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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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宋史专家虞云国 细描南宋帝国政治生态，把脉帝制中国专制痼疾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
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
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无往不胜，西辽、花剌子模覆灭，西夏、金朝、高丽乞和......但南宋却完全缺乏现实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扼腕和忧心。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本书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 宋宁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作者简介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
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从陈桥到厓山》《水浒乱弹》《书砦梁山泊》《三声楼读记》等。
书评
花了十几个小时，读完虞云国的这本《南宋行暮》。
没有太多的史观考究方面的知识，更多的是梳理宋光宗和宋宁宗时代发生的事情，是记叙型著作。
主要讲述宋光宗和宋宁宗在位的时代。宋朝南渡之后，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之后是南宋灭亡的三位少帝。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当了皇帝的，只有这前面六位。
北宋建国之后，经过太祖太宗真宗的发展，从仁宗时代开始攀上高峰，之后是英宗、神宗、徽宗，极度的繁荣因为金兵的入侵骤然毁灭。皇室成员尽数被虏到北方之后，高宗机缘巧合，因金人不信他是皇室贵胄而逃得一名，辗转来到南方，定都临安杭州，宋朝国祚再次延续一百余年。
南宋六位皇帝，发展的巅峰应该是在宋孝宗任内。宋高宗没有儿子，晚年从太祖的八世孙中千挑万选选出来一个贵子立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孝宗。这位皇帝，不愧是从众多世子中遴选出来的，倒也真的有几分本事，事实上，他也是南宋诸帝中唯一有几分作为的皇帝。在他任内，政治宽容、经济繁荣、文化获得发展，一切都似乎有重回盛世的苗头。坏就坏在选的继承人选错了！
宋孝宗三个儿子，大儿子似乎表现得不错，早早被立为太子。可惜胆子太小了，一次学生与卫队的冲突把他给吓坏了，回去没多久就药石无效病死。宋孝宗剩下俩儿子，老二和老三。老三颇有心机，表现得也有几分宋孝宗的样子，就是生的儿子有点蠢。宋孝宗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没有按照惯例，立嫡立长，而是越位建储，把老三立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宋光宗。
宋孝宗学习他父亲，早早把帝位禅让给宋光宗，当了太上皇。但是他的阴影太大了，宋光宗因为老爹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而怀疑老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自己从帝位上拖下来而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娶了一位糟糕的皇后李凤娘，不时地在他耳边煽风点火，生生把这位皇帝给刺激得反了精神病，成天因为老爹要害他。宋孝宗在被宋高宗禅位之后，一直对“父亲”很是孝顺，承欢膝下，有空就去陪伴父母。可惜他自己却没这待遇，得了精神病的儿子，屡屡不肯来见自己，还因此闹得被大臣、被学生、被天下人指责。纵然如此，宋光宗依然没有去见他那日渐老去的父亲，甚至还因为被天下人指责而精神病更加严重。直至宋孝宗患病去世，举行丧礼下葬，他都始终未能以人子之礼去见父亲一面。
以精神病君临天下，当然是不行的。大宋朝看起来摇摇欲坠了，有大臣就密谋联合后宫的太皇太后（高宗之妻），发动政变，另立皇帝。这主谋大臣有宗室贵子赵汝愚，以及韩仛胄。事情还是做得比较顺利，于是没什么思想准备的嘉王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早就被皇室认为是不慧的宋宁宗。
赵汝愚是宗室贵子，被破格提拔为大臣，最后官拜枢密使。可惜为人太过清高忠直，未能很好地协调政变小集团众人的利益，引起另一个政变参与者韩仛胄的极端不满。韩仛胄是宋朝名相韩琦的六世孙，当今韩皇后的叔公，为人志大才疏，但似乎有股劲儿。
韩仛胄开始组织人马，在赵汝愚的宗室身份上做文章。一边是宗室，一边是后戚。宋宁宗认为宗室对自己皇帝身份的威胁性要比后戚大，于是倒向韩仛胄。韩仛胄利用宋宁宗喜欢用”内批“的处事方式，绕开了宰执部门，再掌控台谏，掀起”伪学“风波，将所有站在赵汝愚一边的公正人士全部贬谪出中央，甚至抄家杀人，谓之庆元党禁。以赵汝愚为首的正义派，居然渐渐被排挤打压，最后丢官离朝身死，譬如朱熹、彭龟年、刘光祖等等。皇帝的大权落到了韩仛胄之手，开始了韩仛胄一党十几年的专政。
韩仛胄本人或许并不想把事情做绝，但他手下的人由不得他，一帮士林败类对赵汝愚一派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在彻底打压获得大权之后，开始了他们声色犬马、纵情欢乐的享受，贪污受贿、弄权享受，天下的风气都坏了，大宋这个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腐朽。
此时，韩皇后去世。韩仛胄的处境不妙。加上此前对赵汝愚一派正义人士的打压，韩仛胄察觉到了天下人的怨气，他想要挽回自己的形象，巩固权位，想到了攻打金国之上，意图转移矛盾。如果打赢了，自己的势力无疑是会十分巩固。加上周边人的阿谀奉承，他竟然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这就是开禧北伐。
遗憾的是，他所任用的人全部都是只会争权夺利，靠着银钱买来的官位，这些人上场去打仗的结果可想而知。轰轰烈烈的北伐，却被金人打得落花流水。金国那边说了，想要和谈，必须看到始作俑者的人头。
韩仛胄本来就失去了人心，这下更加是墙倒众人推。韩皇后去世后，在杨贵妃和曹美人争夺后位的战争中，史弥远站到了杨贵妃一边，结成联盟。在韩仛胄尽失人心、金国索要罪魁祸首的背景下，以史弥远为首的议和派站了出来，史弥远与杨皇后联手。杨皇后成为皇后后，内批的权力落到了她手中，史弥远借助这道权力，扳倒了韩仛胄，成为新的权相，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七年的专权之路。
与韩仛胄相比，史弥远的专权更加可怕。但可怕之处不在于迫害清议人士，而是因循苟且，不思进取，贪污受贿，纵情享乐，错失了国家发展自卫、防御能力的紧要关口，因为这是金国背后的蒙古崛起了！
金国被蒙古攻击，财政告急，催逼着南宋缴纳岁币。南宋趁人之危，拒绝缴纳，激起与金国的战争。虽然最后谁都奈何不了谁，但在宋朝内部，因为战争而加重的赋税，难民、加上天灾，国内形势其实已经岌岌可危。
而宋宁宗这个早就被视为不慧的皇帝，始终唯唯诺诺，从来不把祖宗基业当回事，将权力拱手先后让给韩仛胄、史弥远。他连续生了多个儿子，却都夭折。最后学宋高宗，选太祖的十世孙为继子，可惜这个继子胸无谋略，早早就暴露出了要处决史弥远的心思。史弥远思之再三，再次鼓动杨皇后，在宋宁宗死后另立皇子，奉为皇帝，视为宋理宗。
大宋折入衰世，倒计时开始。
在这一系列变化中，最糟糕的变化就是内批的出现。宋朝的权力运转中，最重要的施政者是宰相部门。理想的状态是，皇帝挑选出最适合的宰相，由宰相总领百官，任命臣僚，处分天下事务；再加上皇帝挑出的台谏监督人士，监督宰相百官。这是宋朝自真宗以来形成的二元复合政体，谓之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这个政体中，皇帝的角色是挑选合格的宰相和台谏人马，最后任由他们自行运转、互相制衡。这个政体固然是分宰相之权，同时也是通过宰相执政来防止皇帝专制独裁。但这一点在宋宁宗时期被打破了，宋宁宗频繁使用内批——政事不再由集体负责的宰相部门裁决，而是皇帝自个儿决定，也就是绕开了宰相部门！一旦皇帝蠢笨，内批权力被奸人所攫取，那么整个天下危矣。很不幸的是，这一切就发生了。宋宁宗是个蠢货，权力通过内批完全落在了韩仛胄手中。韩仛胄通过内批，将自己的党羽安插到台谏部门，逐渐将台谏完全控制。当台谏、内批两大利器都被他所控制，宋朝的国家大权也就彻底落入他手中。权力没有监督、制衡，国家就这么走向了歧途。此后的史弥远、贾似道，都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联合后宫，控制皇帝，控制天下。喜欢用内批，也许在宋宁宗看来这没什么，但此路一开，国家就这么不可控制地走向穷途末路。这算不算另一种蝴蝶效应？
………………以下为笔记 390个笔记 ◆ 一 >> 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 >> 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 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 >> 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 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 ◆ 二 >> 宋孝宗的政治生态相对宽松，尽管他本人不好道学，但用人政策上却从未排斥具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 >> 正是有赖于这种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生态，朱学、陆学与浙学三派经过授徒讲学，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推动了新儒家的扩容，他们补充官僚队伍的比重自然大为提高，进入中枢也是理所当然的。 >> 乃是宋孝宗朝宽松政策与新儒学自身发展势运相辅相成的结果，并非基于所谓革新构想而刻意为之的精心部署。 ◆ 三 >> 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浑，有力朝臣才在后宫支持下拥立新君，却为拥立有功者开启了专擅朝政的方便之门，最终导致权臣专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 这也反证，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独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 >> 尽管心知肚明这唯一亲侄（即宋度宗）“不任为君而足以亡宋”，还是肥水不外流，将其作为不二之选。宋度宗纵欲无度，虽留有三子，却均未成年，先后成为宣告南宋覆亡的末三帝。 >> 在嗣君乏人的连环魔咒背后，凸显的却是君主世袭专制政体的无解困局。 >> 令人惊诧的是，今人居然也将宋孝宗与宋理宗之入承皇位引为宋朝“皇权开放”的论据。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 >> 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 四 >> 在宋孝宗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经过第二代宋学大家朱熹、陆九渊、张栻与吕祖谦等不懈努力，广开书院，授徒讲学，他们及其弟子们或进入官僚系统，或成为后备梯队，到宋孝宗晚年已然构成了国家权力不容忽视的特定群体。 >> 为了稳固权力统治，消解反对势力，史弥远感到与其采取阻遏打击的手法，还不如通过国家政权的巧妙运作与适度调和，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吸纳进官僚系统 >> 新儒学在南宋尊为官学之后，已然丧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学创辟期那种兼容思想、批判精神与原创活力，也标志其开始全面内转。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 ◆ 五 >> 太皇太后吴氏与有力朝臣联手，另立宋宁宗为新君，虽然渡过了皇位传承危机，却开启了由执政大臣与后宫合谋拥立皇位继承人的模式。其后，凭借这一模式而拥立有功的执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为专断朝政的权臣，晚宋三大权相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莫不如此。 >> 首先，宋代家法对宰相权力已有制约性的顶层设计，无论其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的运行程序与统治秩序；而新儒学的政治观也已深深植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之中，与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强大的牵制之势，即便权臣也只能止步于权力的把持与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觊觎至尊的君权而沦为身败名裂的名教罪人。 >>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已经没有贵族大族豪族这种社会背景和地方势力，也没有地区性军队。换言之，权尽管大，而仍旧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之下，没有篡位或割据的可能性。 >> 严格说来，蔡京还不足以称为权相。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 >> 按照刘子健的说法，秦桧以下的权相专政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 >> 倘若再加甄别，这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秦桧的独相之权出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而主动授予的，也就是说，秦桧的权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钦定的。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他们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 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的主动授与或无奈让渡造成的。 >> 无论何种类型的权相，都只是独裁模式下君权的代行者而已。 ◆ 第一章 两朝内禅 >> 仅仅为了做些姿态，向臣民表白还未敢忘记沦陷的中原故土，才仍称为行在。 >> 宋高宗自知生育功能丧失，不得已才做此选择。 >> 宋代规定，直系皇族成年都须迁出大内，移居王府。 >> 东宫虚位很快成为政治敏感点。 >> 也许为避免因储位不定而引起政局动荡，在皇嫡长孙之争的两个月后，孝宗正式册立皇长子赵愭为皇太子。 >> 春夏之间，孝宗让庄文太子钱妃携皇嫡长孙赵挻从东宫徙居外第。此举意向不言自明：孝宗准备另立皇太子。 >> 这时，魏王还在北内陪着他那太上皇帝的翁翁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等他回到王府接到麻制，才明白了一切。 >> 孝宗泫然泪下说：“过去之所以越位建储，就为这孩子福气稍薄，没料到这么早就过世了。”在潜意识里，他要为自己越位建储寻找站得住脚的解释。 ◆ 二 绍熙初政 >> 马基雅维利曾指出：在君主制下，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也就是说，良好的忠言决不会缺少，但只有君主的贤明才能正确听纳这些忠言，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 >> 然而，光宗私心、胜心、忿心并存，虽有刘光祖这样敢言常人所难言的台谏官，也终不能容；拒言玩谏的各种手法，倒已得心应手 >> 于是，因刘光祖、孙逢吉等就出任台谏而“风采一新”的局面，转眼成为明日黄花，而终于“风采日消”。 ◆ 2．正邪并用 >> 他终因豪言奇行不见容于世，言者论列不止，只得提举宫观闲职。 >> 从尊礼陈傅良，赏识王自中，与后来亲擢陈亮为状元来看，光宗主观上还是希望用好人才，有所作为的，而他欣赏的多是既讲究经世，又超脱陈规的人才。 >> 在动真格的时候，皇帝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惩贪成效是可以想见的。 ◆ 5．如此“母仪”，如此“圣德” >> 对后族的恩数，李皇后贪得无厌地让皇帝向祖宗旧制讨价还价。 ◆ 2．一个精神病者主天下 >> 把江山社稷、国计民生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主宰，让一个业已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去担当这一大任，他能负责吗？ ◆ 3．过宫风波 >> 光宗疑惧不肯过宫的根源，还是由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引起的，进而担心他对自己也会被废黜或加害。 >> 太学生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反映出一般国人对皇帝有失孝道的不满。自靖康学潮后，南宋太学生始终很活跃，在重大政事上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且往往代表了公众的评判。 >> 光宗还是老样子，临朝说及过宫，未尝不动情，一入后宫，就改了主意。 >> 新年一过，太上皇病了。皇帝则疑窦再启，一次也没去探病问安。寿皇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儿子拒绝前来，心中很不是滋味。 >> 回想自己在位时，凡出游总是恭请太上皇高宗，也记起去年皇帝还陪自己玩过聚景园。这天，太上皇与其说游园，还不如说在赌气 >> 他凄然不乐，病势转剧，急遽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 宋孝宗由泄泻引起虚症，其后又是艾灸，又是丹剂，终于药石无效。 >> 侍从、馆职、学官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开始居家待罪，其他职事官采取相应行动的更多达百余人。 >> 消息传入北内，太上皇忧心如焚，让嗣秀王伯圭传他谕旨：命宰执都回朝理事。
>> 他知道：儿子就是受李凤娘的刺激才惊惧发病的，也是听信她的谗言才畏忌过宫的。 >> 打这天以后，他进入了弥留状态，但神志仍清楚，他悲愤地拒绝服药，自病重以来，儿子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自己。 >> 而临安城里，居民慌乱，纷纷迁徙。甚至后宫妃嫔都打点细软送回娘家，应付可能发生的社会变乱。 >>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 >> 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 >> 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地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所有这些，深刻形象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愚昧和荒唐。 >> 太皇太后是寿皇之母，应请她听政，暂主丧事。”他们准备在太皇太后垂帘后正式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 >> 他起居服饰，一如平时，虽临父丧，浑如他事，不仅如此，还照常宴饮，传唤俳优；但出于疑忌畏惧的病态心理，怕有人暗算，便“亲挟弧矢，欲以自防”。 >> 皇帝为国之君，为人之子，既不临丧，又不视敛，既不举哀，又不成服，满朝上下的愤慨，众口一词地不满。情绪是会传染的，三军的怨谤，百姓的骇愕，群情激愤到了极点。 >> 庙堂的体面，朝野的怨愤，都不容许继续大丧无主的局面。 ◆ 2．绍熙内禅 >> 留正认为嘉王立为皇太子监国还是可取的：让皇帝退居深宫三年，由皇太子权监军国事，如终丧后，光宗不打算退位，就可以复辟；如果同意内禅，太子便可名正言顺地登位。而他也可以进退有据，无论新君还是旧主，都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相位。 >> ”究竟施行立储还是禅让，批语含混不清，又不下旨送学士院，宰执们不知如何处理好。留正神不守舍，上下殿阶时扭伤了脚脖子，更自认为不祥之兆，向皇帝力请罢相而没有获准。 >> 借机归第。次日大祥，留正在五更时分上表乞请致仕，表文最后请求光宗“速回圣意，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诈”，也不管皇帝是否同意，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 宰相在紧急关头撒手脱逃，消息顿时传遍了京城，朝臣都民听了无不大为惊骇。 >> 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势必涉及敏感的皇位继承，身为宗室大臣介入其间，瓜田李下，无疑诸多不便，故而一直犹豫不决。 >> 卫队这一头搞定以后，汝愚即致函留正，告诉他措置略定，望能稍留勿去，但留正在第二天，即太上皇大祥当日，还是出城逃走了。 >> 宋代有一种习俗，皇太子一旦在大内即位，市民可以进入他的潜邸，见到什么都可以取归己有，当时称为“扫阁”。今晨出发前，许国公对扫阁已做预备，以免损失太多。 >> 她称得上是一部南宋史的见证人了，高宗、孝宗、光宗做皇帝，她都看在眼里，没想到皇位危机竟折腾到这步田地。 >> 礼毕，嗣皇帝衰服来到重华殿东庑素帷前，御史台与门官早就集百官立班等候朝见新君，他就是宋宁宗。 >>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登位的内禅礼终于收场了。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复。然而，比起当年绍兴、淳熙两朝内禅来，绍熙内禅从策划到行礼都是在人心惶惶中进行的，实际上仅仅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这一事件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时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象都难以为继了。 ◆ 3．疯皇的晚年 >> 光宗便侧转身子面里睡去，再也不答理谁。他的精神病又复发了。 >> 光宗彻底疯了，他拒绝见儿子，不愿意听到自己被称为太上皇。虽然当年他也曾迫不及待地巴望父皇禅位给自己，自己却不情愿这么早就让位给儿子。 >> 从这以后，光宗经常神情恍惚，疯疯癫癫地在宫禁里跑来跑去，宫女与内侍都怕撞见他，私下里叫他疯皇。 >> 李凤娘还那么迷信方术。听算命的说她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而事佛，终于在那里生了病。 ◆ 第二章 庆元党禁 >> 宋代罢免宰执，一般是示意本人自请罢政，然后君主允准，以保存大臣体面。罕有君主直接黜罢之例，而径以御笔内批进退大臣则几无前例。尽管罢免留正无可厚非，但内批之法却潜伏着隐患 >> 但同姓拜相确为宋代家法之大忌，因为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就可能威胁君权与皇位。但局势的发展已将汝愚推到了相位之前，在宁宗眼里，在朝野士大夫心目中，一时之间，他已成众望所归的人物。 赵汝愚，好有故事一人物。宗室贵子，被破格提拔为枢相。国家动乱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最终受命任执政，且看他后面如何。 >> 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激励他慨然发愤、志于有为，汝愚终于受命为相，踏上了一条铺满荆棘的危径。 >> 朱熹建议：今后除朔望、旬休与过宫日份外，不论单双日都早晚进讲，只在有朝殿的日子才暂停早讲一次。宁宗同意。每次进讲，朱熹都把要讲的内容编次成帙，再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凡能联系君德与时政处，也言无不尽，宁宗倒也能虚心听纳。 看来是个书呆子，只知道死读书，读不进脑子里。 >> 但正如彭龟年所说，“人君之学与书生不同”，圣主明君不能不学无术，也不能不读书，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帝王之学非关书也，宁宗后来为政也印证了这点。 >> 总之，以赵愚汝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以原王府讲官为基本班底，宁宗初政，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也真透露出一点治世气象来了。 >> 宋代惯例，人主新即位，凡郡守监司都可以推恩任子，即使权摄州府者也一视同仁。汝愚革除了权摄官的恩例，作为“裁抑侥幸”的第一刀，被裁抑者自然怨声载道。 >> 在中央官吏任命上，汝愚有两项动作。其一，引荐所知的在外人才，直接授与馆阁、太学之职，作为修补赵宋大厦的助手。 >> 其二，重新推行侍从荐举台谏官的旧制。 >> 相对说来，君主直除仅取决于皇帝的明断，抛弃了侍从荐举对君权相对合理的制维机制，较易出现弊端 >> 皇帝的性格和为人缺乏主见，凡事无可无不可，完全被动接受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其本人在知人理政上，甚至比发病前的光宗还要无能与浅薄 >> 即便赵汝愚的改革弊政，也还都是皮毛枝节的小举动，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这些小修补究竟有多大效果，起了多少作用，也大可怀疑，这座破败的大厦已不是小修小补所能支撑住的。 ◆ 2．道学朋党之争 >> 庆元党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但却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 >> 理学家及道学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他们执道学门户之见，自视甚高而责人太苛；而那些被排在道学门户之外被责的官僚们，因道学尚未被定为独尊的官学， >> 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发动朋党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学也一并实施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 >> 因此，在道学已成显学却未成官学的这一时期，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就是绝非偶然的了。 >> 孝宗对当时士大夫好尚清议之说，明确持反对态度。皇帝这种倾向无意中向反道学派攻讦政敌指明了突破口。 >> 孝宗不好道学，却也反对朋党，他对朱熹与林栗的处理，应即他素所主张的“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缘为党？”或许孝宗驾驭有术，道学朋党之争虽在淳熙年间波澜迭起，却始终没有掀起政局上的轩然大波。 ◆ 3．韩侂胄从积怨到结党 >> 在这场政变中，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始终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韩侂胄与关礼则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郭杲以军事实力保证了政变的成功。 >> 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反而招来嗜进者的嫉恨与怨望，纷纷倒向了侂胄。 >> 正是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当时尽管“有用人之权，有去小人之力，而优柔不断”，最终造成了双方力量的进退消长。 >> 的倚重与御笔，正是欲与赵汝愚一决雌雄的韩侂胄迫切希望得到的。 >> 心计不多、城府不深的韩侂胄听了刘弼的话，顿时醒悟。 >> 自此便将御笔与台谏紧紧抓在手里，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须臾不离的法宝。 >> 宋代中枢权力结构，除去君主，按性质、职能可以划为三个官僚圈，一是位居三省二府（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门下、枢密院）之长的宰执圈；二是包括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封驳官在内的侍从圈；三是御史、谏官构成的台谏圈。 >> 由于台谏拥有议论与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党争双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势必借助与倚重台谏力量。 >> 刘德秀以州县官从四川入朝，赵汝愚只让他做大理寺主簿，他怫然不满，见于辞色，受到侂胄的拉拢。他为人狠愎自任，一登言路，便视忠良骨鲠的士大夫犹如寇仇，不尽吞噬搏击决不罢手。 >> 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重要的并不在于争取全体台谏，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 “他是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一网打尽了！”侂胄一下子开了窍，就造开了这方面的舆论。 >> 但彦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又同为内禅决策者，这次告发无疑是很有分量的。 ◆ 4．在宗室与外戚之间抉择 >> 朱熹认为皇帝是中人之质，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关键在于变化气质。他更意识到经筵官作为帝王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急于致君尧舜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切，抓住一切机会对皇帝开导与谏正。 >> 祖宗以来，人主虽独断于上，但天下事必经中书，未有直以御笔裁处的。崇宁、大观御笔可为深戒。近来台谏官与封驳官屡有更易，中书无所参预，御笔渐多，实骇观听 >> 侂胄见朱熹只差点了自己的名，一切都说得呼之欲出，勃然大怒。他深感朱熹的威胁更切近直接。 >> 在这关键时刻，汝愚没能抓住宁宗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力劝他疏远侂胄，因为即使双方同罢，以牺牲龟年换得斥逐侂胄，在策略上也还是可取的。他建议让韩侂胄奉内祠，彭龟年依旧供职，坐失逐韩的唯一机会。 >> 胡纮因而对汝愚也心存龃龉。他与李沐都是有才学的，文章直逼柳宗元，而李沐的诗文也颇洒脱。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搏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是远过一般鹰犬的。 >> 韩党惟恐汝愚体面去位，他日还会复用，倘若东山再起，那就前功尽弃了，就施计延缓他的辞行。 >> 尽管双方首领一方是外戚，一方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具有外戚集团与宗室集团斗争的性质。韩侂胄及其党羽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政敌的借口而已。 >> 他也许认为，汝愚作为同姓宰相、定策大臣，对皇位的威胁远比侂胄为大，何况还有那些无风不起浪的流言，能不令人起疑和提防！ ◆ 二 伪学逆党之禁 >> 于是，谏诤、抗议的奏疏纷至沓来。拥赵反韩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所未及，他决定给反对者以打击，好在台谏早已驱遣如意，内批犹如探囊取物。 >> 政权将归于幸门，而不在公室。 >> 但令人不解的是，宁宗尽管现在知道了这事，却既不纠正对祖俭的处理，又不追究侂胄的责任，除去庸弱无知，很难有其他理由为他开脱了。 >> 宁宗这次知道杨宏中等上言何事的，但对太学生仗义执言仍做出了是非颠倒的处理。 >> 这时制诏官与封驳官都是韩党天下了。 >> 韩党感到，赵汝愚的门下与朱熹的弟子颇多知名之士，都是于己不利的反对势力，逐个打击费时费力，总得编派个能一网打尽的笼盖性罪名，就想到了“伪学”。 >> 也就是在甄别基础上，对朝臣来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知名之士。 >> 刘德秀、何澹一伙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迎合了侂胄的需要，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仅把自己心中，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中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与思想史上最黑暗酷烈的一幕。在这一过程中，昏愦的宋宁宗完全受制于来势汹汹的朝堂舆论，认可了伪学之禁。 >> 在这场政争中，公道人心的天平明显倾向汝愚一方。即便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民心的向背总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能够奋不顾身，临危受命，使南宋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政治危机；他志在改革弊政，网罗德才兼备之士，辅助新君之政，令天下都怀翕然望治之心。 ◆ 2．尽黜“伪学”，尽逐“逆党” >> 现在，汝愚已死，侂胄大权在握，党徒们更有恃无恐了，他们对政敌的排击比侂胄还要卖力起劲。好在道学已成为随心所欲地打人的大棒，这是专制政治下思想罪的妙用。 >> 中国历代党争往往并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党争中占优势一方总企图既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又将其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的绝对正确，后者旨在让党争双方以外的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对 >> 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推上忠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和诛身的双重判决，然后再采取所谓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政敌分化瓦解。这种手法也是中国专制政体下党争时惯用伎俩。 ◆ 4．党禁的弛解 >> 其他党争较严格地局限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而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竭尽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给予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声讨和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都是非颠倒了。 >> 而韩侂胄擅权开启了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之门，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庆元党禁对晚宋政治最直接的消极影响。 ◆ 三 韩侂胄专政 >> 韩侂胄专擅朝政与击败政敌所用的是同一伎俩：其一，假借御笔；其二，操纵台谏。 >> 他首先网罗的是台谏官，以便借重所谓台谏公议钳制上下，左右舆论。 >> 侂胄私用台谏的方法是先由自己密启，再请宁宗御笔 >> 在台谏悉为鹰犬后，侂胄进而控制封驳机构，以确保自己的意志借助诏旨的形式畅行无阻。 >> 尽管在庆元、嘉泰十年间，侂胄的权势不断上升，直到建节、封王、拜太师，但都是荣衔，而非实职，他所任的最高实职只是枢密都承旨，而迄未染指相位。 >> 只要一手遮住在上者的耳目就可以为所欲为，几乎是任何形式独裁统治难以根绝的痼疾。 >> 然而，权力欲的驱动，追随者的鼓噪，何况皇帝又那么容易愚弄和对付，都让侂胄在弄权的路上身不由己了。 ◆ 2．权臣专擅下的宁宗之政 >> 韩皇后之死，则令侂胄迫切感到不能再凭外戚之尊，而必须建立大功业来换取继续专权的发言权 >> 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倚靠着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嘉泰政治的全景图。 >> 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性的大计划，这无异于驱迫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 ◆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 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权位，侂胄有点忧心忡忡、一筹莫展。这时，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侂胄感到这是个好主意：既能转移反对派的注意力，使他们淡忘伪学之禁的创痛；而自己独揽大权、专断朝政也有了雄厚的资本，非议之声或许会随之消歇。 >> 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在专制独裁政体下，这类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历史上确实并不少见。 >> 侂胄虽有意开边，却顾虑人心舆论的向背。 >> 对侂胄锐意用兵，他明知舆情并不认可，与士大夫谈及时也蹙额皱眉，表示要进谏反对。但当着侂胄的面，说的却是迎合其开边的话头。 >> 李壁内心反对轻率北伐，但为了名位权力，终于把国家的休戚当作了交换的筹码。 >> 侂胄默然无语。他既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为了汉室王业，却也绝无篡夺之志，只是为了巩固既得的权位。他将战争视为一种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轻率儿戏，至于战前审时度势的见识，战时运筹帷幄的才略，显然是并不具备的。 >> 辛、陆被罗致，最令侂胄得意，他俩思念故土、渴求恢复的新作一经吟成便不胫而走，久被视为主战派的旗帜和歌手。 >> 但是，弃疾所说的“金国必乱必亡”，并不就是说灭亡在即，他在开禧之际曾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显然认为战前准备相差尚远。 >> 开禧北伐前夕舆论的一面倒，侂胄长期专政，钳制舆论的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自隆兴北伐失利以来，南宋臣民的民族复仇情绪也在其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2．“燕可伐欤”？ >> 绍兴和议以后形成的宋金对峙，从根本上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揭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达到并保持着力量的平衡。如果双方综合国力没有明显的消长，或者外来因素的强力干预，这种平衡态势决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因此，关键就在于跃跃欲试企望打破这种平衡态势的南宋，是否在综合国力上对金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 今却不及千匹，缺额几近一半。这一数据暴露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南宋压根儿没有强大的骑兵可与女真骑兵抗衡。南宋以这样的将帅统率着如此的士兵贸然北伐，其结局是不难预卜的。 >> 辛弃疾和叶适，一位深谙兵韬武略，一位颇知经世致用，平生又皆力主抗金，对开禧北伐的见解都是深中肯棨的。 >> 当韩侂胄准备驾着这条破损的旧船疾驶向战争狂澜时，朝堂上反对的并非只有叶适一人。 ◆ 3．走向战争 >> 追封岳飞，尽管侂胄心存私意，但确是大振民心、大得人心之举，起到了号召军民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舆论上的广泛支持。 >> 宁宗无能，侂胄专擅，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是必然的。侂胄固然应该追究，宁宗本人就没有责任吗？ ◆ 二 开禧北伐 >> 眼看宋军将全军覆灭，郭倬向金军乞和，金将仆撒孛堇说：“执田俊迈给我，让你们全师撤回。”郭倬竟将勇将田俊迈缚送金营。金军虽让郭倬率军撤离，但仍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给剿杀俘虏了。 >> 张扬了好几年的北伐，只收复了一座泗州城。所有的庆功文章只能做在这座孤城上了。 >> 韩侂胄终于明白，他的北伐大业倚用的是一批怎样的酒囊饭袋。盛怒之下，便狠狠地惩罚他们，六、七、八三月，贬窜败将成了他的一大节目。 >> 郭倬因献勇将田俊迈给敌国，最后在镇江斩首。 >> 他公然定价售卖将帅之职，早是公开的秘密，只有侂胄还蒙在鼓里。 ◆ 3．吴曦之叛 >> 四川远离中央，在地理、财政上都有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宋高宗的第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 >> 吴氏三世帅蜀，尽管自高宗以来“皆留其子孙于中朝”，但从孝宗朝起就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 >> 早在数月前，不止一人对程松说吴曦必叛。他却嗤笑告变者脑子有病，如今吴曦果真降金，他竟惶愕不知所为。 >> 他身为四川军政最高统帅，竟然担心事泄取祸，把两人礼送走了。 胆子太小了点，有胆子割据自立，就不该这么胆小啊，能成什么事？ >> 义安丙矫诏诛逆的成功，最根本原因是分裂不得人心，而平叛过程中最担身家性命风险的则是杨巨源和李好义。 >> 惟其如此，朝廷奖谕诏书竟没有一字提到巨源和好义，附逆从乱的王喜反拜为节度使。好义、巨源相继死于非命，蜀中忠义之士莫不扼腕流涕，一时再次人情汹汹。 ◆ 4．摇摆在和战之间 >> 战争在年初已然定局，但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都如此不堪一击，却出人意料。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侂胄所用非人。 >> 由此也决定了侂胄借以方面之重的主帅与大将的素质：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诸辈都是猥琐庸才，他们平日只知克剥士卒，收受贿赂，作为买官进身的资本。 >> 对金国提出的议和五款，除割地、称臣两款没有同意外，对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三款认为可以接受。 >> 方信孺是开禧北伐期间出色的外交使节。在南宋处于军事劣势的条件下，他能清醒认识到金国北有鞑靼之扰，虽勉强出兵与宋朝相持，力绌情见，势不能久，故而敢于拒绝金人索求，而希望以一己之口舌，弭双方之兵戎，而能够不辱使命。 >> 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孺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而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 三 诛韩与议和 >> 随着地位上升，杨皇后深为出身低贱而苦恼，对原先亲族虽暗地也有馈赠，但绝不往来。她命内侍私下为她寻找同宗，找到了武学生出身的杨次山。次山被宣召入宫，两人相见，演了一场多年失散一朝相认的轻喜剧 >> 开禧北伐期间，史弥远所做的，大概一方面充分利用翊善的身份，对皇子施行“特殊教育”，巧妙通过他传达内外朝的动向，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宋金战局的发展和朝廷势力的消长。 >> 弥远仅是礼部侍郎，要把事情做大，还须借助地位更高的同盟者。而钱象祖因公开反对北伐而被侂胄贬黜出朝的，在反韩与求和上，不言自明是合适的结盟人选。 >> 尽管对北伐的态度游移不定，但他对侂胄的倚信至今仍是确定不移的，离开了强有力的侂胄，他将以谁为依靠呢？ >> 宁宗生性软弱游移，只消大局一定，他是会承认现实。 ◆ 2．诛韩前后 >> 御笔原都出自侂胄，近来却渐由杨皇后取而代之。 >> 这些任命也表明：从一开始，宁宗就顺从了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集团的摆布和控制。 >> 这种公然愚弄人主的举动，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弥远袭用其术，私下示意台谏官与封驳官，在短短几天内连珠炮似地上奏抨击侂胄，借所谓公论迫使宁宗转变态度。 ◆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 权臣韩侂胄死后，宁宗开始所谓的“亲政”，尽管此前是他自己把权力拱手让渡给侂胄的。他曾对侂胄信任甚深，倚赖甚笃，如今已扭转了认识。这固然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公论大作文章的结果，但他本人也确实缺乏主见。 >> 在君主制下，在臣下观念中，对权臣的弊政，君主是毋须负责或不必负主要责任的，而决心更化倒表现出人君圣德。奏疏陆续递了进来。
>> 韩侂胄专政因庆元党禁而摧残人才，因开禧北伐而危害国家，但最大的流毒还是钳制舆论公议，败坏风气人心。 >> 到开禧用兵，不仅举朝不敢言，布衣之中找一个吕祖泰那样的人也难得，则开禧之疾又深于嘉泰。风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药扶持，岂易为力？ >> 一句话，就是开放舆论，让不同的意见说出来。 >> 当年秦桧主和后就厉行私史之禁，侂胄专政后同样担心私史保存了绍熙内禅与庆元党禁中不利于他的史实，何况国史失信而私史转盛已现势头。在专制统治下，每当政局剧变后，往往伴随着这种改写和重评历史的工作。 >> 但清除工作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偏差，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之议的官僚士大夫，都视为韩党，悉与屏逐。 >> 在这场清洗中，偏见的传染固然左右了部分言官的情绪，但借清除韩党为名，行排斥异己为实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 在专制政权下，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拨乱反正，只能在与那一事件利害攸关、荣辱与共的权势人物或死或败，退出政治舞台后，才能真正着手进行。 >> 嘉定更化中，宁宗就是抱着这种认识为党禁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却从不反省：韩党当初所为，都是通过他的名义，获得他的认可才推行下去的。 >> 唯恐有关部门执行迟滞，他又用上了龟年生前谏止再三的内批，借以表达对旧学老师的“肃敬之意”。 >> 话说得很委婉，却在面责与忠告人君：既知其忠，逐而不用，你是有责任的；但关键还在于防止故态复萌。 >> 王居安去朝，预示着宁宗在用人上摇摆不定、邪正不分的旧病复发，其后二三年间，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倪思以侍从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以封驳论事去。 >> 明知是骨鲠之臣，却听任他出朝，这倒充分反映出宁宗为政的游移和颟顸。 ◆ 3．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 政变集团往往不是稳定的政治联盟，一旦政变成功，在重新分割权力过程中联盟的解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 >> 史弥远丁忧守服，历史偶然性给出了一次绝好机会。宁宗若是一个稍有统治术的君主，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以孝道为理由让史弥远遵守27个月的丧制，将以史代韩的炙热势头来番冷处理，然后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嘉定更化”。然而，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现在，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正因为他的个性因素，历史循着另一种轨迹延展着。 >> 前一句则道明了宁宗的心态，面对一望无际的大川，他竟不知怎样才能驾驭南宋王朝这艘破舟。宁宗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行这夺情之典，把驾驶权交给史弥远。 ◆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 在蒙古南侵时期，战乱、灾荒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及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风起云涌的红袄军大起义。这时的金朝倒真正陷入了内乱外患的境地，开始走向衰亡。 >> 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分析了金国必亡之势，认为：第一，面对金国的衰亡，应该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第二，在金国灭亡的过程中，对蒙古的政策，对山东、河北起事豪杰的态度，朝廷都应早拿定主意。然而，这一建议没引起宋宁宗和史弥远的重视，对金政策维持原状，对蒙古和中原豪杰的方略根本未列入议事日程，即使自身的军政战备也依旧因循苟且。 >> 宋蒙之间必定出现“疆场相望，便为邻国”的局面。 >> 德秀吁请：“用忠贤，修政事，纳群策，收众心，是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是自立之具”，并详细陈述了具体建议。 >> 在岁币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淮西提举常平乔行简上书宰执：“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现在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 >> 实际上，真德秀上奏的主旨是要求朝廷早定自立之本，修自立之具，断绝岁币只是这一前提下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已。 >> 然而，宋宁宗与史弥远并未产生紧迫的危机感，对金政策依旧举棋不定，更遑论对蒙方针的确立了。 >> 从嘉定八年起这三年间，宋已停止向金纳币，但使节仍正常往来着，金朝忙于反击与惩罚西夏，也无暇顾及南宋的岁币，更不愿同时与蒙、夏、宋在三条战线上开战。 >> 嘉定年间，南宋这种旷日持久而无补大势的战、守、和之争，坐失了时机，贻误了国家。 >> 史弥远作壁上观，他的主和倾向自有胡榘代为兜销。对这种误国行径，太学生又一次代表社会公论闹起了学潮。对学生请愿，朝廷不理不睬。 >> 西夏在蒙古崛起后率先受攻击，曾向金国求援，被置之不理，只得向蒙古纳女乞和，故而对金积怨颇深，在蒙古兵锋转向金国后，也与之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 >> 经过长达七年的较量，交战双方就像一对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谁都没有一举击倒对手的实力与优势，双方气喘吁吁都想休息，这一愿望对金朝说来也许更迫切些。 ◆ 2．从握蛇骑虎到养虎贻祸 >> 在侵宋战争中，金军没能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朝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事在后方有力牵制了金军，支援了南宋军民保卫家园的正义斗争。 >> 激成红袄军起事的主因固然是这一时期金朝的阶级矛盾与战乱灾荒，但中原遗民和女真贵族、蒙古军队的民族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 >> 金朝侵宋后，这些武装把亲宋的感情变为归宋的行动，军事上也从单纯反金改为联宋抗金。 >> 宋金嘉定战争一开始，如何对待来归的北方流民，也成为南宋朝廷必须深长计议的大问题。 >> 宋宁宗的诏书和史弥远的密令体现了南宋政策的一个方面，即试图对忠义军民通过招诱节制、授官封爵，引为反金的力量，但也仅是利用而已。实际上，南宋朝廷只要真正联合北方忠义军民，他们足以成为反金抗蒙保宋的忠实同盟军。 >>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来归的忠义兵民内心却深怀疑忌和恐惧。如果说于李全这样自成气候的武装力量，采取的是招诱节制的政策，那么，对于手无寸铁的南归流民，则使出了令人发指的一招：封锁淮水，禁止南渡，甚至张榜指南归兵民为“盗贼”，来者剿杀不论。 >> 得土地易，得人心难。中原赤子，拔自涂炭，来投慈父母。这里却计较一斗半升的小米，射杀他们。这难道是上顺天意，下安四方的道理吗？ >> 南宋当局从来没把北方忠义兵民作为反金抗蒙的生力军，放在中原变局中去做长远、全局的安排。无论剿杀政策，还是招诱政策，都出于短视、实用的考虑。实际上，只要朝廷能派靖康年间宗泽那样的爱国将才，去协调、团结并统帅这批忠义军民，不仅贾涉担忧的“饥则嗜人，饱则用命”的前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嘉定以后北方抗金御蒙的形势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在宁宗是无能，在史弥远是苟安固位，处在第一线节制忠义军马的帅守又都像贾涉那样深怀忌疑之心，犹如握着蛇不敢松手，骑在虎背上左右为难。 >> 李全在忠义武装中实力较强，战绩也最著。自化陂湖之战后，他就有睥睨诸将之心。嘉定十三年，他唆使贾涉的亲信之吏，诬谮季先谋叛。贾涉原就疑神疑鬼，便诱杀季先，准备收编其军 >> 对日渐坐大的李全武装，史弥远推行政策的着眼点只是“惧激他变”,“姑事涵忍”，具体说来，即以高官厚币施以笼络政策。 >> 贾涉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在山东忠义军的处置问题上，贾涉首先对其防范猜忌，其次使其为我所用，兼用利诱与分化两手，力图贯彻主政者的边防政策。在李全走向骄横难驭的过程中，贾涉有其不可推诿之责，那是政策执行者的代价；但如今史弥远一意姑息养奸，李全越发桀骜不驯，更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囧境。 ◆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 起复以后，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上做文章，对死者或褒赐美名，或录用后代，对生者则召还在外的正人故老。 >> 但这一切不过是取悦清议、笼络人心的手段，他连赵汝愚欲致庆历元祐之治的那点念头都没有，更遑论范仲淹、司马光的政绩了。他追逐的只是权力，这与韩侂胄毫无二致，但在老谋深算上，韩侂胄却决不能望其项背。 >> 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故开禧以前，虽也偶有宰相兼枢密使的前例，但绝非惯例，更未成制度。 >> 定改元，两相并置，均兼枢使，尤其史弥远起复后始终并长二府，宰相兼枢密使才真正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这是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而权臣递相专政的重要原因 >> 史弥远不仅以相兼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在起复以后直至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去世前不久，始终维持独相的局面，而所选用的二府执政都是些容易控制之人。 >> 史弥远不仅以独相之尊睥睨二府执政，还恣意破坏政事堂议事制度。 >> 检正、都司原是分属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的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分管公文呈批送审，官署级别虽不高，但对宰执决策朝政、制定法令等都知悉过程并参与内情的，其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 宋代铨选，京官、选人的除授权归吏部，号为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奏注差遣，号为堂除，所获差遣比吏部选为快为优，热衷仕进者无不钻营这一捷径。史弥远专政后，以堂除名义把吏部四选的肥差都拿了过来，以朝廷爵禄而卖私恩，取吏部美阙而归堂除，习以为常，贿自成风。 >> 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 >> 人主择宰相，宰相择百官，为治之要道。君主揽要则百事详察，君主躬亲则百事荒怠。这话原则上不错，但关键在于：最重要的第一步择相倘若失误，以下一切便无从说起。 >> 宋代权相专擅，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操纵台谏、控制言路。韩侂胄是这么做的，史弥远也紧紧抓住台谏官任命和言事两个关键环节，逐渐使言官沦为其私人鹰犬。 >> 至此，台谏对相权的独立言事原则扫地以尽，史弥远完全左右了台谏系统。 >>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 有人前来劝解，弥远转念一想，倘如治之以罪，会像韩侂胄贬窜庆元六君子那样，必然招致清议的反对和太学生的声讨，便故作宽容之态。 >> 宁宗对本朝刑法懵然无知，误以为斩罪减一等就是流配，同意了这一奏请。而实际上，绞、斩在宋代只是死罪中的极刑，其下一等是杖杀，也即“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就这样，史弥远上下其手，以谋变的罪名把华岳押赴东市，活活杖死。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与韩侂胄做斗争时逃过了一劫，却最终死在史弥远专权的黑暗年代里。 >> 在他的专擅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竟在金国垂亡之际，安于苟且偷安之岁，年复一年，机会随着时月流失，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痛切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 ◆ 2．“束手于上”的宁宗嘉定之政 >> 开禧用兵时，称因贿任将者为“债帅”，嘉定时，债帅现象仍十分猖獗，一旦走马上任，便以百倍的疯狂将行贿的开销从士兵身上抠回来。 >> 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但却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 由于史弥远的专权和君主制的限制，他深居大内，罕接舆情，天下危切之情也无由上达。关键还在于，宁宗甚至不具备一位守成之主的基本素质，他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受制于权臣，苟安于现状。 >> 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务的变幻情况而转变 ◆ 3．在社会危机前醉生梦死 >> 持续的战争，频繁的天灾，贪墨的吏治，刻剥的军政，苛重的征敛，致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把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逼上了绝路，嘉定共17年，农民、盐贩、茶商、士兵的起事此起彼伏。 >> 趁着南宋王朝的衰弱，川蜀地区原受羁縻的少数民族也频频扰边。 >> 然而，在如此深刻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南宋朝野，尤其临安城内，依旧弥漫着醉生梦死的气氛。 整个临安城，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整个南宋王朝都沉浸在一派虚假的安定繁荣中，有滋有味品尝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 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关于危机和恢复的大声疾呼都被一片舞乐歌声吞没了。 >> 以鬻官给牒、滥印纸币等手段来应付军粮兵费的燃眉之急，财政亏空也可以想见了。 >> 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 >> 这是宋蒙在军事上的第一次交锋，宋蒙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南宋守军已经听到了蒙古铁骑的嘶鸣声和腾踏声。但这时的南宋，却是君庸臣专，文恬武嬉，完全缺乏应有的危机感。 >> 随着这致命一击，不仅南宋王朝国祚难永，它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其中实在是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的。 ◆ 四 宁宗的晚年 >> 然而，也就他一人节俭而已，整个后宫还是铺张奢靡华的 ◆ 2．权相与皇子的角力 >> 这时，史弥远专政多年，深得杨皇后信任，一里一外牵着宁宗这个傀儡皇帝，执政、侍从、台谏、帅守都是他们荐引的，谁都不敢吭一声。 >> 弥远听说大为恐慌，他清楚知道，有朝一日皇子即位，绝没有好果子给他吃，便日夜盘算着对付之策。 >> 皇子目前应致力的，一是取得两宫帝后（关键杨皇后）的信任；二是研究前代政治得失。至于刷新政治，振兴朝纲，也应等到即位以后，眼下不该对时政说三道四，免得激怒大臣（实即史弥远），招来灾祸。 皇子仍不理会东宫师长的良苦用心，自以为是皇位继承人，便不识韬晦，缺乏定力地抨击权相，议论朝政。 ◆ 3．史弥远的再政变 >> 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关键的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皇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自己后嗣，由于赵竑不是他亲生，在宁宗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 >> 弥留之际，宁宗决无废立皇子的表示 >> 作为君主，他虽然无怠无荒，克勤克俭，没有失德的过举，然而他不明不敏，不仅称不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反而使南宋王朝的发展轨迹在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根本性逆转。 >> 顾及皇帝死后自己在后宫的权位，杨皇后终于向史弥远废立阴谋屈服。如果说，在开禧诛韩政变中，史弥远还不过是她借重的同盟者，而在嘉定废立政变中，史弥远已俨然主角了。 >> 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八天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九月中旬，他以醴泉观使就第，实际上被监管了起来，次年正月，赵竑死在史弥远手里。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擅政九年，直到死去。其后，史嵩之、贾似道等权相又相继专政。而从宁宗朝开始的种种末世衰象也犹如癌变那样急遽扩散，直至南宋王朝的最终覆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