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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書房設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撤銷，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應召侍讀之處。

歷史

康熙帝為了與翰林研討學問，下旨在乾清宮西南角特闢房舍，因座落於紫禁城內月華門之南，故名為南書房。初命侍講學士張英和內閣學士銜高士奇入值，此為選翰林文人入值南書房之始。翰林官員「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稱之「南書房行走」。康熙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選調一些翰林等官到南書房值班，人數不固定，他們陪皇帝作詩寫字以外，也秉承皇帝的意旨擬寫諭旨、發布命令，成為以皇帝為中心的真正的決策機構。康熙帝對輪直南書房的官員非常重視，不但親自出題目考試，還當面詢問家世、籍貫和科甲等情況，以及討論學術問題，增加對他們的直觀印象。輪直官員的待遇和入直南書房行走基本一樣，要求每日辰入酉出，並且在南書房賜飯二次，偶爾還能得賜御書墨跡或御書石刻。南書房行走的身份特殊，故此成為窺視皇儲寶座的皇子拉攏的重要對象。

雍正朝起設「軍機處」，立軍機大臣等專職，南書房雖仍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參預政務。清代士人則以入值南書房為榮。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學者入值過南書房，如：熊賜履、葉方靄、張玉書、孫在豐、徐乾學、陳廷敬、王士禎、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黃鉞等。1923年，王國維（1877年—1927年）曾應召為「末代皇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

主要作用=

核心秘書

清代初期直接為皇帝辦文宣諭的秘書機構有通政使司、奏事處、中書科等處，而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的南書房則是最為重要的中樞機要秘書機構。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在論及康熙南書房的機要秘書性質時曾言：「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這樣，博學善書的翰林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被選入值南書房，「在內供奉」，「以備顧問」。在政軍要務繁忙的這一階段，侍講學士張英得到康熙的極大信任，《清史稿》對張英參與的國策議定活動作了客觀的記載：「一時製造多出其手。」

而同時被嚴格挑選入值南書房的高士奇，也同樣參與了康熙國策議定中的許多重要活動。高士奇在康熙軍政決策的重要時刻，常被召至「內殿草制。或月上乃歸」。 高士奇因其出色的機要秘書工作而受到康熙的嘉獎。康熙曾手敕其書：「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實為可嘉。特賜表里十匹、銀百兩，以旌爾之勞，特諭。」不僅如此，康熙為了便於「不時宣召」，能夠快速處理政軍要務，還在皇城內賜第與張英和高士奇，在滿族統治勢力強大的清初，漢官賜第皇城之內這還是第一遭。 由此，南書房在國策議定中之重要作用也可窺得一斑。

講學交流

南書房建立的目的之一是便於康熙帝學習而後發揚中原漢族傳統文化，密切與漢族士大夫的聯繫。作為康熙的政治文化核心和清宮內廷機要秘書機構的南書房，其所起用的翰林都是清一色的漢族士大夫，而且以南人為多。這充分表明了康熙帝對強勢的漢族文化傳統渴望了解和迫切把握的政治心態。康熙宣召翰林張英、高士奇入值南書房的第一天，就急切表達了此種深入探究中華政治文化精粹的願望。康熙言：「朕於書經、四書，講讀已久，常於宮中復誦，大義皆能曉暢。 但聖賢義理無窮，今更欲細加討論」。

康熙在南書房與翰林侍講學習中原傳統政治文化之時，經常進行內容廣泛的政治治理方面的交談。凡國計民生、用人行政、弭盜治河、諸子百家，無不論及。在交談過程中，南書房侍講翰林往往運用他們的政治文化知識積累對當時的社會弊政進行針砭， 並以曲折委婉的方式提出建議和設想。南書房翰林客觀上成為溝通康熙皇帝與漢族士人的橋樑，成為漢族士人、 地主階級謀求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媒介。而在雙方的政治博弈中，滿漢民族之間強烈的政治仇視心理得到了化解，康熙帝也在這一學習漢族政治文化的過程中籠絡了漢族士人，緩解了清朝異族統治造成的滿漢民族間的衝突和對立。

人才智庫

南書房是康熙的「儲才之要地」，這主要表現在許多清初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被搜羅在南書房。如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禎、查慎行、朱彝尊，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清代著名書法家沈荃，被譽為康熙書法四家之一的何焯，自然科學家戴梓等，都曾入值過南書房。他們被稱為「南書房翰林」，或被稱為「南書房行走」。所謂翰林即是文學之士，系進士內選拔者，一般教習三年，然後再行考試，其中的優秀者留於衙門。他們的培養目標就是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因此其職責就是「侍從禁廷，進值講筵，記起居注，撰擬冊誥等文，纂修書史等事」。

而南書房翰林更由於南書房在康熙皇帝辦公宣諭的秘書機構中所處的中樞機要地位，而有着出類拔萃的特點。這些南書房翰林都曾經過嚴格的考試，被選者都是經史文學、書法、繪畫以及自然科學方面的一代領軍人物。為選拔這些漢族士人文化精英，康熙大多親自考察。如初設南書房時選擇的侍講翰林張英，就是經過了層層嚴格、苛刻的考試與審察。而被譽為詩壇一代宗匠的王士禎之入選南書房，則經過多重方式。康熙皇帝以「今世 博學善詩文者孰最」詢問於大學士李霨以及張英等，都以王士禎為最博學善詩文者應之，從而促使康熙選擇王士禎為南書房翰林。

而清代火器奇才戴梓，既是一位天文算學家，同時也能詩文，精詩詞書畫。康熙時的南書房集聚着清初的眾多優秀人才，他們或在國策議政中起到核心作用，或在漢族文化的傳播中充當橋樑作用，或在軍事活動中創新發明，對康熙皇朝的政治穩定、文化發展有所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