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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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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云
逝世 1878年(-66--65岁)
国籍 中国
别名 红顶房老板
知名于 房地产、捐赠《苦笋帖》和《潇湘图》。

周湘云(1878年—1943年),清末民国集“房产大王”、大收藏家为一身的沪上巨贾[1][2]。身前家产8000万银元,为中国首富,浙江宁波人[3]

周莲塘十年辛苦成巨商

周莲塘到沪不久,从二哥那里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洋泾浜英语,经人介绍,先是到英商老沙逊洋行里干杂活儿。他心眼机灵,办事勤快,很讨老板喜欢。后来一个法国传教士看中他,经常请他帮忙办点私事,他亦能尽心尽意地为之奔跑。

这个传教士看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就叫他到法国教会敬修堂(现在老城区还有条敬修路)里来做事,无非也是跑跑腿,做些杂务而已。那时外国人在租界里置房子置地的人很多,但他们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有语言上和办事习惯上的障碍,于是就请周莲塘为之代办。渐渐地,他代办代出了名气,外国人一些土地买卖、宅第建造、改建旧屋一类的事情也来找他,他就乘机拉起了一支建筑施工队伍,为人造房子、修房子,建花园,成了一个大包做头(旧称营造商人)。    又过了若干年,那位最初赏识他的那个外国传教士,因年迈要回国了,临走时,他把自己名下的一部分房地产送给了周莲塘,就是现在新闸路成都路口的和庆里、燕庆里和肇庆里三处里弄房产的前身。那时上海地产除外滩之外,以南京路(即现在的南京东路)为最高,是名符其实的黄金地段,南京路附近的地价也渐次升高。

周莲塘拥有了南京路附近的福州路、广东路、湖北路一带的房地产,自是身价不凡。不久,他的地产公司就在老沙逊洋行挂了牌,赢得了外商的高度信任。这么一来,地方钱庄也轧出了“苗头”,认为他前途无量,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开给信贷户头。

有了金融界的支持,贷款上有了方便和保证,生意上就更加如虎添翼,左右逢源了。所以到20世纪初时,“莲塘记”已在市中心拥有了十几处整块的里弄房地产,生意上一帆风顺,可以“闭着眼睛赚钞票”了。 [4]

飞速崛起的地皮大王

从周莲塘艰苦创业,中间经水太夫人继续扩张,到他们的大儿子周湘云接管家业时,周家已号称有500万家业,成为宁波旅沪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富商了。

周湘云(1878-1943)谨慎守成,在房地产上虽没有更大的开拓,但是他的“命”好,遇上了租界里地皮价格几次飞涨的千载良机。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租界人口大增,房地产价格随之大涨;1924年江浙之战,江浙一带的难民纷纷逃难,有点钞票的人家就躲入租界,再次引起租界里地价大涨;抗战时期更是如此,不仅江浙一带的难民,就连北京、天津的富户,包括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富户,以及北方的各大银行、各大企业机构,都无不拼命往租界里挤,把上海的房地产“炒”得火上加火,而周家的房地产业恰恰都在公共租界里,一下子天时地利占尽,从抗战前的一千万家产,骤升到了抗战初期的五千万,到他1943年去世时,全部家产已达八千万了,名列工部局纳税人的第5名。

房产大王的豪宅旧事

周家到了抗战后期已拥有八千万家产,在三十年代以后的住房非常讲究。周湘云的青海路44号住宅,就是一处极其新潮的西式豪宅。

这幢房子造于抗战之前。那时除了外滩一带的银行大厦和洋行大楼,一般楼房里极少安装电梯的,而周家的这幢房子只有三层楼,居然也安装了电梯!不仅有电梯,门房间与主楼之间还安装了对讲器。

外面有人来访,门房用不着跑到楼上通报的,只需在对讲器里讲一声即可。面朝花园的底层大门还是电动卷帘门,而设在大门旁边的按钮,被一幅精美的雪山图画遮掩着,自家人掀开饰图的小门,可以径直开启卷帘门,若是陌生人,即使来到了门前也不知如何开门。

楼里的设备许多都进口的,彩色玻璃是比利时的,大吊灯是法国的,地板是意大利的……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家不仅马桶是抽水马桶,连走廊里的痰盂也是抽水痰盂,用完之后只需用脚轻轻踩一下阀门,痰盂即刻被冲得干干净净。

周湘云夫人施通昭的侄孙女施蓓芳女士曾在其中居住了十几年,她说主人房间里有3个秘密的保险柜,除了主人,谁都看不出安在什么地方。楼内有52间房间,有2把万能钥匙,所有房间均能打开…… [5]

周湘云的收藏

周湘云藏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石印章。他的碑帖收藏最负盛名的是唐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唐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𫖯手卷、明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十卷》等。画则有元黄公望的《富春大岭》残卷、元王蒙《春山读书图》等,至于四王、吴、恽之下,石涛、冬心、新罗之作,更是难以枚计。碑帖收藏方面,则几乎全是端方的旧藏。

《苦笋帖》以草体书“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苦笋帖》是邀朋友来吃笋品茗的书札,没有上款,不知是写给谁的。怀素是唐代草书名家,书学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怀素的《苦笋帖》是很合戴叔伦诗中评论的:其用笔圆转流动,若惊蛇走虺,笔势若断若续,左揖右让,大小疏密相间,有节律感。通篇气贯如一,浑然天成。此帖与他另一传世草书《自叙帖》相比,更显出笔法之凝炼和气韵之浑穆,脱尽了《自叙帖》中用笔的某些俗气。

《潇湘图》是米友仁传世绘画中的杰作。此卷为三连纸,计一丈二尺,题写“元晖戏作”。米友仁为米芾之子,父子首创“云山墨戏之作”,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异军突起划时代的意义,世称“米派山水”或“米氏云山”。《潇湘图》为纸本,系左达功作,写三湘九嶷之际,水绕山重,天空白云浮动之状,于一片蒙浑中,流露出清浥的气氛。

周湘云谢世之后,周家不再买进古物字画。但他的夫人施彤昭恪守夫业,家中的藏品迟迟没散出于市场。上海刚刚解放,作为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森玉亲自登门拜访了施彤昭和周亦玲母女,经过几次磋商,周家首先出售的是两只西周的齐侯罍, 为上海文管会购藏。其中一只在展出时,被郭沫若看中,后来就调拨到北京入藏在国家文物机构。接着徐森玉又从周家为上海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和米友仁的《潇湘图》,两件共计价人民币两亿元(相当于今日之两万元)。

当年脍炙人口的房地产老板周湘云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人们忘却。他的那些带有“庆”字的里弄房产,有的也尘飞烟灭,为新的建筑物所代替。但原来鲜为人知的周湘云的收藏,如今在博物馆内又再现辉煌。今人应该感谢这位收藏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历史。 [6]

“红顶商人”周湘云

由于清代流风余绪的影响,周湘云在光绪朝后期,曾花了几万两银子(据说是四万两),向清王朝“捐”了一个“上海即补道”的官衔。上海道相当于上海市长,“即补道”是“候补道”中最高的级别,按说是可以有缺即“补”的。周湘云本是房地产商人,本来也并不真想当官,捐个官主要为抬高身份,便于结交官场。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周湘云曾亲自去崇陵(光绪寝陵)种树,还捐了一大笔钱报效清王室。据说因此一举,他又升到了三品。按照清廷旧制,三品官就有“大红顶子”戴了。所以周湘云在1908年就是一个“红顶商人”了。

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

周家扬名海上的还有“一号牌号汽车”,这辆汽车是周家老二周纯卿的。周家二公子周纯卿(1880-1945)与其兄秉性大有不同,其兄周湘云属于“老派”人物,除了做生意就是玩古董,金石书画样样收集;而周纯卿是个标准的“洋派”人物,喜欢玩洋玩意儿,诸如汽车、游艇、跑马,样样都会,而且样样都精。

据周纯卿的侄女周亦瑛女士(周湘云的女儿)讲,20世记初,一个丹麦籍的医生要告老还乡了,临行时要将他的一辆旧汽车连同牌照一起出让,周纯卿捷足先登,买下了汽车和牌照,把车灯换掉,又在开门的把手处,镶嵌了一个铜质的篆文“周”字,这就是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了。

周纯卿的儿女们如今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每年春节亲友聚会时,常常有人会问起一号汽车的事情,因他们都是无数次地乘过一号汽车的人。据他们讲,那是一辆黑色的、长方形的轿车(据说是英国名牌车戴姆勒),司机的座位在右边,全车可乘坐12个人,前排4人,后排4人,前排的座位下面有小凳子,拉出来又可坐4人。车内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排玻璃窗隔着,有小窗可与司机通话。车前挂的牌照是铜质椭圆形的,黑漆,极其醒目,写的是古罗马的“I”字,号码下刻有S、M、C、(上海工部局的缩写)。这个椭圆形的牌照出自周纯卿自己的设计,而工部局颁发的正式牌照,平时是放在家里的。

一号汽车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45年周纯卿的葬礼上。周家人决定让老人再使用一次他生前所钟爱的一号汽车,于是,将老人的遗像放大后供放在车上,作为送葬队伍中的“像亭”,参加了大出丧的行列。出丧的队伍缓缓而行,好在一号汽车此时也开不快了,而且走走停停,好歹总算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次使命。从此之后,一号汽车就再也没上过街,不久就报废了。

曾有人在报端撰文说,哈同曾垂涎于一号汽车牌照,甚至发生过明争暗抢的事情。周家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周家与哈同两代人均有交情,老哈同于岁末年初还屡屡借用周湘云的红顶花翎朝服,怎么会对一号汽车有豪夺之举?至于说是沙逊曾为一号汽车牌照而打官司,一直打到香港和伦敦等等,周家人亦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 [7]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