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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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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 (1905～1973)，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 抗战初期在河南省委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其是信阳市人，是叶剑英元帅的妻子。其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

人物生平

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危拱之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

1916年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危拱之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

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她参加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登台演讲，并参加开封学生代表团到郑州宣传慰问。

1926年11月到武汉，经周以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节后，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黄埔军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队成员。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爆发，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次日夜，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拱之到师政治部当宣传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

1929年2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组织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6月，危拱之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暑假，危拱之等中国学员被安排到海滨城市敖得萨等地度假。苏联有关方面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文艺骨干，派出一批著名演员，来到危拱之等中国学员的度假地，对他们进行文艺培训，排练歌剧、话剧、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编入普通班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当年夏初，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

1931年上半年担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演戏剧。

1931年冬，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危拱之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于一身，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她编了顺口溜：“毛委员，好主张，牵着鼻子打老蒋；运动战，反围剿，战果辉煌捷报传”，简单明了又生动形象，为官兵与群众所喜闻乐见。后因抵制王明的“肃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她蒙冤受屈不动摇，跟随干部团参加长征，仍以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行军，途中休息还给大家唱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1935年底，由朱瑞和谭政给危拱之恢复党籍。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人民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她任社长兼导演。“西安事变”爆发，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驰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负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7月，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叶剑英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统战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比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1937年5月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调往河南任省委秘书长。

1938年2月，在《风雨》周刊上发表《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同年底，又在《行都日报》上发表《保卫大河南的妇女运动》，号召妇女结成钢铁长城抵抗敌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开封，以扶轮小学为据点，组织救亡团体，成立孩子剧团，首次公演轰动开封。5月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宣传抗日，并做信阳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12月中旬组成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向四望山挺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苏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离开部队，回到豫南省委机关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参加省委领导工作。8月，她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西、豫南两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1800多人突袭省委驻地竹沟，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等人在西寨门指挥战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坚持2天1夜突出重围。

1940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0年4月，危拱之和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危拱之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坏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破获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封密电，该密电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党组织及干部名单，中央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地下党县、区委以上干部，由省委书记王志杰、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直接负责组织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党区委以上干部分别撤退到豫鄂边、豫皖苏根据地和陕北。

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

1943年3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拱之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纠正偏差，恢复她的自由。

1945年冬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1947年6月任市委书记。秋，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1949年初，她的肺结核已到三期，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

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个人生活

叶剑英和危拱之在广州起义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1937年4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叶剑英在西安公开活动后，与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有关消息，写信与他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的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起义的战友，后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叶剑英。”军旅出身的万灏说到这里眼里闪动着泪水，他顿了顿叹口气说：“革命前辈危拱之的人生太坎坷了！”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人物评价

危供之是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她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她是唯一被开除党籍，而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

她是历经枪林弹雨，而三次蒙冤被开除党籍的革命战士！

她是一生遭遇四次婚恋不幸的女人！她，就是危拱之！

李先念号召：“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程子华赞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

伍修权评价道：“危拱之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很多事情，个人遭受过很多不幸，但她百折不挠，始终满腔热情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她是一位为革命做了出色贡献的女战士。长期以来，我对她始终是缅怀着深切之情。危拱之同志很值得青年一代崇敬！”

蔡畅称赞道：“危拱之所走过的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她毕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她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真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早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整过。宋任穷回忆长征时写道：“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