，为整肃朝纲，致治安邦明孝宗宏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日，余濂向孝宗皇帝上了一篇《陈六事奏》。其中第一条是要接近儒臣，重用儒臣，余濂说：“陛下即位十有二年于兹矣，恩礼臣下，有隆无替，然以臣观之，其形迹似甚疏远者，何也？”“伏愿陛下鉴祖宗之成宪，垂后嗣之彝规，略庙堂之边幅，全君臣之礼貌。”并劝孝宗“至于人才之进退，边将之调用，利益之兴革，凡有关於政务之大者，与之谋议而后行之，”如此“和气充塞，而灾消矣！”余濂第二个建议是要辅翼皇储。余濂说：“储君家国天下之本也。”希望孝宗让皇太子“出宫与儒臣相处，非为读书写字，然也相与之久，自有严惮切磋之益，于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将来成就有不可胜言者。”余濂第三个建议是增取进士。余濂认为“我朝奖用人才莫重於进士之科。建立事功，先后相望皆此途所出也。”他认为每三年一开科，仅进取三百余人，除去死亡之外，远不够“牧民”之用，要孝宗皇帝“照依永乐十年、成化十三年事例增五十名，永为定制。”《明史》卷八十二“食贷志”记载，明代京师国供人员，每年需要粮食400万石，而库存不到一半，入不抵出，因此余濂每年增进士的建议难以实行。余濂第四个建议是慎重民牧。他建议孝宗重用进士清流，选任外官补缺，任御史，有多便于行事，“虽然人情莫不重内而轻外，安常而骇异，改弦易辙，怨谤生焉。任铨衡者，容可避嫌於此也。余濂第五个建议是行查诏书。余濂认为：“奈何有司官吏惟知利已，罔体上意，以剥削为良图，以侵渔为至计，其钱粮并物料等件有已征在官而未解者通同经手之人瞒分人已，漫不知惧，公然挪移侵欺。”并要求被害人“等指实陈告，论以脏罪。则纶音不虚，而军民始蒙实惠矣。”余濂第六个建议是措拔人才。余濂为宏治六年进士翟敬、徐圭、王岳、李师儒、何治、刘溥、谭溥、王越、陈言乞恩，望孝宗“矢引躬逢明圣矜愚有过，得俱蒙收用。表过了余濂为致治安国而爱惜人才的急迫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