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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弗所大公會議是431年6月22日至431年10月在小亞細亞的厄弗所舉行。

歷史背景

大公會議的緣起是一場有關聖母天主之母的爭論。爭論環繞着兩位宗主教，即君士坦丁堡的奈斯多利(Nestorius, 約+451)和亞歷山大的濟利祿(Cyril of Alexandria,+444)而展開。主教是基督宗教的高級聖職人員職稱，為天主教、東正教與聖公會採用，詞源自希臘文「episkopos」（επίσκοπος），即「epi」（由上往下）及「skopos」（觀察者），意為監督（overseer）。依據初期教會的傳統，祝聖主教代表授予聖職聖事的圓滿性。主教即是借着聖靈／聖神被祝聖為教會中的牧人及管理者，也是教義的導師及聖職敬禮的司祭。在一般基督宗教主流教會，指耶穌基督派遣使徒／宗徒繼續實行祂的使命，到了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初就形成了主教的制度。

奈斯多利反對天主之母這個稱號，他認為我們應該分清耶穌天主的一面和人的一面；瑪利亞所生的是耶穌人性的一面，所以瑪利亞應該稱為「基督之母」或「人之母」，而不是「天主之母」。濟利祿反對這種說法，他的理由很簡單：瑪利亞有權被稱作天主之母，因為基督耶穌就是天主

二人爭論不休，並分別向當時的教皇賽勒斯丁一世(Celestine I, 422-432)上訴。教皇召開羅馬會議(430年8月)；但羅馬會議雖然譴責了奈斯多利，卻不能平息這場巨大的風波，爭論依舊，濟利祿到處散發他的十二絕罰(12 anathemas)，把事情愈弄愈糟。羅馬皇帝迪奧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 408-450)不得已出來調停，在厄弗所召開大公會議來解決這事，日期決定於431年的五旬節。

大公會議

開會的日期到了(431年6月22日)，雖然許多主教(尤其是同情奈斯多利的主教們)尚未來到，濟利祿卻不顧一切宣布開會，自任主席。奈斯多利拒絕參加。濟利祿在完全沒有對手之下獲勝。大會譴責了奈斯多利(DS 264)，贊同了濟利祿(給奈斯多利信函中)的教義─ 卻不包括他的十二絕罰；並正式宣布聖母「天主之母」的名號(DS 250-251)。

6月26日以安提約基宗主教若望為首的主教們一起到達；若望在知道奈斯多利被罷黜的消息後，立刻召開一個會議，會中也絕罰了濟利祿。

消息很快傳到羅馬皇帝耳中，他對濟利祿草率的行為很是生氣，並命令會議暫停，等待他的使者到來再作進一步行動。

七月，羅馬教皇的欽使到達厄弗所，濟利祿一方的會議再次聚合。現在他們可以運用宗

座的權威肯定前面的會議，再次譴責奈斯多利和他的追隨者，即安提約基的若望等人。會議並禁止在尼西亞的信經以外再製作任何的信仰公式。

八月，皇帝的使者也來到，兩派人馬全部被監禁。現在，雙方面都尋求皇帝的庇護，各人都只能自尋途徑希望博取皇帝的信任。十月，皇帝下令解散會議，濟利祿逃脫被黜的厄運，勝利地返回他的教座；而奈斯多利則被關進安提約基的一座隱修院中，懺悔終生。

教義問題

(1) 厄弗所大公會議雖然譴責了奈斯多利，它卻沒有作出任何超過尼西亞信仰的定斷。然而第一次會議所宣讀的濟利祿的信函卻是以正面表達它的信仰：濟利祿堅持聖言在成為肉身之後，他的本性(physis)仍然維持不變，聖言依據自己的本性與經由理性靈魂所推動的肉身結合。他被稱為人，卻沒有攝取人的位格：兩種本性真正地結合為一，它們組成一位基督，一個兒子。然而，本性的分別卻沒有由於這種結合而消失：天主性與人性不可言傳的相遇產生了這位獨一無二的基督。因此只有一位基督、一位主，否認這個結合就等於說有兩個子，所以瑪利亞天主之母的名號是理當的，因為她所生下的這位基督就是攝取人性的聖言，天主子。

(2) 奈斯多利的問題在於他忽略了濟利祿在這裡所堅持的統一：奈斯多利差不多把基督分開為兩個子：一個天主之子；另一個瑪利亞之子。濟利祿卻堅持這種統一，然而在他的堅持上卻愈來愈走離正軌，他有名的十二絕罰(沒有為這屆大公會議所通過)已顯示出他有慢慢走近阿波林主義(參 290) (基督只有天主性)的危險。准此，厄弗所大公會議不但是日後一連串爭論的起點，它還直接導引出下面兩屆大公會議：加采東(451)和君士坦丁堡第二屆大公會議(553)。

會議疑難

在面對此疑難要注意，當時的大公性只包括地中海地區，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1) 那一個會議才算是厄弗所大公會議是濟利祿譴責奈斯多利的會議？還是若望譴責濟利祿的會議？平心而論，濟利祿在「敵方」主教，尤其是教皇欽使到達之前即不顧一切宣布會議開始，未免失諸草率，而且欠缺風度，然而他的會議卻比若望的更符合教皇的意願；這從羅馬教皇欽使到達後即繼續濟利祿的會議(而不是若望的會議)可見。況且，教會日後，尤其是加采東會議，都正面地承認濟利祿主持的會議的正統性。

(2) 這屆大公會議雖由皇帝召開且得到教皇同意，然而與會人仕卻差不多全是東方主教；那麼，它能否代表整個(東方和西方)教會一致的意見，而真正堪稱為「大公」會議呢？有關這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它的大公性由羅馬欽使的到來而得以肯定，因為他們不僅是教皇的代表，也是整個西方主教團的代表，後者的裁判早已在430年的羅馬會議中清楚地表達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