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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卷一·品目出自《反经》(亦称《长短经》)是一本谋略奇书,由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老师道家末枝纵横家赵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华夏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1]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敝、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2]

作者简介

赵蕤 (ruí),字太宾,号东岩子。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3]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