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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名 = 驽牛、程芸、芸 | | 笔名 = 驽牛、程芸、芸 | ||
| 圖片 = | | 圖片 = | ||
− | [[File:吕思勉.jpg|550px|缩略图|[https://p1.ssl.qhmsg.com/dr/270_500_/t012720362c0646f530.jpg?size=364x494 图片来源360搜索]]] | + | [[File:吕思勉.jpg|550px|缩略图|居中|[https://p1.ssl.qhmsg.com/dr/270_500_/t012720362c0646f530.jpg?size=364x494 图片来源360搜索]]] |
| 出生日期 = 1884年2月27日 | | 出生日期 = 1884年2月27日 | ||
| 出生地點 = 江苏常州人 | | 出生地點 = 江苏常州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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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 = | | 教育程度 = | ||
| 信仰 = | | 信仰 = | ||
− | | 知名作品 = 《白话本国史》</br>《吕著中国通史》</br>《秦汉史》 | + | | 知名作品 = 《[[ 白话本国史]] 》</br>《[[ 吕著中国通史]] 》</br>《[[ 秦汉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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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ref>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ref> | + | |
+ |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 钱穆]] 、[[ 陈垣]] 、[[ 陈寅恪]] 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ref>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ref> | ||
==人物生平== | ==人物生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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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随同邑薛念辛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 |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随同邑薛念辛受业,读《通鉴辑览》《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等。 | ||
− | + | * 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吕思勉读书颇早,自言此时与史学发生关系。是年,母亲、姐姐为吕思勉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其父亲令其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 | |
*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吕思勉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吕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 *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吕思勉选授江浦县学教谕,合家同往,至1897年归,吕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时代的回忆》,记早年江浦之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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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吕思勉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吕思勉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吕思勉赴金陵应乡试,在场中代人作文多篇。因从小就爱好下棋,出场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庙茶肆观人弈棋,必至晚而归。吕思勉不仅棋艺精湛,对棋局、棋谱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谱,自言"只缺三种",后均散失。 | ||
− |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 | + |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专家屠寄讲元史,受其影响而关心民族问题;与虞菱(又名采兰)女士结婚。虞家世居常州,历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亲虞树荪,是清代末年的贡生。虞氏机敏明察,处事谨严,操持家务,备极辛劳。 |
+ | <ref>{{cite news|ur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672560/answer/106313866|title=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怎么样?}}知乎 </ref> | ||
===执教生涯=== | ===执教生涯=== | ||
− | [[File:吕思勉1.jpg|缩略图]] | + | [[File:吕思勉1.jpg|缩略图|[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3624/20171123133240-1454781945_jpg_288_356_10794.jpg/300 原图链接][https://baike.sogou.com/PicBooklet.v?relateImageGroupIds=&lemmaId=269848&now=https%3A%2F%2Fpic.baike.soso.com%2Fugc%2Fbaikepic2%2F13624%2F20171123133240-1454781945_jpg_288_356_10794.jpg%2F0&type=1 来自搜狗网图片]]]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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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 | ||
− |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 + |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经农介绍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任教,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ref>{{cite news|url=https://cul.qq.com/a/20160418/016210.htm|title=吕思勉位列中国史学四大家被高估了么}}腾讯网</ref> |
==进入光华== | ==进入光华== | ||
− | [[File:吕思勉2.jpg|缩略图]] | + | [[File:吕思勉2.jpg|缩略图|[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8713/20171123133317-1983913238_jpg_482_360_36364.jpg/300 原图链接][https://baike.sogou.com/PicBooklet.v?relateImageGroupIds=&lemmaId=269848&now=https%3A%2F%2Fpic.baike.soso.com%2Fugc%2Fbaikepic2%2F28713%2F20171123133317-1983913238_jpg_482_360_36364.jpg%2F0&type=1 来自搜狗网图片]]] |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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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吕思勉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秦汉史]]》出版。 | *民国三十六年,吕思勉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秦汉史]]》出版。 | ||
− |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 | + |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 |
− | + | <ref>{{cite news|url=http://www.sohu.com/a/64524706_148974|title=史学大师吕思勉}}腾讯网</ref> | |
===蜡炬成灰=== | ===蜡炬成灰=== | ||
*1950年(庚寅),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 *1950年(庚寅),4月,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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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吕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 *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生活,将复兴西路271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先生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5月6日,吕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重要札记、书稿托运至沪,计划作进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开始研究工作。 | ||
− | *1957年(丁酉),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吕思勉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吕思勉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 + | *1957年(丁酉),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编辑送来清样嘱校。自10月4日到8日,吕思勉一直抱病校阅。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9日清晨,病情严重,送至华东医院,抢救无效,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10月13日,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大会,吕思勉夫妇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344两穴。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
− | + | <ref>{{cite news|url=http://yuedu.163.com/source/f737dff9127d46d78b816ae000537653_4|title=中国通史吕思勉 }}网易云阅读 </ref> | |
==史学观点== | ==史学观点== | ||
===进化史观=== | ===进化史观=== | ||
吕思勉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 吕思勉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 ||
− | [[File:吕思勉3.jpg|缩略图|[https://p1.ssl.qhmsg.com/dr/220__/t015041c748cd852a27.jpg 白话本国史]]] | + | [[File:吕思勉3.jpg|缩略图|[https://p1.ssl.qhmsg.com/dr/220__/t015041c748cd852a27.jpg 白话本国史][https://baike.sogou.com/PicBooklet.v?relateImageGroupIds=&lemmaId=269848&now=https%3A%2F%2Fpic.baike.soso.com%2Fugc%2Fbaikepic2%2F28713%2F20171123133317-1983913238_jpg_482_360_36364.jpg%2F0&type=1 来自搜狗网图片]]] |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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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 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 ||
− | + | <ref>{{cite news|url=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675236.html|title=吕思勉是如何将历史通俗化的}}人民网</ref> | |
===创新体例=== | ===创新体例=== | ||
吕思勉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ref>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ref> | 吕思勉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ref>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ref> | ||
===白话通史=== | ===白话通史=== | ||
− |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吕思勉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 + |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吕思勉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
===融合社会学=== | ===融合社会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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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吕思勉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吕思勉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 ||
− | + | <ref>{{cite news|url=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470/16241431.html|title=《吕思勉文集》}}中国政府网</ref> | |
===教育理念=== | ===教育理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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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对历史教育实质的认识更倾向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受教育者"于今日社会,粗能了解,处世做人不至茫无把握",即学会"处世做人"。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也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道应走的路、当尽的责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识层面的,若受教育者要从事学术研究,则可以有所依据,"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后人,而后人不必从头做起"。吕思勉对教育主体性价值的强调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 吕思勉对历史教育实质的认识更倾向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价值。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受教育者"于今日社会,粗能了解,处世做人不至茫无把握",即学会"处世做人"。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也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道应走的路、当尽的责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识层面的,若受教育者要从事学术研究,则可以有所依据,"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后人,而后人不必从头做起"。吕思勉对教育主体性价值的强调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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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著述== | ==个人著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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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 | 吕思勉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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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 ==人物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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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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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 ==后世纪念== | ||
===吕思勉故居=== | ===吕思勉故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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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故居位于常州市十子街东侧,始建为硬山式结构的清代建筑,故居坐北朝南,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接翻轩,第三进为厅屋,第四进为二层小楼屋。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台。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故居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为吕氏祖辈所建,建有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被日机炸毁,现只保留下东宅。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一代已历数百年。1987年吕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资进行修复,1998年修缮竣工。 | 吕思勉故居位于常州市十子街东侧,始建为硬山式结构的清代建筑,故居坐北朝南,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接翻轩,第三进为厅屋,第四进为二层小楼屋。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台。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故居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为吕氏祖辈所建,建有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被日机炸毁,现只保留下东宅。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一代已历数百年。1987年吕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资进行修复,1998年修缮竣工。 | ||
===吕思勉衣冠冢=== | ===吕思勉衣冠冢=== | ||
− | 吕思勉衣冠冢位于常州市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内。< | + | 吕思勉衣冠冢位于常州市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内。<ref>{{cite news|url=https://baike.so.com/doc/1644397-1738180.html|title= 吕思勉}}360搜索</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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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5月27日 (三) 12:14 的最新修訂
呂思勉 | |
---|---|
出生 |
1884年2月27日 江蘇常州人 |
逝世 | 1957年10月9日 |
國籍 | 民國時期 |
民族 | 漢族 |
職業 | 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 |
知名作品 |
《白話本國史》 《呂著中國通史》 《秦漢史》 |
呂思勉(1884.2.27-1957.10.9),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漢族,江蘇常州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嚴耕望語)。畢生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先後在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科、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瀋陽高等師範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滬江大學、光華大學等校任教,曾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代校長。早年還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51年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1]
目錄
人物生平
遍讀群書
- 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1884年2月27日),呂思勉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6-8-10號呂氏故居的東宅。
- 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隨同邑薛念辛受業,讀《通鑑輯覽》《水道提綱》《讀史方輿紀要》等。
- 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呂思勉讀書頗早,自言此時與史學發生關係。是年,母親、姐姐為呂思勉講解《綱鑑正史約編》,其父親令其讀《日知錄》、《廿二史札記》、《經世文編》等。
- 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呂思勉選授江浦縣學教諭,合家同往,至1897年歸,呂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時代的回憶》,記早年江浦之生活。
- 光緒十九年(1893年,癸巳),呂思勉家境開始轉壞,不再延師教讀,改由其父親自教,其父親無暇,則由母親、姐姐幫助講解。母親始授《說文解字》。
-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呂思勉始讀新書報刊,所讀之書有徐繼畲《瀛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鄒沅帆《五洲列國圖》、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王韜《普法戰記》、黃公度《日本國志》等,由此略知世界歷史。
-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經史子集,了解中國歷史。呂思勉始讀梁啓超所編《時務報》,凡是梁啓超的著作必讀。其時最信康梁之說,深受影響。
-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呂思勉已能作文。從父命以所作就正於石小泉、薛以莊諸先生;又從族兄點讀《通鑑輯覽》,約半年畢。
-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呂思勉赴江陰應小試,考入陽湖縣學。呂思勉父親叮囑多讀書,不該兢兢於文字之末;是年始讀正史,及《資治通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選》等,並寫有史札和史論數本;
-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呂思勉始記日記,取名為《測晷錄》,每歲一易名,冠有小序,沿為成例。然所記日記大都毀於抗戰年間。是年,呂思勉始學填詞作詩,自學古史典籍。
-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呂思勉自言"此時之所嚮往者,實為舊日所謂經濟之學(按:舊時經濟即"經世濟民"、"經世濟邦"之意)。於政務各門,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細"。是年著述《筆記·呂黻庭》(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
-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呂思勉早年起即重視國計民生,大至水利、賦稅、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價變化,有所見聞,均一一載錄,所集之資料大都毀於抗戰年間。
-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呂思勉赴金陵應鄉試,在場中代人作文多篇。因從小就愛好下棋,出場後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廟茶肆觀人弈棋,必至晚而歸。呂思勉不僅棋藝精湛,對棋局、棋譜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譜,自言"只缺三種",後均散失。
- 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讀書閱報社"聽元史專家屠寄講元史,受其影響而關心民族問題;與虞菱(又名采蘭)女士結婚。虞家世居常州,歷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親虞樹蓀,是清代末年的貢生。虞氏機敏明察,處事謹嚴,操持家務,備極辛勞。
執教生涯
-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呂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講授國文、歷史。
-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11月5日呂思勉父親逝世。遍讀正史。
-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是年1月至6月,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因氣味不相投,至暑假辭去";
- 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應屠孝寬(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學堂教員,教歷史、地理。
-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是年8月11日呂思勉母親逝世;與朝鮮學者秋景球交往。
- 宣統元年(1909年,己酉),是年呂思勉與陳雨農、王冠時、劉脊生、錢叔陵等第一次結詩社,作詩並互相點評。其時,先生作詩填詞的興致極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呂思勉自選詩作,後由家人整理匯編成《誠之詩稿》,油印成冊,分贈各大圖書館及親友。
- 宣統二年(1910年,庚戊),應屠寄館長之聘,在南通國文專修館任教,教授公文寫作。
-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與朝鮮志士金於霖交往。其時,先生頗留意民間歌謠的搜集與研究,輯錄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謠、諺語,一一圈點、評析,寫成短文,刊於報端,以供同好者賞析。
- 民國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任教,教授應用文字、商業地理、商業經濟等,其時,能教授此類課程者"幾如鳳毛麟角",呂思勉乃參考日文課本講授之。
- 民國三年(1914年,甲寅),舊曆三月初一(3月27日)女呂翼仁誕生(此前,呂思勉曾有二子一女,皆夭折)。是年春夏間,與詩友管達如、汪千頃、趙敬謀、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結詩社,名為"心社",每半月一集,後又有莊通百、陳雨農、李滌雲、周啟賢、張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輟"。是年七月至民國七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
- 民國四年(1915年,乙卯),舊曆九月二十七日(10月31日),子呂正民誕生,乳名興保。
- 民國八年(1919年,己未),8月至12月,由吳研因介紹在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是年呂思勉由謝觀(利恆)介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謝氏為武進名醫,邀呂思勉入館協助《中國醫學詞典》之編撰,呂思勉舅家世業儒醫,從小耳濡目染,熟悉傳統醫書典籍,是年暑假寫成《中國醫籍源流考》一篇,[3]
- 民國九年(1920年,庚申),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呂思勉第一次發表學術論文《致廖仲愷、朱執信論學公開信》,參與學術討論。
- 民國十年(1921年,辛酉),是年著述:《整理舊籍之方法》(原刊《瀋陽高師周刊》第4041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原刊《瀋陽高師周刊》第31、32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答程鷺於書》(原刊《瀋陽高師周刊》、《呂思勉編年事輯》(有節錄),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漢譯)》(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刊有譯者識語);《駑牛雜談:(一)個性、(二)資本制度》、《中國醫學的變遷》(以上諸篇均刊《瀋陽高師周刊》)。
- 民國十二年(1923年,癸亥),2月至1925年7月,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專修科任教,由校長王應岳(飲鶴)延聘,教授國文、歷史課程。是年呂思勉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出版,該書在內容、體例、方法和寫法上均有創新,成為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顧頡剛稱該書[4]
- 民國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國史(四冊)》(商務印書館初版);《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國難後第一版)。
- 民國十四年(1925年,乙丑),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經農介紹在上海私立滬江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文字學、宋明理學等課程。[5]
進入光華
-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紹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任教,光華大學後設歷史系,即擔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光華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為止。
- 呂思勉17歲時,始識同邑丁桂徵(呂思勉母親從妹之夫),"以文字請益",遂從學《段注說文》,於小學之書,稍有瀏覽。1925年至1926年間,呂思勉於講課之餘,將歷年之研究成果寫成4部專著:《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和《說文解宇文考》。
-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戰勝利後,呂思勉三次呈《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表達其對抗戰的預見和決心及建議興辦學校應與社會改革相結合,史學家錢賓四"嘆為西京賈晁之論"。
- 民國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間呂思勉曾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兼課,編寫《中國文化史》講義。
- 民國十九年(1930年,庚午),呂思勉自謂此時進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時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會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余乃讀之稍多。於此主義,深為服膺"。舊曆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呂思勉之子呂正民君患傷寒症病歿,現僅剩翼仁一女。
-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慶省立安徽大學作短期講學;8月假期滿,呂思勉仍回光華任教。
-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呂思勉在光華大學開設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法、史學名著研究、文字學等。
-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後,光華學生數大增,學生就餐發生困難。呂思勉向校方提議,再建公廚與飲食習慣的改革同步進行,為此撰成《吃飯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飲食衛生,多吃寒食和雜糧,認為這類改革可使婦女獲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現代社會之狀況和節奏。
片冰心
-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日軍侵入上海,呂思勉於8月回常州與家人商量今後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幾度搬遷。一家三口始終擠於一間,兩張板床,兩張書桌,兩架書架,一小方桌。幾隻凳子,是為呂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呂思勉將歷年撰寫的部分札記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記》,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呂思勉從小就學習寫讀史札記,50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札記總數達100多萬字。呂思勉的論文、著作,都是在有計劃地閱讀和撰寫札記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研究、融會貫通而成的。
-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島時期,呂思勉避居滬上租界,抱着書生報國之志,撰寫大量史學著作和論文,還留意時局,關心祖國命運,他以"野貓"、"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寫了許多洋溢民族正氣、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於租界內的抗日報刊上。作家兼報人范泉稱呂思勉為[6]
- 民國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租界淪陷,光華大學對外改稱誠正學社(原文學院)和格致理商學院(原理商學院),呂思勉除仍在光華上課外,還在滬江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兼課。中年以後,呂思勉計劃獨自完成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寫,是年,此計劃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開明書店出版。呂思勉自評《先秦史》:此書論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國民族起源及西遷,古代疆域,宦學制度,自謂甚佳。
-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里,舊宅已被敵火炸毀,其時,呂思勉詩作頗多憂國憂民之句;是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呂思勉在城外游擊區湖塘橋青雲中學和坂上鎮大劉寺輔華中學兩處同時兼課,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百年史、國學概論、國文等。
-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間,在蘇州中學常州分校兼任國文課,講授《古文觀止》,文史專家黃永年曾從業問學,稱呂思勉講課議論紛發,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見。
-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華大學復校,呂思勉偕女兒翼仁至上海。
- 抗戰勝利之年,呂思勉精神極為振奮,先後撰寫了《抗戰的總檢討和今後的方針》、《戰後中國經濟的出路》、《戰後中國之民食問題》、《怎樣將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同時解決》等一系列文章,檢討歷史,籌劃未來,對戰後國家之重建充滿了期望。
-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華大學遷到新校舍,呂思勉一家也隨至搬入歐陽路新校舍;
- 民國三十六年,呂思勉應復旦大學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請,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又應邀在誠明文學院兼課。《秦漢史》出版。
-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兩晉南北朝史》出版。
蠟炬成灰
- 1950年(庚寅),4月,被選舉為校教育工會主席。
- 1951年(辛卯)9月,光華大學召開最後校董事會議,呂思勉為校董並任代校長,為學生畢業文憑簽字蓋印,處理學校結尾工作。10月,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並遷入華東師大一村教工宿舍。
- 1952年(壬辰),參加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學習結束時寫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
- 1953年(癸巳),呂思勉最後一本斷代史《隋唐五代史》寫成完稿,但出版無望。計劃中的《宋遼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準備,但都未能最終完成,遂成學術史上永久之遺憾。
- 1955年(乙未)呂思勉身體逐漸衰弱,回常州故居養病。
是年,呂思勉被聘為江蘇省第一屆政協委員,因病甚請長假,未嘗赴南京出席會議。
- 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為照顧知識分子生活,將復興西路271號二樓的一套寓所配給呂思勉一家居住,先生於農曆春節前遷入了新居。5月6日,呂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檢書至廿九日畢",將重要札記、書稿託運至滬,計劃作進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開始研究工作。
- 1957年(丁酉),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編輯送來清樣囑校。自10月4日到8日,呂思勉一直抱病校閱。8日夜,病情轉劇,肺氣腫與心臟病並發。9日清晨,病情嚴重,送至華東醫院,搶救無效,深夜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10月13日,於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公祭大會,呂思勉夫婦靈柩安葬在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M區343-344兩穴。墓穴毀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史學觀點
進化史觀
呂思勉一生思想經過了三次較大的變化,少年時期最信康有為、梁啓超的學說;17歲時服膺法家中的術家之說;47歲時開始信仰馬列主義。所以,當梁啓超發起"史界革命"時,當時年僅十四五歲的呂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動是巨大的,他拋棄了舊的史學觀念,在思想上開始追隨梁啓超,在實踐中開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後呂思勉"在治史的規模上深受梁啓超"新史學"的影響。
進化史觀最先由嚴復通過翻譯《天演論》介紹到了國內,與此同時梁啓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後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系統地向國人論述了進化論歷史觀,發出了"史界革命"的號召,要求推翻舊史學,建立新史學,從而使中國史學的傳統受到了猛烈的衝擊,進化史觀一時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呂思勉熱情地接受了進化史觀,並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撰寫了《白話本國史》,以此來聲援新文化運動。呂思勉研究歷史注重排比史料,分類札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堅持不懈地涉獵古文獻,又廣泛閱讀新出報刊和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白話本國史》初版於1923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雖是一部學術性的專著,但預設的讀者對象卻是青年學生,史識豐富,筆調流暢,數年內不斷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該書除了敘述歷代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的歷史,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諸族"、"近代的後印度半島"、"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屬的喪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內容,都有專門的章節加以敘述。這些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缺失。書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識原點,許多涉及歷史、地理、語法、訓詁、辨偽等方面的知識,都是工具書里不易查到的。
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宣揚了進化史觀,將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不斷運動和變化的實體。他運用進化史觀對中國遠古的歷史進行探討,認為中國可考的歷史起於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漁獵時代,伏羲氏代表遊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農耕時代,人類社會是由野蠻逐步走向文明的。這種用進化觀點詮釋傳說中的歷史的做法雖然有不確切之處,但運用進化論的觀點把上古時代作階段性的劃分,這在前代是沒有出現過的,讀來使人耳目一新,用呂思勉自己的話說就是"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此外,呂思勉還依據進化觀點對婚姻、官制、賦稅、兵制等進行了論述。《白話本國史》全書就是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敘述的中國歷史,證明了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進化之中走向發展的,從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環之見和崇古卑今的觀念。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反映了"新史學"的發展方向。也正是基於此,《白話本國史》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第一部有系統的新式通史。 [9]
創新體例
呂思勉在他撰寫的《白話本國史》中,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注政治和軍事的歷史撰述格局,着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歷史研究的目光轉向了常人常事,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呂思勉批評了舊史的"常事不書",認為"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所以,《白話本國史》收集了豐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歷史上的婚姻家庭、風俗習慣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變。《白話本國史》除了敘述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以外,其中有關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和漢族以外諸族歷史的內容也十分豐富,而且對一些重大的歷史現象都作出了分析。呂思勉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宗法制度是古代貴族社會的根底,通過它把"血族團體裡頭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結了起來,橫裡頭的範圍也廣,豎裡頭的時間也長久了"。對於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朝每代都發生的農民起義,他認為最根本原因就在於從秦漢統一以後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生產方法和生產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變更,而中國人的生計就在於農業,所以當農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後勢必就會發生農民起義,這些看法確實很有見地。更為可貴的是,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里敘述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時更加強調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分別敘述了每個王朝國家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稱這些少數民族為"漢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對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稱之為"朝","這為當時編寫中國通史開創了新體例"。從而使《白話本國史》明顯區別於其他舊史,從觀點到內容諸方面都有新意,[10]
白話通史
呂思勉是史學界公認的書籍讀得最多的學者,二十四史通讀數遍,為學界同人傳為美談。呂思勉國學基礎深厚,治史的意趣卻不保守,五四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深深地影響了史學著作的語言風格,一些史家也開始嘗試運用白話文來撰寫史著,如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特別是當時的《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等刊物,專辟有"歷史或歷史故事"欄,以通俗的口語向人們介紹中外歷史知識。呂思勉積極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話文來撰寫通史,《白話本國史》成為最早使用白話文撰寫的新式中國通史。由於《白話本國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話文,去掉了晦澀難懂的文言詞語,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時代特徵,從而受到了歡迎,成為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對於歷史知識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義。
融合社會學
呂思勉研究歷史,主張其第一個條件,就是對於各種科學,先得要有一個常識。治史學的人,往往以為社會科學是緊要的,自然科學則不甚重要,實亦不然。有許多道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通的。如演變的觀念,若不知道生物學,就不能知道得真確。又如治歷史,要追溯到先史時代,則史家對於地質學,豈能茫無所知?這是舉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所以治史學的人,對於現代的科學,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則用力雖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無以異了,安足稱為現代的學問家?固然,各種社會科學,如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人生哲學等,和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然只能謂治史學者,對於此等學科,更須有超出常識以外的知識,而不能說此外諸學科,可以並常識而不具。
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了科學的新史學。新史學十分強調方法論,要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呂思勉對這種新史學的發展趨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前人的記載,只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對於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並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於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由於呂思勉的史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學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將歷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比較全面地敘述了社會各方面的歷史;以後他又以歷史學的眼光撰寫了關於社會歷史的各種專著,足以證明社會學對他的歷史研究影響深遠。呂思勉的女兒呂翼仁就曾說過:"父親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基礎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論,眼光就比較寬。眼界寬,看事情容易融會貫通,以橫的角度來說,就能着眼於事情的變化發展;從縱的角度來說,也有利於比較研究。父親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說不定和他治學方法有關。父親早年就認為歷史的基礎是社會科學,在研究歷史之前,對各種社會科學應當多少懂一點。"呂思勉正是因為擁有了廣泛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才使他的著作眼界開闊,能緊緊地跟上時代的步伐。 [11]
教育理念
呂思勉在很多著作中都探討了歷史的定義和價值,他把歷史的功能和歷史教育的功能相聯繫,論述了歷史教育的目的。他對歷史教育目的是求知過去,以明白現在。他常常將歷史學的這個目的,分成相互聯繫、而又層層遞進的三個層次來加以說明。
其一、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呂思勉認為,所謂歷史指的是人類的歷史,人不能單獨生活,有人類就有社會,所以人類的進化就是社會的進化。而"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這就指出了歷史教育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了解社會進化的真相。呂思勉把歷史定義既為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同時強調古今歷史互為聯繫的因果由來。
其二、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學習歷史,了解社會進化的真相的目的是為什麼?呂思勉主張:學習歷史,不在於盡記以往的歷史。歷史本是用來說明現在的,不知過去,必不能知現在,"求知過去,則正其所以求知現在"。所以,除了教授歷史時代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外,最重要的是那些"使社會成為現在的社會"的歷史,尤其是那些對現在社會仍有直接影響的歷史,正是我們需要詳盡敘述和教授的。了解以往的史事,認識歷史中的因果關係,都是為了明白現在社會的由來,了解社會的現狀。這樣,他把學習歷史與現在的需要聯繫起來,不是為歷史而學習歷史,而是為了更好的認識現在,知道現在的所以然,把它視為現代歷史教育的一大目的。
其三、臆測將來。學習歷史,知道今日情勢之所由成的目的又是為什麼?"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則可以臆測將來,略定步趨之準則"。呂思勉將歷史教育的最終目的定在了臆測將來,即學習歷史以觀察未來,指導行動。就像呂思勉所說的,只有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所當盡的責任。
呂思勉對歷史教育實質的認識更傾向於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價值。他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讓受教育者"於今日社會,粗能了解,處世做人不至茫無把握",即學會"處世做人"。呂思勉在《呂著中國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於撰寫中國通史,也是"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所以,學習歷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知道應走的路、當盡的責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識層面的,若受教育者要從事學術研究,則可以有所依據,"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後人,而後人不必從頭做起"。呂思勉對教育主體性價值的強調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12]
個人著述
呂思勉著述宏富,其中《白話本國史》強調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按照歷史順序,分別敘述每個王朝與周圍少數民族的關係,為通史寫作開闢了新路。《呂著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別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敘述政治歷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財產、衣食住行等題,都是過去史書缺乏系統記載的。他所著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斷代史,共三百餘萬字。
呂思勉已刊、未刊論著,80年代末計畫匯編成《呂思勉論學集》。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已匯編成《呂思勉史學論著》。另有《誠之詩稿》問世。 呂思勉著作目錄及出版情況一覽表
書名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版本 |
---|---|---|
白話本國史 | 1923年 | 商務印書館初版 |
1990年 | 上海書店民國叢書 |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呂著中國通史 | 1940年 | 上冊開明書店初版 |
1944年 | 下冊開明書店初版 | |
1992年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新版 | |
2005年12月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二版 | |
2011年5月 | 江蘇鳳凰出版社第一版 | |
先秦史 | 1941年 | 開明書店初版 |
1982年9月 |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秦漢史 | 1947年 | 開明書店初版 |
1983年2月 |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兩晉南北朝史 | 1948年 | 開明書店初版 |
1983年8月 |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隋唐五代史 | 1959年9月 | 上海中華書局初版 |
1984年1月 |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增加未刊的總論 |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先秦學術概論 | 1933年 | 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
1985年6月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版重印 | |
2005年 | 雲南人民出版社新印 | |
理學綱要 | 1931年 | 商務印書館初版 |
1988年3月 | 上海書店影印初版 | |
1996年3月 | 北京東方出版社新版重印 | |
中國民族史 | 1934年 | 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
1987年11月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版重印 | |
中國制度史 | 1985年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2005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世紀文庫"新印本 | |
呂思勉讀史札記 | 1982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
2005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本 | |
論學集林 | 1987年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 | 《經子題解》 | 《現代文學》、《三國史話》《史籍與史學》《蒿廬論學叢稿》《三國史話之餘》《蒿廬札記》等 |
史學四種 | 1981年 | 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 |
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 | 《歷史研究法》 | 《史通評》、《中國史籍校讀法》《文史通義評》 |
文字學四種 | 1985年6月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 | 《中國文字變遷考》 | 《章句記》、《字例略說》《說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 |
經子題解 | 1927年 |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96年3月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國學叢書"新版重印 | |
呂思勉遺文集 | 1997年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初版 |
呂著中國近代史 | 1997年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初版 |
呂著史學與史籍 | 2005年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初版 |
包括史學四種 | 《史學研究法》 | 《史籍選文述評》(後兩者曾收入《呂思勉遺文集》) |
三國史話 | 2009年 | 中華書局版 |
中國史 | 2006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呂思勉說史 | 2000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呂思勉讀史札記》 | 中的一小部分. | |
呂著三國史話 | 2006年 | 中華書局簡體橫排本 |
人物評價
著名史學家嚴耕望: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中國通史的寫作,到迄今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而中國史上須待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 》。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例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變相的《綱鑑輯覽》或《綱鑑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出,有鑑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白話本國史》四冊,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13]
劉學照《愛國、述變、求真的〈呂著中國近代史〉》:一位文史底蘊深厚、服膺顧炎武治學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觀影響的史學大師。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譚其驤: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家范:先生於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議論,知道他實得益於對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知識的吸收,社會經濟、社會組織、社會生活都進入了他的中國通史,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
錢穆(《回憶呂誠之老師》):錢穆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呂先生教他們歷史地理課,如果在答題中能正確靈活地運用史料,分析透徹,論述嚴謹,並有創見,即使四題中僅答一題先生也會給予高分。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耕華(《呂思勉治學的創造精神》):先生真是一位樸實誠懇,一無機心;真心向學,不為外擾;立身以正,恬淡為樂的純粹學者。
後世紀念
呂思勉故居
呂思勉故居位於常州市十子街東側,始建為硬山式結構的清代建築,故居坐北朝南,共四進二十一間,第一進為門屋,第二進為大廳接翻軒,第三進為廳屋,第四進為二層小樓屋。每進中間設有天井、花台。建築保持青磚粉牆、飛檐瓦當、木格花窗的古樸風格。故居原占地面積1000多平方米,為呂氏祖輩所建,建有東、西兩宅,抗日戰爭期間,西宅被日機炸毀,現只保留下東宅。呂家世代讀書仕宦,到呂思勉一代已歷數百年。1987年呂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投資進行修復,1998年修繕竣工。
呂思勉衣冠冢
呂思勉衣冠冢位於常州市棲鳳山國際人文陵園內。[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