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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 ( 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原图链接 來自搜狐网 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出生	1849年
国籍	清→中华民国
别名	字兰裳、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
职业	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知名于	拥有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卷
知名作品	《语石》 《藏书纪事诗》 《缘督庐日记》。

叶昌炽(1849年-1917年)，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 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引疾归，有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卷。

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人物生平

叶昌炽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

1902-1906年担任甘肃学政，在1906年由于清朝废除科举、因而也就废除主管科举的学政之官时被撤职。叶昌炽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8)撤销各省学政，他不愿再为官，遂退居故里，以读书、著述、藏书终老。晚年取庄子"为善无近名，缘裻以为经"之义，自号"缘裻庐主人"。长于校勘，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蒋氏《铁华馆丛书》、潘氏《功顺堂丛书》均由他审订。一生遍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家，囊读历代藏书书目，自光绪十年(1884)开始，历时七年撰成《藏书纪事诗》7卷。又经过其七年的修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江标在长沙雕版刊行。专搜集各代、各地藏书家史实，对每位藏书家，各缀绝句一首，以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遍采正史、方志、笔记、官私簿录、古今文集、野史稗乘，无不搜寻摘录。潘祖荫见书稿后，击掌赞叹不已。时代起于五代，迄于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人，附见290余人。该书被称为"中国藏书史诗"，亦为书林之掌故，并可考我国文化传统之深远，尤对研究图书馆史、中国藏书史、文化史等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继此书之后，相继有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莫伯骥《藏书纪事诗补续》、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等数种记述古今藏书家著作，皆以此书为典范，开创了专门藏书家研究的先河。富藏书，积至3万余卷，藏书处有"奇觚庼"、"治廧室"、"缘裻庐"、"五百经幢馆"、"辛臼簃"、"明哲经纶楼"等。编有《治廧室书目》、《五百经幢馆藏书目录》，著录精本1000余种。自己手抄图书达近百种，为抄写《上海县志》，曾"晨兴夜辍，手腕几脱"。精于金石学，收藏金石亦可观，曾徒步走遍平凉、张掖、敦煌、邠州、西宁、秦州、酒泉、庆阳、泾州、宁夏等十多个府、县，沿途所见古碑、旧刻皆亲自临拓，又在敦煌收得写经31页，莫高窟碑拓10余通;故其收藏碑版、经幢古物具有较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相关事件

叶昌炽在1902年2月被任命为甘肃学政，6月到兰州上任。他的职责主要是按试诸生，考核教官，所以在4年中他巡行了甘肃省的各府州县，大概只差敦煌县没有涉足了。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一书的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收集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敦煌县县令汪宗翰就是他托付寻找资料者之一。叶昌炽大概在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所以他会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代求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盘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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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督庐日记》

这些情况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1904年 9月29日)分别记载道: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盘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据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对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在这两则日记中，所说的汪栗庵就是汪宗翰，汪宗翰除了迷上一些敦煌文物文献，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可是很不准确，给叶昌炽的印象只有数百个卷子，而且已经被各人瓜分了。这说明汪宗翰当时还没有弄清楚莫高窟藏经洞的实情，可能只是听了王道士的谎话，并没有亲到洞窟检点。除此之外，叶昌炽还从敦煌文人王广文手上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幅，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在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大于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

叶昌炽从王广文处得到了藏经洞

叶昌炽从王广文处得到了藏经洞的又一些重要文献文物，并且进一步了解到莫高窟藏经洞的较真实情况。此前叶昌炽已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但这显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应承，其实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来悄悄出售，以换得莫高窟的维修费用。就在这时，1906年，叶昌炽被撤职回乡;第二年，已身在新疆的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得到了发现藏经洞的风声，于是迅速来找王道士，用少量的银子就取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接踵而来的是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外国探险家，也都悄悄地"买"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文献。

叶昌炽回乡四年后，在《缘督庐日记》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又分别记道:

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叶昌炽在事隔数年之后

获悉敦煌宝藏被法国人低价买走，万分悲慨。但他不知这些藏经其实都出于同一藏经洞，还以为又发现了一个新窟。他开始怀念起能够注意保护敦煌文物文献的汪宗翰来，并且悔恨自己当时为何不再往西走上一千里路，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呢!他说当时"竟不能罄其室藏"，还是考虑经费问题，既然公家要拨五、六千两银子那么困难，为何我不自己倾家荡产来凑足这笔经费呢!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太书生气了。王道士发现的文献文物是国宝，并非某个人可以私自占有的，叶昌炽作为一省文化部门长官，完全有权下令收缴全部出土文物文献。但可惜当时人们似乎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谁发现了谁就可以据为己有。要不然，王道士有何法力长期据有这么多稀世珍宝?

事后补救

还应注意的是，斯坦因"买"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之后，甘肃政府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并作了补救，但那补救的方法却极其愚昧:由敦煌县府责成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桶表油漆彩画，然后钉上盖子。桶的中心被做成空的，套在木柱上，可以推动旋转，立在佛殿一侧，称作"转经桶"。除了这些装入"转经桶"的，其馀的经卷则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道士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然也就不会认真执行这样的命令，所以造成敦煌文物文献不断流失的原因各方都有，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则是主要原因。王道士在上"活佛"慈禧太后的疏中指称一万两太后批拨的用以保护藏经洞文物的银子一两都没有到他手中，这只能解释为中途被各级贪官截走了;如果说此事可能原属子虚乌有，王道士只是道听途说，那么后来北京下令将劫馀文献全部运京并奖励王道士六千两银子而最后王道士到手时只剩三百两的情况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叶昌炽与刘承干二三事

叶昌炽一生遍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家，囊读历代藏书书目，最终撰成《藏书纪事诗》。《藏书纪事诗》搜罗书林掌故，对研究藏书家和藏书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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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书稿、撰写《藏书纪事诗》，叶氏的一生与藏书颇有渊源，就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还在校勘《嘉业堂四史》。叶氏能够任职嘉业堂，帮助刘承干校勘《嘉业堂四史》，得益于缪荃孙的介绍。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轰然倒下，随着王朝命运的终结，那些忠于王朝的士大夫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时乾坤颠倒、社会鼎革，为了躲避战乱，前朝遗老纷纷移居上海。为求生存，别无他技的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谋生，而变卖藏书和帮他人校勘也成了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

得益于大量遗老的涌入，上海成为当时书籍流通的重要枢纽。此时，刘承干凭借雄厚的财力，身处上海这个古籍集散中心，大肆搜罗书籍，可以说，刘承干的藏书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也成就了他日后“民国藏书第一人”的美名。刘承干藏书声势浩大，各地书商也是闻风而动，门庭若市，然其中也充实着伪本赝本，可谓泥沙俱下。识别鉴定，工作艰巨，非精于版本目录学者难以胜任。其时，刘氏藏书已初具规模，其中不乏如宋本“四史”这样的佳椠，同时，其也有意将藏书付梓刊刻，化身千万，以利于学林。

就在刘承干求贤若渴之际，叶昌炽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由苏州移居上海。叶氏深厚的学识为刘承干所仰慕，因此刘承干相求缪荃孙，请求其为介绍，之后缪荃孙便作函叶氏。叶昌炽在日记中说：“得艺风函，为吴兴刘翰怡（承干）介绍请见。”经由缪荃孙的介绍，两人得以正式相识。一句为“吴兴刘翰怡（承干）介绍请见”，之后，刘承干主动上门拜访，对叶氏的学问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叶昌炽于“目录之学，甚为渊邃，考论金石尤为精确，殆老辈中佼佼者也”。

之后，两人经常参加各种聚会。虽然聚会名目繁多，但鉴赏书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纪念黄丕烈一百五十生辰大会，王雪澄、缪荃孙、刘翰怡、张均衡、徐乃昌、刘体乾、杨钟义、李审言等沪上藏书家集聚一堂，出“士礼居旧籍有黄丕烈手跋者二三十种，陈列几案，纵览观赏”，以此怀念先贤。叶昌炽在此次聚会上作有《五月十一日荛圃生日筱珊前辈招同王雪澄廉访张菊生参议徐积余观察南浔张石铭刘翰怡偕艺风堂藏书有荛翁题跋者开尊共酌即席赋长句一首五叠前韵》。刘承干和张石铭为刊刻书籍，不定期举办各种书籍讨论会，叶氏也在邀请之列，被刘承干“延至新斋看各种书籍，细谈种切”。刘承干还专门派车接叶氏到寓所，邀其赏鉴自己收藏的宋元精椠。叶昌炽日记中还专门记录了观书之事：“所见古书以蜀大字本《史记》为最佳，无《索隐》、《正义》，但有《集解》，亡友西蠡同年之物。尚有宋椠《宋书》、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可见，叶昌炽对刘承干的藏书是深表赞赏的。对藏书刻书的共同爱好，成了两人增进感情最好的润滑剂，随着交集日益增多，两人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可惜，当年的六月份，叶氏患便秘二十余日，病情一度十分严重，刘承干介绍了灌肠之法，病情方才有所转机。此后，叶氏离开上海返回苏州静养，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等到叶氏入住刘承干位于上海爱文义路八十四号的刘宅，是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份了。此时，叶氏的经济状况日渐恶化，“为疗贫计”，不得不将苦心经营的纱缎庄折本归并于他人，花费毕生精力收藏的碑版也转手与刘世珩，留下了“三十年心力尽在是矣”的感叹。手头拮据、年事已高的叶氏只得通过帮人校勘度日，虽然其间同为南浔藏书家的张石铭请求叶氏为其所藏宋元书籍编目，但终因期限太短而作罢。最后，叶氏接受了刘承干的邀请，入住刘宅，专心校勘宋本“四史”。与此同时，海上著名藏书家刘葱石先生也聘请叶氏编纂《碑目》，且待遇优厚，而叶氏毅然赴刘承干之约，个中缘由，我想除了刘承干对其礼遇之外，叶氏患便秘之时，刘承干及时介绍灌肠之法，助其缓解病情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在叶氏正式入住刘宅之前，叶氏已经和刘承干就“四史”的刊刻作过沟通，并善意地提醒刘承干，“刻四史，诚不朽盛业，但兹事体大，虽得良工影写，校栞收掌，无事不需才。为筹全局，未可以贸然从事也”，对刘承干“四史”的刊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叶氏受聘嘉业堂校勘“四史”的时间很短，前后仅为一年的时间，又加上年事已高，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全部“四史”的校勘，只完成了《史记》的校勘，这对“四史”的校勘出版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入住刘宅后，叶氏开始《史记》的校勘工作。对此，叶氏倾注了自己极大的心血，其校订的《史记》，以嘉业堂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记》为母本，而以震泽王氏本、嘉靖李元阳本、南北监本、评林本、汲古阁本、鄂局翻王本、陈明卿·钟伯敬评本、柯维熊本、江宁局本等为之互校，后又借得宝礼堂藏宋大字本《史记》互为校订。能够借得宝礼堂宋大字本《史记》，叶氏欣喜万分：“宋大字本《史記》借的南海潘氏本，与翰怡藏本互勘。潘本亦有石蒙正、潘旦结衔，且多历书后一处，当是原本如此，而翰怡本则有补版矣……翰怡本钞配甚多，既可以潘本补阙，而潘本年表亦缺五卷，适为翰怡本所有。彼此相足，可成一完全善本，真快事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叶氏还想着《史记》，生怕自己死后致使《史记》散佚，特别差陆升将《史记》送还刘承干。叶氏采用多种版本《史记》互校，彼此相补，才成完善之书，嘉业堂所刻宋本《史记》出刊之后，名噪一时，深受好评，多赖叶氏之功。

在校勘上，叶氏严格把关；在刊刻上，叶氏也是一丝不苟，刊刻《史记》用纸为宣城所定制，写版也请来了当时最为著名的陶子麟。为确保《史记》的刊刻质量，叶氏更是多次与陶子麟沟通，在笔力、体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务必使刊刻书籍“与原本一律”。在刊刻《史记》之前，先刊刻其《邠州石室录》为发轫之始，通过刊刻此书，为《史记》的刊刻积累经验。

叶氏任职嘉业堂期间，除了校勘“四史”之外，还为嘉业堂鉴别审定古籍。“翰怡淫于书，书估踵门者如市。旧刻旧钞，日为评骘”，其中，叶氏自然也贡献颇多。抱经楼、莫氏影山草堂、缪氏东仓书库、缪氏艺风堂等藏书散出归于嘉业堂，均经叶氏鉴定。缪荃孙寄居上海虹口联珠楼，其所藏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以二万元归之嘉业堂。经叶氏过目鉴定收藏之书，均为宋、元、明善本，其中颇多珍本秘籍。

叶氏为嘉业堂鉴定书籍的大宗，当属宁波抱经楼散出之书。抱经楼主人卢文昭，号矶渔，晚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清乾隆壬申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生平精于校雠，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富无比。当时抱经楼藏书散出，沪上书商听闻，集股四万七千元前往宁波，捆载而来，以为奇货可居，想高价卖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此时袁克文寓居上海，正在不惜重金收藏宋本，因此书商起初索价十八万元之巨。不想袁世凯此时突然去世，袁克文无力收书，书价也一落千丈。其后，书单送至嘉业堂，最终，经由叶氏鉴别审定，计甲种二十五种、乙种十八种，共收四十三种。

一九一七年五月，叶氏离沪返苏，不久病逝。叶氏和刘承干相识也晚，真正受聘嘉业堂的时间更短，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叶氏为刘承干鉴定古籍、校勘“四史”，可以说为嘉业堂的发展作为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嘉业堂的全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