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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三千一百余卷，译经缁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诸师外，余如法显、昙无竭、智猛、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阇那崛多等，皆有贡献。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计四阿含经、华严经全部译出，法华经第二译本出，涅槃经初出。他如大集，宝集部份译出，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律藏，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成绩可谓至丰至伟。
原文
东汉末季，西域沙门相继东来，弘传世尊之教。然而佛法弘扬，须藉经典为媒介，故我国早期佛教，恒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我国上自晚汉，下迄中唐，前后七百年间，佛经翻译的工作未尝间断。今日大藏经所传，数逾八千余卷，是皆为古德筚路蓝褛之下所遗留的智慧结晶。
佛经的翻译，可略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自隋统一至唐中叶可称为后期。宋元以降，虽亦偶有译者，然不过补苴而已。
国人之知有佛经，早在西历纪元之前。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然此仅为口传，并无笔译事实上，释迦世尊的经教，最初结集的时候，都是闇诵口传，并无笔录记载。至佛灭数百年后，随教所彼，各土渐有佛经写本。我国最早的译经，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除摩腾外，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为始。
安世高，安息国（今波斯地）人，早岁出家，博探经藏。弘化四方，遍历诸国。以汉桓帝初来华，至洛阳，未久通华语，宣译众经，改梵本为汉语。其后二十余年间，译出安息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高僧传称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谶，月支人，汉桓帝末抵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在前期译经事业中，除安、支二公外，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贡献亦多，支谦本月支人，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汉献帝末年，避乱入吴，孙权拜为博士，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经数十种，江左译经风气，实由谦启之。
竺法护者，系出月支，世居敦煌，八岁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西晋泰始二年，大宝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复入洛阳，再至江左，沿途传译，未尝间断，曾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等经一百五十余部，其时佛典广为流传，护力居多。
自后汉历曹魏孙吴，以迄西晋，二百五十年中，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一千四百余卷，译经缁素计三十余人。除前述数人外，尚有安玄、严佛调、支疆梁接、竺叔兰等译经师多人。此时期内，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但多是零品断简，少有整部全品的。因之所译的经典，文体既未能确立，内容亦不成系统。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模的开始，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
鸠摩罗什大师，为印度大乘佛教建设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父为天竺国相，母是龟兹国王妹。罗什夙慧聪颖，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洞解毗昙（即小乘论），九岁随母之印度，从槃头达多学杂藏及中长阿含四百万言，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及外道经书，阴阳星算等。并师事专弘大乘的须利耶跋陀及须利耶苏摩兄弟，受诵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其后龟兹王迎之还国，罗什乃在龟兹广说大乘诸经，四远宗仰，东土亦闻其名。符秦建元十八年，秦王符坚以道安法师之请，遗将吕光迎之，龟兹留不遣，光灭龟兹，挟之以归。此时符秦已亡，光在西凉自主，罗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凉降于秦，秦主姚兴迎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并使沙门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弘始四年译出坐禅三昧经，阿弥陀经；五年更译大般若经。译此经时，罗什手持梵本，口自传译，姚兴亲执旧经，以相仇校，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然后书之。此后并译大智度论、妙法违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前后共三十五部，三百余卷。
罗什大师译经，意义与文不悖，而文字典丽，发挥幽致。师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住长安十二年，于弘始十四年寂于长安大寺，年七十。
与罗什大师同时，而在江左译经的，为佛驮跋陀罗。驮为北天竺人，少以禅律驰名，姚秦弘始六年至长安，罗什倒屐相迎，每以疑义共相赞决，后因细故为罗什高座弟子憎道恒辈所摈，驮飘然南下，渡江至庐山，应慧远大师之请，译达摩多罗禅经，后至建业，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泥洹经。至刘宋永初二年，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实肇华严之端绪。
罗什与佛驮跋陀罗之后的译经大师，首推真谛三藏。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于梁太清二年抵建业，梁武帝迎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译经教，值侯景之乱未果。后梁元帝即位，谛于金陵正观寺与慧金等共译金光明经七卷，之后并译出大乘起信论，大乘唯识论，俱舍论，四谛论等多卷，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圆寂。
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三千一百余卷，译经缁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诸师外，余如法显、昙无竭、智猛、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阇那崛多等，皆有贡献。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计四阿含经、华严经全部译出，法华经第二译本出，涅槃经初出。他如大集，宝集部份译出，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律藏，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成绩可谓至丰至伟。
在后期译经事业中，出了一位佛教翻译界空前绝后的伟人，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
大师洛阳人，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幼年聪悟不群，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因感于众师讲经，各擅宗途，圣典亦显隐有异，莫知适从，发誓远游西方，以释众疑。乃于贞观二年，私发长安，经凉州，出玉门，涉流沙，展转西行。经高昌，阿耆尼等国，度葱岭，越大雪山，遍历西域印度诸国，前后十七年，将梵经六百五十余部，经中央东亚细亚东归，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长安。其时僧俗出迎者数十万众，太宗皇帝迎慰甚厚，诏于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并特为制三藏圣教序。大师乃网罗贤者，大开译场，前后十九年间，共译出重要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综计隋唐之世，共译出佛经三百六十余部，约三千卷，出大师之手者几居其半。其中最有价值者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大毗婆娑论二百卷，成唯识论十卷。尤以成唯识论，名虽为译，实如自著，为树立法相宗的纲维。
佛经翻译事业，自安世高支娄伽谶始，至玄奘大师达最高潮。大师之后，尚有实叉难陀重译八十卷法华，义净译有部宗毗奈耶百余卷，菩提流志完成大宝积经，不空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般剌密帝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其后自唐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译经事业完全中断。宋太平兴国八年重起译场，先后有法护，施护，法贤，惟净等译大乘中观论，大乘宝要义，大乘集菩萨学论等五百余卷。再以后虽偶有译者，已微不足道了。
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即国人西行求法事。
我国地理环境，东南临海，西北障山。北横大漠，所居者为文化落后之游牧民族，故我国文化，向以单调保守称。魏晋以降，佛法输入，乃使国内贤智之士，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为求正知正见，不惜冒险犯难，西行求法。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是其著者。然魏晋之际，国人西行求法者，实以颖川朱士行始。
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是为汉地沙门之始，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得梵本正书九十章，遣弟子弗不檀送归。后由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
士行而后，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自魏晋至中唐，前后五百余年间，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如晋之法显，姚秦之智猛，刘宋之昙无竭，北齐之道邃。至唐之玄奘，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奘师而后，尚有会宁、窥冲、大津、义净、慧超、不空等。以篇幅所限，兹不赘述。[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