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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计划”即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地区国民政府的“反攻大陆”而策划的秘密作战计划。最终在国际局势丕变与客观形势不利的环境因素下，未能实行。“国光计划”始于1961年4月1日，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1972年7月20日，“国光计划”宣告终止。[1]
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1953年起，中国大陆实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中国大陆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又发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中国历经数十年的战争洗礼，经济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加之解放后的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大陆政经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
策划
据国军段玉衡少将称，在1950年至1954年间，国府致力于防卫台澎金马，巩固复兴基地，创造有利反攻形势。在这期间，国府并未制订详细的反攻大陆计划。而在大陆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便积极在台秣马厉兵，准备反攻大陆，各种计划纷纷出炉。
1955年至1956年间，蒋介石指定陆军副总司令胡琏邀集国防大学及实践学社教官若干人组成小组，研拟对闽粤“自力反击作战构想”，蒋介石也曾听取简报一二次，此为蒋介石反攻作战的开始策划阶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间，蒋介石又令国防部遴选优秀军官30余人，以任务编组的方式编成“中兴计划室”，全部人员由国防部各厅局干部兼任，并由参谋本部常务次长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设作战、后勤等处及若干作业组。
后蒋介石又指示陈诚成立督导小组，专门听取该计划室简报。据时任该计划室处长的邢祖援回忆，该计划制订了详细的作战策略，包括一般战备、特种战备、登陆后作战及反攻时机假设等内容。1958年4月至8月间，国府又成立“联战演戏计划作业室”，该计划室基本全部接受“中兴计划”的人员与档案，仍属临时编组性质，由副总参谋总长余伯泉担任主任委员、蒋纬国担任秘书处主任。
启动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联与朝鲜结军事同盟，韩国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编者注）与苏联结盟，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以“国光一号”为例，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澳突袭登陆；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州、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州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计划实施
20世纪50年代，美国虽然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有军事顾问团，美海军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游弋，给予国府大量的军援装备物资，并协助训练国军。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台湾这块基地。因此，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并加以阻止。
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记者会中公开表示，台湾当局如果“反攻大陆”，需提前与美国协商。而据驻金门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报告，美国务院在金门派驻一个707小组，直接与美国务院保持联络，如国府有“反攻大陆”的动作，美国务院便采取阻挠行动。在同年进行的“腾海二号”演习中，国军一个陆战师在澎湖登陆，美顾问团连忙派29人赶到港口及演习地点进行仔细观看，而且派5人随同国军军舰查看。
为了掩盖“国光计划”，蒋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朱元琮认为，也是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军援，“巨光计划”提出如二战中诺曼底登陆般庞大的反攻计划，“提出的战备需求实在惊人”。当然，仅仅是演戏的“巨光计划”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仅是听听而已，不曾有任何的 “指示”，“那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计划搁浅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整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蒋介石终于拍板定案，决定反攻大陆。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反攻大陆。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死战之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军在“八六海战”及乌丘屿海战中失利，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1965年11月14日，国军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军“永”字号炮舰被击沉。至此，国军海军受到解放军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
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的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原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减为3位。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同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减为105人。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
失败原因
虽然国府将“国光计划”形容为“最完备的反攻准备”，但是仔细检视该计划，似乎并不是国府形容的那样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注定了“国光计划”不可能成功。
第一，两岸实力的差距决定了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很难成功。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陈诚坦承，当时台湾的国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陆作战，登陆作战后便要以战养战，即以3个月的准备，打6个月的仗。朱元琮认为，这“实难做到”。
第二，“国光计划”的保而不密致使大陆对国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虽然国府将“国光计划”列为最高机密，但是，据前海军司令叶昌桐回忆，当时一位负责保密防护的官员告诉他，才刚刚开完会简报的案子，第二天中国大陆就透过广播公开。叶昌桐也认为，泄密到这种程度，登陆军上岸形同瓮中之鳖，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猫中队在飞赴大陆上空进行侦察任务时，竟然能听到飞行员的父亲喊话的声音广播。
第三，中华民国对美援的过度依赖严重掣肘该计划的实施。时任光明作业室主任的王河肃承认，“若无美国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支援，以当时台湾的能力与大陆对抗，其成功率为几，不难获知”。而时任启明作业室主任的吴文义少将指出，“在作业期间最感困难的事，是计划所用兵力后，支援作战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击登陆时，所需的登陆小艇如LCVP、LCM及登陆运输车LVT-4等多数不能满足突击登陆需要，而美国为了阻止中华民国反攻大陆”，刻意不向台当局提供这些装备。
启示
半个多世纪的烽火硝烟已经一扫而过。当前，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已经迈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应珍惜和平发展的美好机遇，通过建立政治互信、加强交流交往，最终实现两岸的互利共赢及统一。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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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解密“反攻大陆”国光计划(图)，TechWeb，201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