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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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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博学才俊。

乾隆元年（1736）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因不附权贵，于次年辞官归里，不复出任，专心致力于学术，相继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主讲绍兴蕺山书院，从者云集，后又应邀主讲广东端溪书院，对南粤学风影响很大。

在学术上，其推崇黄宗羲，自称为梨洲私淑弟子，又受万斯同影响，专研宋和南明史事，留意乡邦文献，尤好搜罗古典文献及金石旧拓，曾编成《天一阁碑目》。

其著作颇丰，撰有《鲒琦亭集》38卷及《外编》50卷，《诗集》10卷，还有《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经书问答》、《句馀土音》等，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续选《甬上耆旧诗》，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遗产。

全祖望卒年51岁，葬在六世祖全少微墓之西南。墓呈横长方形，墓碑上刻“谢山全太史墓”，西北侧尚有全氏明代神道石坊一方。

著作整理

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

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

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

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

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

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

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两种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

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

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

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

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剳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

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

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著作整理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此书由谢国桢发其端，朱铸禹集前人校注之功，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分三册装订，是全祖望著作的集大成。

当然这么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难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和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胡文校出其标点、文字讹误61处。

有关全祖望著作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和《宋元学案》（民国时期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今有198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对于全祖望著述成书、流布过程的考辨，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过程，指出全祖望计有《公车征士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笺》、《句馀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宋元学案》、《汉书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鲒埯亭集》、《鲒埼亭集诗集》、《鲒埼亭集外编》、《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伪书《年华录》共15种，另外尚有存目之书数种。

此后王永健《评传》、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也对全祖望的著作情况作了介绍和考证。因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在杭世骏处滞留多年，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刘孔伏《<鲒埼亭集>内外编之由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4月）认为，董秉纯两次整理文集，才形成了内外编，指出谢国桢“仿明遗民而分内外集”、黄云眉“杭世骏惧祸”两说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在《胡适全集》中，有许多讨论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适疑心太重，假设过于大胆，他先是认为全祖望七校本为伪作，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后来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的五校本，又撰文承认了七校本的真实性，引起了一些无谓的考证与讨论，谢忠岳的《全祖望·水经注·胡适·天津图书馆》一文对此有具体评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5期）。除胡适外，王国维、陈桥驿、吴天任等人也都对全祖望校《水经注》的贡献有评论。

此外，全祖望还整理完成了黄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学案》。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补写改订黄氏原书，又增立学案32个。卢钟锋的《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陈祖武的《<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林久贵的《(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8月）、仓修良、吕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陈其泰的《<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吴光的《<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1期）及《评传》等文章，都对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学术贡献

对全祖望学术贡献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论文有二十几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三端：续补宋元学术史著作，辑佚和校勘工作，为抗清志士作碑传（《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陈其泰《全祖望与清代学术》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四点：留下表彰民族气节的珍贵文献；揭示清初学术之精髓；完善了《宋元学案》；为清代浙东学派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具体说，全祖望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续补《宋元学案》

卢钟锋《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仓修良、吕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刑》1986年第2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王永健《评传》、陈祖武《<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等论文指出，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有下面四点功绩：第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共32个；第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条目清晰，与正文互为羽翼，相得益彰，开学术史著作中设表之例，体例更为严谨和完备，是学案体的最高成就；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第四，考订史实，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

保存明清文献

梁启超在1923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力夸奖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赞赏全祖望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后人研究全祖望，较多引用梁启超的观点。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认为，《鲒琦亭集》揭示了南明斗争史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隐逸、学者的生平事迹，指出全祖望于明清文献的贡献（《越魂史笔》）。吕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论述了全祖望对晚明、清初历史研究的贡献表现为：可补《明史》所缺，补旧史之不全，纠旧史所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管敏义的《全祖望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吕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等文，认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收集乡邦文献，《鲒琦亭集》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辑佚校勘旧籍

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对郦学功劳极大。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开始“区分经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严谨为学，便利后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广铨的《略述全谢山先生之历史地理学》（《越魂史笔》），从《水经注》校本、 《汉书地理志稽疑》论述全祖望的历史地理学，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经注》、考证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顾志华《试论全祖望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认为，全祖望首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曾贻芬《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认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时，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则，有改动亦慎重，考辨翔实，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书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治史方法

王可风《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中国档案》1958年第3期）、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等文，对全祖望搜集作家手稿、旧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论述。

金伟《<鲒埼亭集>的学术价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刘玉才《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越魂史笔》）、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声法》（《史心文韵》）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的做法。

吕芹的《试论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总结了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

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

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

三是将自己的历史注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历史事件中。

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第六章和吴赞的《全祖望图书编撰学术思想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则认为，全祖望将目录学、学术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宋元学案》、《水经注》编撰工作之中，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笺注《困学纪闻》中。

经学与理学

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经史问答》。论述及此者极少，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谓《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的影子，与顾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胜场”。而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他是我国学术史上很‘早知道《永乐大典》对辑佚学有很大的帮助的先知。全氏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或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关于全祖望的理学思想，詹海云在《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中认为，在本体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黄宗羲“本体未尝离物以为体”以及罗豫章“吾道当无疑于物”的观点；在理气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近于朱学，认为“理先于气”；在知行问题上，全祖望认为知在行先，但须躬行与实际效果之表现来检验“知”是否为正确的认识；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全祖望主张会同，因为朱陆本身论学并没有截然立异处。

书院教育

詹海云《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书院办学目标是“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也即“明经”，书院教育的内容是“行修”。因为书院实际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时文与“明经行修”也不类，全祖望提出要学习应付公职需要的各种文体。全祖望对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费海玑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东方杂志》复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宪的《全祖望书院教育思想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杨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动评述》（《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2月）等文，对此有所评述。

史学思想

多面性

研究全祖望的史学思想的论文相对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也足见谢山史学思想的多面性。

历史观

方祖猷《试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还是有民本主义和人民性思想，这也是浙东史学的重要内容。方祖猷还认为谢山继承了“势”的历史观，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命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实是人生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认为全祖望的“天命观”都有“势”的影子。吕建楚《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拥护清朝是一种进步。方同义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败论人的历史眼光（《浙东学术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采慎取”、“史以纪实”——全祖望的史学精神》，宁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经世致用

全祖望有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赵宗正的《万斯同、全祖望的经世史学思想》（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五十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龙的《漫议实学，兼论全祖望在清实学上的贡献与地位》、李志军的《全祖望实学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二文皆见于《史心文韵》）等文，对此都有详细论述。张丽珠的《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指出，全祖望的史学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学，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气节、以文明道，所以汲汲从事于表，彰忠义的史学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学特色表现为富于史识、谨于史法、长于史论、善于史裁（《越魂史笔》）。文畅平《全祖望史学思想初探》（《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建丰、陈欣《全祖望史学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经世史学》（《越魂史笔》），都持相似观点。

在经史关系上，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有以经史以根，史学为辅的思想。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清代史学与史家》1984年8月初版）认为，全祖望的史学渊源为理学，他“讲宋明理学而无门户之见，实已达于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于感情，醉心正义，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此“由内而外之学也”。

去短集长

“去短集长”既是全祖望的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思想。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反对门户之见，注重独创精神。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史心文韵》）从治学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学思想，调和前人解释全祖望思想轩格之处，正因为包容会通，所以写学术史时，不主一家，客观实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包容异代，“故国不可遽剪”，解决了全祖望既承认于清朝，又大量写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民族思想

鼓舞民族意识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传，表彰气节，极具感染力。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民族意识勃发，学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励，鼓舞民族意识，也是学术受环境影响的表现，周黎庵著文，就直称全祖望为民族史家，陈垣选择《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时，也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建国后，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开。

褒奖气节

研究全祖望史学或者文学的文章，都会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学者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梁启超就认为全祖望对清朝并没有什么愤恨。高国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认为《鲒琦亭集》虽然表彰气节，有进步的教育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全祖望就素负民族气节，联系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场上并不反清，反而有歌颂清朝的文字。《鲒埼亭集》的主旨在于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

吕建楚认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励人的客观效果，却并无故国之思，而且思想上带有严重的宿命论成份，所以明亡清兴是必然的，还认为全祖望顺清、拥清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联系全祖望仆仆于科举，还有表彰清朝官员的碑传，更能说明他并非“素负民族气节”。全祖望之所以着力于碑传写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奋名教的作用（《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

陈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传》（《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则认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贤而写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传，但其着眼点不再是政治上认同明朝，也没有继承他们的反清观念，而是从道德上、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来表彰气节，以正人心，否则就与他的“清人”身份冲突。文中提到中国传统并非单纯以种族为考虑标准，更重要是的以文化为标准。只可惜作者点到为止，并没有入深探讨。

杨启樵认为不适合把全祖望的“褒奖气节”扩大到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全祖望拳拳于故国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传，旨在纪实存真，反清复明的种姓观念并不浓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启圣计击台湾郑氏，指责崇祯“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文章还指出全祖望也有热衷功名的一面（《全谢山史学的精髓》，《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陈、杨两篇文章都侧重挖掘全祖望史学的实录精神，所论比较客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论理学时，从全祖望对宋元之际许衡和刘因两人的评论入手，指出全祖望对于仕不仕二姓，从理学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义的问题。是反对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一个佐证。

高风亮节

光明日报《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一文影响较大，引起了几篇反驳文章，坚持谢国桢等人所说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观点。方祖猷从全祖望家世考证入手，认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传文，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下，只得打着“忠”的旗号，以避开迫害。与吕建楚针锋相对的是，认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论”者，承认清朝入主，并不说明不负民族气节（《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论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社会科学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对《异议》的观点加以反驳。文章从全祖望的生平与著作中，发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强调了全祖望的民族气节，认为《异议》一文所说全祖望激励士气的客观效果与全祖望的主观民族思想分开是不适当的。杨绪敏、曹威《试论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动机及策略》（《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7月）认为，全祖望在《鲒琦亭集》中顺应了清初统治者借宣扬忠孝节义以笼络人心的需要，地借为《明史》增补史实，对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描述，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风亮节，其中既有其坚持民族气节的因素，也与其史家强烈的责任心相关。

总论

仍待研究

纵观百年全祖望研究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可以深入和开拓的领域尚有不少。

首先，清代阮元说全祖望“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兼备，可研究表明，于全祖望考据、辞章已有发掘，但是论述经学、理学者极少，詹海云的博士论文虽有涉及，可真正论述谢山经学、理学者唯第六章之第一、二两节。而全祖望见重于世人的《经史问答》，并没有什么研究。因此，对全祖望经学、理学方面的探讨，应该得到加强。

其次，全祖望自言私淑黄宗羲。章学诚《浙东学术》排定谱系时，以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第三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置全祖望于万斯同之后，强调’了浙东学派的继承关系。谢国桢《黄宗羲学谱》也设一章，将全祖望放在私淑黄宗羲的位置。陈训慈《全谢山文献学》（《史心文韵》）也着眼浙东学术的继承，承认了章学诚对浙东学术谱系的描述。后来的学者，大多着眼于浙东学术史上的全祖望。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就认为全祖望的地方志创作与理论影响了章学诚。《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全祖望史学精神》（《史心文韵》）强调了全祖望的浙东史学精神。绝大多数的文章着眼这种历时的纵向承继关系，而极少有文章专就全祖望与当世学人共时的横向交互影响进行讨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全祖望系在李绂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全祖望的史学与李绂的理学渊源联系起来，指出全祖望学术思想形成受学术环境影响。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直接指出全祖望史学的理学根源。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则从全祖望生平论述其史学思想的形成。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承钱著思路，指出全祖望还受到浙西学术的影响，这尤其值得称赞。这些论文试图扩大全祖望所受历时纵向影响的范围。

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还可以深入细致地考察。詹海云的博士论文第二章曾广泛地考察全祖望与京城、扬州、杭州、宁波学术圈的交互影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也就是说，全祖望与时人在学术上共时横向的交互影响的研究仍待深入，视界还应当更加拓宽。全祖望文学的横向交互影响，似乎前人也没有涉足，特别是与扬州文学圈的唱和，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方兴未艾

最后，全祖望文集大多为碑传文，前人研究多着眼于社会学意义，或阐发其史料价值，或挖掘其民族思想，而从碑传的传记本体论角度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他那些为清代学者写的碑传文，于清初学术研究，极有意义，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全祖望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研究的也比较少，可以进一步深入。有关全祖望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志者是大有可为的。

文献大家

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被李绂所重用，因李绂与张廷玉不和，散馆后以知县任用，遂愤而辞官不复出。后任蕺山、端溪等书院讲席，其学术为士林所推重。尤于史学、文献学多有建树。黄宗羲《宋元学案》未完成而卒，他博采诸书加以补辑，成书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所闻》。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集》，收明清之际碑传极多，富有史料价值。又答弟子董秉纯、张丙、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10卷。

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文献的收集及整理，是这一时期文献学代表人物。世代有藏书。先世“阿育山房”藏书甚富，大半抄自城西丰坊“万卷楼”，然过后皆为其子孙尽以遗书为故纸，论斤两出售。他又重为搜罗，少年时，曾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赵氏“小山堂”等藏书楼，遇见稀有之本即借抄，所藏先后达5万余卷，贮于“双韭山房”和“丛书楼”中。“双韭山房”在鄞县大雷群山中，因山溪多产野韭菜，故名。

编撰有《双韭山房藏书目》。对地方文献收藏颇为勤奋，自称“四明志乘，以吾家为最备”。所作藏书记闻颇多，如《天一阁藏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二老阁藏书记》、《小山堂藏书记》、《旷亭记》、《胡梅磵藏书窖记》、《双韭山房藏书记》等，是研究藏书文化史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古代私人藏书有较高价值。晚年穷困，万余卷典籍尽归卢址“抱经楼”。著《七校〈水经注〉》、《续甬上耆旧诗》、《困学纪闻三笺》、《公车征士小录》、《经史答问》、《汉书地理志稽疑》、《句余士音》、《鲒埼亭集》等30余种。

人物评价

李元度：“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

胡适：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

梁启超：若问我对古今人文集最喜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

后世纪念

全祖望故居

全祖望故居始建于清代，为一幢二进五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由于故居年久失修，楼上地板及木梯的榫卯结构腐朽甚为严重。为恢复故居原貌，当地政府在前期保护维修的基础上，从2007年12月12日开始实施了二期保护维修工程。

2014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三期保护维修工程，新增了“村情村史陈列室”和“全祖望纪念堂”。向游客展示了全祖望的生平事迹与沙港村的悠久历史。现全祖望故居成为了沙港村的小型博物馆。

全祖望墓

全祖望墓，清代建筑，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今为恒春街南侧，市府三招后面），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

人物研究

第一类详细考论全祖望的一生，以年谱、评传为两大宗；

第二类考证全祖望在某一时期的某件事，以单篇论文为主。

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4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属于第一类，蒋《谱》订正全祖望弟子董秉纯《全谢山先生世谱》和《全谢山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四辑题作《清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作者题为清代史梦蛟，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载有此两文）的缺失和疏漏，系年抄录全祖望及友朋相关诗文来印证其生平出处。更主要的是将全祖望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于先生思想变迁，甚为清晰”（太玄先生言，见其《读全祖望先生年谱》，《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62期）。王永健《全祖望评传》也承袭了四期分法。

唯第二期比蒋《谱》提前两年，以全祖望26岁进京为界，更为允当。《评传》还详细罗列全祖望的家世与交游，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全祖望的师友，如方苞、李绂、厉鹗等人，指出这两方面对全祖望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评传》是目前最为全面翔实的研究全祖望生平的著作。 另外尚有一些文章比较简练地概述了全祖望的一生，与刘师培《全祖望传》相近，如《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的《全祖望传》、《清儒学案》及唐鉴《清学案小识》中的《谢山学案》部分、周黎庵《清代民族史家全谢山》（《犬风》第54期1939年）、刘季高《全祖望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见刘氏著《斗室文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杨启樵《全谢山其人其事》（《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顾志华《全祖望传》（张舜徽主编，《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袁元龙《明清浙东学术四大家之一—全祖望》、周时奋《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俞信芳《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全谢山先生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三篇皆见于《越魂史笔》）等。

另一类文章则专门考订全祖望生平疑案，形同笔记谈助。清人徐时栋《烟屿楼集》卷16《记杭堇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542册）记载杭世骏晚年与全祖望交恶一事，全祖望殁后，他扣压全祖望文集，又窃全祖望文章六七篇为己有，编入《道古堂集》，徐时栋讥之为“卖死友”。这一记载引起极多的争议。孟森《鲒埼亭集公案》（连载于《青鹤》杂志第5卷第14、15、16期，1937年）认为此文大致可信，唯所谓交恶之情形，过于夸张，而杭世骏也未有窃全祖望文章如此下流。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也认为确有“交恶”其事，但无“窃文”之举。黄云眉、陈平原以及《评传》则认为，正因为杭世骏的扣压，才使文集逃过文字狱（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鲒埼亭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陈平原《超越“江南之文”》，《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

杨启樵重新细读董秉纯文字，认为杭世骏也是耿介之士，并无扣压全祖望文集之意，所谓“久索不还”，不过是想留文集在手边校改，后来清代刊刻出版的文集底本，正有杭世骏校改的墨迹。两人游粤时亦无交恶之可能，早年也没有“交恶”之远因。对引起全祖望弟子“大惊怪”的杭世骏《鲒埼亭集集序》，杨启樵提出与蒋天枢不同的见解，认为此序不为全祖望讳，也是全祖望为他人写传状、序言的实事求是作风（《全谢山与杭堇浦的轇轕》，《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烟屿楼文集·记杭堇浦>辨诬》，《史心文韵》），我们认为这种见解比较平恕。

海巢《补鲒埼亭集公案》、《再补鲒埼亭集公案》（《学海月刊》第1卷第2、4册，1944年）两文考论全祖望晚年未得“恶疾”、至扬州治病两事。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全祖望生曾遭文字狱辨》（《陈垣史源学杂文》，三联书店2007年）两文，前者指出全祖望续娶之曹孺人即为满人索佳氏，后者指出全祖望生前未遭文字狱，但两者着眼点在全祖望思想，所以意义重大，的是大家手笔。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第一章详考全祖望家世，认为其家世与环境对全祖望的思想、人格形成有绝大的影响。总之，有关全祖望的生平事迹，已经被梳理得比较清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