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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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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中衰 指清國經乾隆後已經開始走下坡,吏治 敗壞,武備廢弛,國庫空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開啟西方殖民主義侵華之序曲國勢進一步衰退

背景

清朝以少數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幾代帝王勵精圖治,廢除明朝末年因民變及清軍入侵而設立的"三餉加派"等苛捐雜稅,招徠流民獎勵墾荒,使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但清王朝在乾隆年間達到鼎盛之後,吏治迅速敗壞,官無不貪,吏無不惡,清朝國勢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鮮使者記錄:"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洪亮吉陳述乾隆末年時說:"士大夫漸不顧廉恥,""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饋謝者尚未在此數"。

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盛極一時的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時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騷動,採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清王朝經"康乾盛世"後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在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煙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1]

表現

貪污腐化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吏治敗壞

吏治敗壞與清王朝幾乎是相始終,這與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敗的官場文化有關。清王朝既是少數民族,必須對中原士子大加籠絡。康熙年間就有所謂的南北黨爭。清代的貪污問題是長期的,康熙晚年,官場奢侈腐敗之風已經興起。雍正時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時,奢靡之風又捲土重來且愈來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興土木,豪華與排場空前,糜費特甚。可謂極盡奢華之能事。

乾隆中葉之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1757年,爆發雲貴總督恆文和雲南巡撫郭一裕的"金爐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

1790年禮部侍郎尹壯圖上疏道:"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際,隨着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嘉慶時期,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社會衝突激化,更使政府財政大受衝擊。嘉慶五年八月曾談到追賠的原因:"年來辦理軍務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將次完竣,一切善後事宜均需籌撥款……理應按限完交"。嘉慶帝無奈地說:"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賴?甚至大缺一萬,中缺八千,形諸白簡,此非彰明較著者乎?…… 朕澄敘官方,首先責己,力行節儉,永杜貢獻。諸大吏受任既重,養廉又優,貢獻之費已除,權門之索又絕,必應清白乃心,為國宣力。然而風氣未移,俗態猶故,時有在朕前借端嘗試,巧言利國,實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這時鴉片開始流入中國,而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使中國對外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嘉慶帝屢申禁令,一旦案發,"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道光四年進口鴉片高達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箱,"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道士、僧尼,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至道光年間終於發生鴉片戰爭。

軍務廢馳

八旗勁旅早年在關外所向披糜,戰無不勝,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將佐,居家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子弟賓客飲"。以漢人為主的綠營開始堀起,朝廷一有戰事,便主要依靠綠營兵。乾隆元年諭:"八旗從前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漸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恣意花銷……而兵丁閒散惟知鮮衣美食,盪費成風,旗人貧乏,率由於此。"嘉慶年間八旗和綠營均已腐敗,喪失戰鬥力,嘉慶曾隨乾隆閱兵,所見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平定白蓮教時,八旗請纓赴戰,卻四處搶劫,"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嚴如煜說:"教匪之役,前後八九年,兵調十數省,其中勁旅勇鷙敢戰者固自不少,而矯捷堅實可恃,必以黔兵為第一。……各省提鎮大營之兵,所駐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風俗華靡,平時未嘗遠出城郭,一旦負槍荷戈,走山路數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寧,又且飲醇啖肥,習以為常,山內包米雜糧,食不下咽,先自飢疲,與猾賊追逐百數十里,鮮不病乏者"。

費正清說:"1800年左右的中國經濟不僅與歐洲經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結構不同,觀點迥異。………技術水平則仍停滯不前,人口增長趨於抵消生產的任何增加。簡言之,生產基本上完全是為了消費,陷入剛好維持人民生活的無休止的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純節餘和投資是完全不可能的。"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