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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产生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潮，60年代后逐渐开始流行。历史主义的产生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在许多问题上，它都与逻辑经验主义背道而驰。历史主义以描述科学实际如何，科学家如何做为目的，结果使得其科学哲学失去规范意义。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汉森等是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
简介
在人类学上，“历史主义”指人类或生物会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作出发展。在神学上的使用，一些基督教教派亦会以“历史主义”为名理解圣经的预言，特别是与教会发展作出关连理解。 历史主义有时会与还原论相比较：还原论主张人类发展可以还原为基础法则。例如，有些人类历史发展是由经济法则所决定的（经济决定论）。历史主义者则以解释个别人类历史发展，建立他相信的基础法则。
此词在其他范围有不同的使用。
不同形式
在荷马的有神论或更确切地说多神论的解释中，历史是神的意志的产物。但荷马的诸神并不制定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荷马试图强调和解释的不是历史的统一性，而恰恰相反，是历史没有统一性。历史舞台上戏剧的作者不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形形色色的神祇全都涉笔于此。荷马的解释与犹太人的解释的共同之处是某种模糊不清的命运感和有关种种幕后力量的观念。但荷马并未揭示出终极命运，与相对应的犹太人的解释不同，荷马的解释仍是神秘主义性质的 。
第一位提出更为显著的历史主义学说的希腊人是赫西奥德，他或许受到源于东方埃及的影响。他使用了历史发展普遍倾向或趋势这个观念。他对历史的解释是悲观主义的。他相信人类在自黄金时代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注定在物质和道德这两方面要退化。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各种历史主义观念，其中，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最为精致，他在解释希腊各部落，尤其是雅典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尝试中，为世界描绘了一幅宏伟壮观的哲学图景。在其历史主义中，他受到各位先驱，特别是赫西奥德的强烈影响 。
在柏拉图看来，是宇宙法则——对所有被创造物或生成物都适用的法则的一部分。一切流变物，一切生成物注定要退化。和赫拉克利特一样，柏拉图意识到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相信这个衰败法则并非全部实情。在柏拉图的某些著作中，有“大年”的提法（其时间长短似乎是36000个普通年），其改进或生成时期，大概相当于春夏两季，蜕化或衰亡时期，相当于秋冬两季 。
黄金时代，即克罗诺斯时代，一个克罗诺斯本人统治世界，人们在地球上产生的时代。之后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宙斯时代，这一时代中，众神抛弃了世界，任世界独立运转，因而这个时代顺理成章地是一个日益衰败的时代。而且《政治家篇》的叙述还示意，在彻底衰败到最低点之后，神将再度为宇宙这艘船掌舵，事情将开始改善。柏拉图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治家篇》中的这个故事，人们尚不能确定 。[1]
他相当清楚地表明他不相信故事全然真实。另一方面，几乎勿庸置疑，他在宇宙背景中去想象历史；他相信他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腐败深重——或许是所能达到的至深程度的时代，先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受内在的衰败趋势支配，这一趋势是历史发展和宇宙发展二者共有的。他是否相信一旦衰败达到极点，这种趋势必然注定要终结，这一点我无法确定。但他肯定相信通过人为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超人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克服这个致命的历史趋势，终结衰败过程 。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建造一个理想的城市（理想国）而这，就是他终结衰败过程的办法。这个城市的司法理论是完美的。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如果理想的贵族政体发生蜕变，荣誉取代了知识和德性，则形成勋阀政体；勋阀政体的荣誉被财富取代，则形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蜕变形成民主政体，再蜕变则形成僭主政体。
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对理想政体和现实政体根据统治者数量进行了区分，分为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这个理论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一直为政治家们所采用。
此外，柏拉图在《法律篇》还提出了“混合政体”。他认为这是最好最稳定的政体，综合了君主政体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体的自由。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近代分权式政府的理论先驱。
普世历史与唯心史观
“康德” 康德在论及普世历史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每种生物都会发展成为其“注定的目的”（或称“历史的终结”），而人类作为独有可以使用理性的生物，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有其完整使用理性的目的：建立普世的公民社会。迈向这个目的的发展就是社会进步。 “黑格尔” 后世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诠译，明显比起康德的普世历史丰富得多。黑格尔曾经为学生授课，学生的笔记被后世称为“历史哲学讲义”，其形式虽然是对不同地方的历史作逐一研究，但其核心仍然是普世历史的具体内容，亦即是不论历史的形态在各地不同，速度也有不同，历史都是由理性所推动。在黑格尔死后，其支持者在诠译普世历史时有不同取向，有些支持认为当时的欧洲已经到达“注定的目的”，较重视国家机器与宪法的重要性，另一些认为欧洲仍然存在很多矛盾，较重视将辩证法并推动社会进步。随之而来，历史主义的发展变得多样化。
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后世一步步实践（至少共产政权对外如是宣称），共产主义的“注定的目的”本质亦为后世所留意，而且一般来说马克思比起黑格尔更为人认识。 现代也有针对“注定的目的”的论述，例如法兰西斯·福山相信现代社会以自由民主制已实际上成为自然人的“注定的目的”，但有些因素（例造生物科技，超人类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目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去解释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并被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发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代（越南、古巴、朝鲜等自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决定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见下 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支配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改变。
②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一种生产关系产生和确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是基本适合的，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虽然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有矛盾，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产关系作某些调整，但却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见下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国家政权和意识形式上占统治地位。第二，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变革，以求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还规定着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反作用，取决于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巩固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阻碍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派生的和从属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基本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新历史主义” 米歇尔·福柯与雅各·拉冈认为，在理解某个观念或某个论据时，必须先理解背后的历史环境。这个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发展迅速。 这个态度在理解与评论文学作品时亦有被应用，Stephen Greenblatt是这个学派的代表。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驳，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
人类学上的历史主义 人类学学者法兰兹·鲍亚士在研究人类发展时，特别重视人类首先适应本地的环境与文化语境（Marvin Harris后来将其称为“历史特殊论”），然后人类文化才慢慢向外扩散与互相影响。他领导的学派反对直向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只有程度高低之差异之学说，因此产生演化光谱）。历史特殊论同样重视演化论的适应与竞争要素，只是，能适应某个地区的文化不一定可以适应其他地区。这个学派的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生物学的演化论，过去被称为“进化论”在今天被称为“演化论”。
法兰兹·鲍亚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以采集经验为主的，即是在针对某一社会或某一事件中，研究人员需要采集与导致此事件有关的输入，然后达至有关的因果关系理论。因此，这样的方法学被称为历史主义。然而与“普世历史”观念不同，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建立广义理论。[2] 基督教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也可以指一些新教派系在理解圣经（特别是但以理书与及启示录）预言时的方法。按这些理论，有关预言是正在发展之中，既非只在过去出现亦非只在展望未来。这些派系将现世的教会（公教）与“真正教会”区分出来，并对公教作强烈的批判。
批判
“卡尔·波普尔” 一种把全部社会科学归于历史，并把以此观点来预测未来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目的的观点。 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提出。这种观点把历史主义看成一种社会的命定论，或者说，机械的决定论。波普又将其区分为泛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两种。 认为泛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看成有同样的规律性，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主张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相反，自然世界具有规律性，而人文世界则无规律性，一切人事活动都是杂乱的，只有特殊性，而无普遍性。他反对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对泛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在不同意其观点同时，又赞成其采用自然科学方法。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攻击柏拉图与卡尔·马克思有关他们历史主义的立场，特别是有关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罢黜每个人贡献社会演进的民主责任，因此导致极权主义。
波普尔在此书第二十二章亦反对“道德历史主义”：指企图从历史发展中建立道德。这包括道德实证主义（现在当权者是合理的），道德保守主义（传统是合理的）与及道德未来主义（未来的当权者是合理的），这三者都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可言。
波普尔也评击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的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sm)（集中评击《A Study of History》）。所谓历史相对主义，就是指所有历史思想都局限于其历史语境与环境，因此新历史主义是历史相对主义。这个悖论与相对主义相同：“历史相对主义如何脱离其历史语境与环境，成为普世的历史思想呢？”波普尔并不反对历史相对主义者的研究结论，只是认为这个研究方法是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