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文占祥)
作品欣赏
变迁
60年代末，我们村合作化已经好多年了，但村集体设施基本一穷二白，连一个集体牲口圈都没有，长期占用我家的碾窑院。文化生活更是难以想象，通过扫盲识字，认识自己姓名的还有几个人，能读报写信记工分的，也只有一两个人。这个时期，新生一代大都到了上学年龄，许多孩子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燃眉之急要解决的事情，是村庄中孩子的念书问题，刻不容缓。
那时我的老父亲是生产队长。有一天，老父亲回到家跟爷爷说，小学教师只有两个人选，一个是上面村的张淀学、一个是本村的徐润身，今天的社员会上还没有定下来。他们父子权衡利弊，考虑到张淀学可能后面会回吴忠老家，他们的心中已经选择了徐润身。
徐润身是小学毕业，人勤快、心灵活，是当时我们村能读报写信记工分的两人之一。村中舞文弄墨的事，他一个人担当了相当长的时间，随叫随到、处事平和、没有点滴架子，村中群众就喜欢这样的人。
1968年的春季，我们村办起了小学。教室是我们家倒腾出的一孔小土窑洞，只能摆放二张桌子，高矮不齐的凳子也没有几个，黑板是一小块刷了墨汁的小木板，粉笔自然是我们村特有的白土疙瘩了。
记得开学初，一下子来了十多位学生，河对面环县的孩子就有四五个，好几位学生和徐老师年龄相差不大，小小的土窑洞挤满了人。同学们只能轮流听课，站着坐着无所谓，门里门外无所谓，只要能看见或听见就行，目的就是识字和算数。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长时间，隔壁李姓人家搬家了，教室就转移到他家的旧窑洞。这个土窑洞稍大些，徐老师和村民们，因地制宜进行了土法改造，高泥墩配上稍宽的木板成了课桌，低泥墩配上窄点的木板成了坐凳，我家洗毛毡用的洗案成了学校最高档的桌子，课余的活动器材就是稍粗一点的葵花杆，长短根据自己的身高和力量截取，在顶端挖上一个合适的凹槽就好了，“子弹”不用他们费心，由我们这一批还没有入学的小跟班们配送。每天的课余活动都有一次扔靶子比赛，看谁扔的远、看谁扔的准，对面山坡或开阔地带上，任何标志性的草木或痕迹都会成为大家选准的目标。
1970年，村小学又搬迁到村集体中心油坊沟。记得油坊沟初成规模，首先搬迁的就是学校。这次有了新的教室，又添了2件桌凳。虽说新添的桌凳，只有一个平面四个腿，在当时已经算是奢侈品了。当天晚上有小学生的节目演出，演出之前徐老师又宣读了毛主席给老区人民的复电，人们静静的听着，没有一点吵闹声，这在当时好长一段时间，似乎是程序化的内容。其他的节目已经没有记忆了，但徐老师排练的“五个老汉学毛选”还有些印象，徐老师的一曲二胡抑扬顿挫、惹人陶醉，人们都高兴的、激动的拍手称快。由于油坊沟里主要是牛、驴、猪的饲养场地，还有保管窑、油坊、铁匠铺等，不适宜教学，不长时间学校又搬迁了。
1971年，学校由热闹吵杂的油坊沟，搬迁到了上面村庄，教室占用我大伯家刚搬离的旧窑洞。这孔窑洞较前的三处窑洞大的多了，还有五户人家公用的大院子，学生课余活动方便多了，上面村庄的孩子上学也方便多了。
开学后，前几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新生人数猛增，既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既有刚到学龄的、也有相差七八岁的。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年龄大我们好几岁女孩，也初次来上学了，可惜没有坚持多长时间都不念了。
教室内的情形，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孔窑洞进门就是对头炕，左侧的空地上摆放了仅有的四张课桌，右侧的灶台上，一块木质黑板靠在了装满土的麻袋上。四五年级同学，三四个人挤一个课桌，占用了两个。二三年级七八个同学，占用了另外两个课桌。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只能蹲在炕上，或者趴在右侧炕与灶台的土栏杆上。那几个年龄比我们大了许多的女孩，自然也和我们在一起，显得有些不协调。
这次搬迁多了一个文明的教学设施，一个双铃大闹钟放在去了一半包装的长方体纸盒内，闹钟滴答滴答响着，大红公鸡不停的低头抬头。闹钟常常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我们最期盼的还是每天一次刺耳的闹铃声，意味着马上就要放学了，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不知道今天妈妈给我们准备的是黑面馍馍还是糠窝窝。
有一天徐老师到公社开会去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听闹铃声了。那天我的哥哥管理着闹钟，上课闹钟响一次，下课闹钟响一次，课间休息闹钟响个不停。他们几个高年级学生都有机会拨响过闹钟，我们低年级学生一次机会都没有，最后还让我们谁都不许说今天的事。当时幼稚的我就想到，公平是相对的，是要靠自己争取的，我一定也要找个机会玩玩闹钟，后来玩没玩已经没有记忆了。
一个星期过后，那几个年龄大点的女孩都不念了，后来几个年龄小点的女孩也不来了，教室里的女生，只有徐老师的妹妹一个人了。那个时代，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孩能念几天书的很少很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村上过高中的女孩，只有徐老师的妹妹，女孩能上初中的也没有几个。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观念逐渐改变，现在这种现象早已消失了。
1973年，张淀学的家搬迁到了吴忠，空出了一个独立的大院子，我们的小学自然又要搬家了。这次搬迁，学校相对稳定了，面貌一新。徐老师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教室的墙壁上也有了几幅标语。大红纸书写的教育方针，我现在还能说出几句。一副徐老师手书的行书《七律·长征》，每天下课同学们都会争着朗读，让我们从小就感受到新生活来之不易。一副大地主刘文彩收租子的画十分醒目，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毛主席亲、共产党好的认识、要热爱新中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里靠门的一大块墙壁，开辟了学习园地，集中了村中文化人的最高水平。教室外门楣的最上面，徐老师用直尺勾画出“教学相长”四个楷书大字，特别遒劲有力。门两边的窗台下面，也有了两块醒目的小板报，左侧的内容多为趣味算术或成语典故，右侧的内容一定是当时最新最响亮的口号，诸如“深入批林批孔、反对中庸之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根据形势和需要，不定时地更换着最新的内容。
1973年前后，徐老师到定边县安边教师培训学校、集训过一段时间。徐老师回来后，带回来了外面的世界。徐老师的拼音教学水平更高了，本地口音夹杂着生硬的普通话。以前写错字涂成黑疙瘩，现在改成一斜划。各个年级都有了教学方案本，整齐地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教室墙上的一把二胡变成了三把，村中的音乐达人，在闲暇或学校排练节目时，也来凑一把热闹。原来主人家的猪羊圈也改造成了男女有别的厕所，旁边还开辟了一小块跳高跳远的运动场地。
这段时间兴起了自制教具热，黑板旁多了几根染了颜色黑红相间的教棍，各种各样的黑板擦有好几个。好一点的教具都是我们兄弟俩带来的，都是我爷爷制作的。一根端正俊俏的红柳棍，削尖顶端成了标枪。木质手榴弹做的惟妙惟肖，90年代末我隔着门缝还看到过一次，好熟悉好亲热。两根端正的木条，等距离的钉上小铁钉，成了跳高的标杆。一段粗圆木截取一小截，修削成圆锥体，配上裁成圆形的毛砂毡片，成了高端的黑板擦，后来只换毛片不换木把，用了好几年。
徐老师回来不长时间，我们小学开了一次运动会，也是我小学阶段唯一的一次运动会。虽说很简单，但当时的热闹场面至今还有些许记忆。场地选择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项目有短跑、标枪、手榴弹、跳高、跳远等。在这之前，我们的课余活动有跳鞋、打瓦儿、抓样儿、弹杏核、老鹰抓小鸡。以后渐渐多了丢手绢、开火车等许多忘记了名称的新游戏，后来还添置了一个小排球，早操和体操都规范了许多，我们自我感觉是村庄中的文化人了，感觉我们知道的东西更多了。
这段时间，我们最爱听徐老师讲外面的世界。记得徐老师说，他们全班同学，花费了几天时间，只把城墙挖出了一个仅能通过车的小豁口，当时我们无法想象出城墙的样子。徐老师讲到，自来水房有开水、温水、冷水时，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自来水房的设施。后来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们说起时，同学们都笑我是老土。当我说到，小时候家乡的水，常常用细棘绳子和柳条背篼背时，他们就不笑了。徐老师还说过，他们的音乐课结业要有音乐特长展示，徐老师唱歌的水平，凑合着还能哼几句，跳舞是绝无可能，实在拿不出什么特长项。最后他想到了寒暑假还能赚点养家钱的唢呐，一曲《草原上不落的红太阳》，征服了所有的评委，最终夺得了总评第一名。
岁月悠悠，往事难忘，这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提。
我们村的小学从开办之日起，在徐老师执教的10多年里，没有向学生或家长收过一分钱的学杂费。为了解决学杂费的问题，徐老师和我的老父亲商议，经过社员大会同意，将十亩左右的集体土地，让学校承包，作为三勤地耕种，独立核算，收入归学校。每年的送肥、锄草、收获，十多名小学生各有分工、人人参与。小学期间，我只有一学年没有拿上第一名，原因就是劳动不如我的哥哥们。所以那时候每逢劳动，特别卖力，要有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现在想来，都是一种财富。后来，生产队里的二只羊又划归学校饲养，收入也归学校。所谓饲养，其实就是每逢寒假，将学校三勤地收获的部分秕粮食、或者小洋芋，由学生轮流喂养，让晚上归来的学校羊独享，这样就能保证学校的羊子繁殖顺利，年年有增。据说，二只羊后来繁衍为十多只，责任制后，承包学校地的收入仍然归学校。现在想来，当时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为学生找学费、为群众谋利益的智慧。
有一年春节大旱，秋季雨水多。村中的许多人家趁着秋雨移栽旱烟，我们学校也赶了一回时髦。当时流传着，村中的一户人家种烟技术好，几年下来，自留地中旱烟的收入、攒够了娶儿媳妇的彩礼钱。这次，徐老师和老父亲一商量，长期闲置的、长满荒草的、早年废弃的两个打谷场，划拨给学校种旱烟。烟苗由学生们带来，我们兄弟俩带的最多，爷爷前一天分出的烟苗，几乎让我们全拿走了。移栽烟苗的场面很热闹，自然少不了玩打水仗，群众的俏皮话也不少。秋后旱烟丰收了，揉成的碎烟叶盛满了一个小囤子，足足有三四十斤。
我们小学有好烟叶的消息，不知不觉就传开了。来我们学校检查工作的人多了，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愿意来我们学校交流教学了。吸烟的人一番腾云吐雾后，没有说烟叶不好的。临走时，徐老师不忘人人有份，他们一定是要推辞一番的，最后的方法都是我在一个小本本上，写上姓名记上账，就算完事，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
1976的秋季，徐老师和我们五年级的五个同学，真正捅了一次马蜂窝，而且是那种蛰人很厉害的大马蜂。当时村中有一户人家养蜜蜂，蜂蜜的香甜全村人没有不向往的，我们师生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同学错把马蜂窝当成了蜜蜂巢，害得我们师徒六人鼻青脸肿了好长时间，眼睛不是眯成了一条线，就是睁不开。当时的场面，你尽情去想象、怎样想象都不会过分的。
当你看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蹦出“什么破学校烂教师，种地养羊还想养蜜蜂”，那你一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我们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田间地头上，经常能看到初中生、高中生的身影，这就是那个年代开门办学的模式。
从1968年到1982年，徐老师任教的十多年里，我们小学五次迁移地址、教学设施从无到有、逐渐完善，五个年级复式班教学也探出了新路，做到了小学上学不出村，适龄儿童有学上，不收群众一分钱，除了三勤试验田、还有带养羊，家家都有读书郎的新时代景象。
徐老师连续任教十多年中，从没有忘记追赶超越自己。我上初中的时候，徐老师问过我初中数学题，我知道徐老师已经开始自学初中数学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徐老师参加了全县民教聘用考试，并获得了民教聘用资格证。徐老师通过虚心学习、不断探索，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位比较出色的小学教师，在当时本公社的小学代课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名望。他教出的学生中，通过考学参加工作的，也有七八人。参军、经商、成长为村二委带头人的也不少。只可惜家庭责任制后，徐老师担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加上小山村的信息闭塞等因素，最后没能坚持到底，令许多村民遗憾！
徐老师离开了村小学，村小学又换了三任老师，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人数由高峰期的三十人左右锐减到三四人，2000年代初，村小学撤销了。
徐老师教学有方，孝心有加，在方圆周围是人人皆知的大孝子。有一年的大年春节，徐老师全家人，只有多病的老母亲能吃上白面条，小孩也没有例外。当时生产队的春节特供，每户三五升小麦已经很不错了。徐老师的老父亲享年九十多岁时，已经“返老还童”了，每天哭着闹着要上学读书，徐老师哄着宠着，给老父亲缝制了小书包。再后来老人家临睡前还要过过“火”关，才能安静入睡，徐老师依然哄着宠着，满足老父亲的一切愿望，十分难能可贵。
徐老师治家有法，他的儿女们都很优秀，二个男孩通过考学都跳出农门，发展的都很好。大孙男受徐老师的引导，高中时期就初露头角、远赴异国交换学习，现在国内某知名大学就读。其他孙辈们也都积极向上，形势大好。
徐老师在老家、县城、邻县女儿家都有休闲地，本是颐养天年之时，但徐老师是一个勤劳惯了的人，一点也闲不住。每年耕种收获季节，一如既往的耕耘收获在老家的土地上，既自食其力享乐天年，也给儿女们减轻点负担。
我的老父亲和徐老师长期合作共赢，私交甚密，多年共同享受着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福利。老父亲生前每次和我们说起徐老师时，都说徐老师对村庄有贡献，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回老家看望过徐老师，我弟弟在县城专门设饭局招待过徐老师，都是受老父亲的影响，对徐老师表示尊重和感谢！后来民教遗留问题政策性处理时，徐老师翻出了以前考取的任用证，据说如果教龄不中断，应该在“硬转”之列。老父亲多次念念不忘这件事，让我找找门路，看能不能给徐老师争取点什么。后来打听到，政府按照相关政策给予徐老师一定的待遇时，老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以上零散的记忆，见证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变迁，既是对徐老师为村小学奉献青春的肯定，也是完成老父亲的一个心愿。[1]
作者简介
文占祥,男,陕西定边人，大专文化，定边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