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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十三世（ LeoⅫ，1810-1903），第一个资产阶级教皇（1878-1903）。耶稣会士，原名阿基诺佩契（Gi-acchino Vinconzo Pecci）生于罗马南部山区的一个中上等家庭，1831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837年任神父。1843年，作为教皇格列高列十六世的全权代表，总领主教衔派驻布鲁塞尔，他曾访问过科隆、伦敦和巴黎，对欧洲的工业化和议会制度有所了解。1846年在佩鲁贾教区任主教。1853年任枢机主教，继续在佩鲁贾教区任职，1877年前往教廷，任事务长，开放梵蒂冈珍藏，鼓励研究圣经。1878年2月任教皇，是梵蒂冈丧失教皇国以后当选的第一位教皇。[1]
与意大利的斗争
他在担任教皇的25 年里，竭尽全力企图恢复教皇国，他曾向俾士麦、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甚至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寻求帮助一起反对意大利。利奥十三世曾60 次正式抗议意大利对教会的掠夺，直到20 世纪他还坚持要求意大利天主教信徒执行“不参政”的政策。与利奥十三世反对意大利的行动相对应，1889 年罗马树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的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纪念塑像。同年意大利还颁布了限制神职人员活动的新的法律条款。10 年以后，意大利政府还成功地阻止了利奥十三世出席“海牙和会”。尽管利奥十三世利用其他国家企图恢复教皇国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他的确为罗马教廷赢得了新的道德影响力。1903年利奥十三世去世时，意大利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罗马问题”已不再是人们热情关注的问题。
充实经济力量
利奥十三世在位正值教会史上的艰难时期，他足智多谋又富于热情，做了许多工作。他十分重视教廷的经济收益，上台不久就收购了大量奥地利、巴伐利亚、法兰西和比利时的股票和有价证劵。他接手法国投机商邦特的建议，决定将梵蒂冈的财产化为资本，成立各种企业，如电气汽车公司、面粉公司及罗马银行等。庇护九世死时，梵蒂冈财产据估计约为8000万里拉，此时上升到1.4亿里拉。全年预算600万里拉。
利奥十三世把重现确立教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对教皇世俗权利和经济问题紧抓不放，犹其在晚年尤甚。沙皇政府驻梵蒂冈的代表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7月向国内汇报时写道：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献给梵蒂冈的捐款平均每年达600-700万法郎，而在圣年多达1000万-1200万法郎。利奥十三世死去前私人积蓄估计已经达到3000万---4000万里拉。
利奥十三世一方面继承了其前任庇护九世的政策，继续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攻击共济会；干涉各国的天主教会，强化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教皇宗座代表的地位和对各个修会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首先倡导教会与社会的对话，提倡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在梵蒂冈请科学家研究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请天主教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向所有的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并且提出了圣经研究的指导方针。尽管他提倡教会要研究当代思想，但后来他又发表通谕谴责教会内部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摇摆不定的矛盾的作法，贯穿于他的整个任期之内，体现在他的许多政策之中。
灵活的政治手段
在政治思想上，利奥十三世继承了他的前任庇护九世的观点，主张罗马天主教会要坚决反对政治自由和民主，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公民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实际政策上，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继任教皇不久，为了联合法国反对意大利，他针对法国天主教流行的反对共和国的观点提出，罗马天主教并不只追求一种政体形式，而是可以接受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希望法国的天主教徒为了教会的最高利益——夺回教皇国，接受撒旦的共和国为“既成事实”，与之妥协。
在对待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他提出“只要是公义的事业”，《人权法案》中的自由是“可以宽容的”，因为教会不必谴责那些“为了获取某些大的善，阻止某些大的恶”的异端派别的统治者。但是当美国天主教自由派领袖大主教吉本斯和艾兰德明确表示从根本上赞成民主制度时，他立刻予以谴责。因为他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只可以接受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而不可以接受其思想。
利奥十三世指示为了天主教的利益，要非常机智灵活的处理问题。他本人外交手段灵活。尽量避免采用强硬手段和激烈措辞和世俗国家打交道。19世纪70年代，德国俾斯麦力图消除国内割据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文化斗争的措施，打击了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某些邦国的分离倾向，利奥十三宁愿同新教的德国和解，同威廉二世会见时，说往事已忘。
他鉴于科学日益发展，被迫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把神学和科学结合起来。他因此获得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后一个老托马斯主义者，又是新托马斯主义者的创始人。1891年发表著名的《劳工问题通谕》，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误”，鼓吹工人与资本家合作，谋求共同幸福。坚持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穷富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不可改变的，宣称政府应当实行仁慈的独裁专制。《新事》通谕提出，工业行会应当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定。它也维护工人和师傅的结社权利，称这是他们的“天然”的权利。在西欧和美国，许多人对梵蒂冈竟然能论述工人结社的权利和政府规范工业企业的权利感到惊奇。利奥的这一通谕在欧洲大陆对罗马天主教徒中的各类社会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也提倡社会“公义”，因而在教会内享有“工人教皇”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