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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女人(张洪能)

大山里的女人
图片来自免费素材网

《大山里的女人》中国当代作家张洪能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大山里的女人

在横断山边缘无数的褶绉里,散落着一些不很规则的山间小盆地。在这些盆地中,象补丁一样点缀着许许多多的村庄。我的故乡山岩村就是其中的一个。遥远年代的每天每天,有霞光或没有霞光的早晨,当太阳从高耸入云的老东山悠悠地泻下第一缕阳光,高原上的山岩村的早晨就开始了,公鸡收起了嘹亮的歌喉,狗们有一声没一声地乱叫,接着是牛的哞哞、猪的哼哼和隔壁邻舍的咒骂声。

太阳努力地升起来,象一个偷窥者一样觊觎着逐渐明朗的荒村。袅袅的炊烟象村姑挥出的一条条玉臂,探寻着远处的天空。在太阳由红变白并终于把坝子的阴凉拂去的时候,开始在天空盘旋,搜寻着可以充饥的物什。而那时的土地总是贫瘠,无法承载庄稼的葱郁和村人的富裕。鹰的视线一览无余,只好蹲在树梢或墙头上望鸡。鸡也少,又有村童的弹弓虎视眈眈的看着,鹰一不小心就可能跟田鼠一样,成为村人的“牙祭”。鹰没有指望。饿得精瘦的狗同样没有指望,只好这里嗅嗅、哪里嗅嗅地乱跑,越跑就越瘦。

多年以前,山岩村有一位妇女,叫危英。危英是从山谷中一个叫白夷村的地方嫁到山岩村的。危英的男人在另一个山区的供销社“干革命工作”,一两个月回家一次。而危英的婆婆年轻时就守了寡,又受了族中弟兄妯娌的欺侮,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总是时不时地跑到几公里以外的集镇上唱歌、骂街。那时危英拖着5个小孩——2男3女,大的不大,小的还小。很多的时候,危英天蒙蒙亮就起来,跟村里人结伴上山去割茅草或砍柴,要背很大的一捆,每次回到家都已是气灰力竭。

别的人回到家就吃饭,可是危英不行,家里婆婆即使不跑出去唱歌,却总也做不好饭。危英看看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好立即又去做饭。吃完饭,出工的时间也早到了。整个村庄,只有生产队长口中的哨子底气十足,因为那是催促村人出工的命令,如同战场上的军号,清脆而充满霸气。急煞煞地,危英又要忙着去出工,或薅秧锄地,或割麦打场。谚语道:夏至茫茫,点火栽秧。一遇农忙,危英总是急匆匆的。那时的危英身强力壮。同时,危英对于各种农活是那种一看就会、一会就快的人,又舍得使力。生产队里育稻种、抹晒场之类的技术活总也少不了她。危英常说:“打不干的井水,使不完的气力”。危英还说:“吃得亏,拢得堆(与人合得来)”。所以村里人都愿意跟她搭伙做活。

危英从小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成长,十来岁就开始帮忙父兄起早贪黑熬酒榨油,很小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对于生产队分给的粮食和丈夫偶尔带回的三、五元钱,危英计算了又计算。她煮饭总是把白米与杂粮按固定的比例搭配,杂粮在上面,白米在下面,蒸熟前拌一拌,不拌完,留一层米饭在甑子底,吃的时候从上面舀起,从不准深挖。因此,即使有剩饭,剩下来的也是白米饭,下一顿好再掺些杂粮。危英的婆婆曾经是大地主家的小姐,吃不惯粗疏的饮食,经常吃不饱,危英只好隔三岔五地给她留点白米饭,直到婆婆72岁去世。

有时,大一点的孩子说:“奶奶一疯起来就臭屎烂瘟地骂你,你咋还给她吃白米饭呢?”危英说:“你奶奶也不容易,一个千金小姐,又恁大的年纪!再说,她是你爹的妈,她不靠我们靠谁呀?”而危英和几个孩子几乎一年到头就吃不到一顿白米饭。有时孩子们说,村里人打了谷子就吃白米饭,一顿煮一大锅,放开吃。危英告诉孩子们:那叫做“有了一顿胀,无了烧火向(烤)”。事实证明,还没等小孩们羡慕结束,那些放开吃的家庭很快就只剩下粗粮,吃起了“鼓眼饭(纯包谷面等,因难以下咽,因此叫鼓眼饭)”。

危英没读过书。可是对于两个读书的妹妹的课本上的一些课文却经常能够背得烂熟,譬如那篇《糊涂佬》,危英这样念道:“糊涂佬,糊涂佬,糊糊涂涂生病了;一把香灰当良药,怎样能把病医好?”。有时危英对于书面上的东西很感兴趣,有时也会文绉绉地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遇上小孩跟其他人吵架要她争气,她就会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灾”之类。只是那年月时不时地要搞“四清”、“破四旧”、“批斗”等什么的运动,批这个、斗那个的,连家里的许多旧书古籍也被二女儿背到河里丢了。特别是文革那几年,村民们都疯扯扯的,一边讲的是根红苗正,一边巴不得整死谁。危英只能谨小慎微的操持着自家的生计,因为家里的成分不是贫农,何况男人又不在身边。危英那时偶尔会站在村头的黄连树下张望,最后又叹口气无奈地离开。没有谁知道她望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叹息。

也许是自己没有读过书的原因,危英对几个孩子读书的事很看重,再困难,到了读书年龄,她就依次把他们送进了学校。曾经有人劝危英说,读那书有什么用,还不如让大一点的孩子回家来帮忙干活挣工分,免得年年差队里钱。可危英不听,说读书的人更懂道理。到了1980年,她的五个孩子全部读过了高中,有三个还升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这让整个山乡的那些有识之士赞服不已。

有一年,危英家由于灾荒,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几乎到了吃糠咽菜的程度。危英到处去借粮也借不到,吃豆叶面汤、采橡子也不够吃,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一个早晨,危英挎着篮子走过生产队的瓜地,见瓜蔓上结着一个碗大的瓜,焉不拉几的。危英看了看没人,就把瓜摘到了篮子里。可是当她一转身,却看到村里有名的“大喇叭”正好经过。危英说:“孩子饿了,没法了。”可“大喇叭”不饶,说“没收”,便把那瓜夺了去。随后,危英偷瓜的事很快传遍了小小的村子,还说是“破坏”什么什么的。危英羞愧得几乎钻地。

那个傍晚,天上下起了很大的雨,危英的房子漏得到处是水。危英躺在冰冷的床上,羞愤和饥饿折磨着她。她决定冒着大雨去几里外的白夷村走一遭,去跟长兄要几斤豆面或红薯什么的来度荒。她起了床,戴上斗笠走了出去。好大好大的雨,把整个山岩村罩在一片黑雾之中,只有天边的闪电划过,才能依稀辨清脚下泥泞的道路。危英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大的雨,恐怕要发大水了。那时高原山上的森林被砍空了,裸露的山梁沟谷无法涵养水分,只要一下大雨,山洪就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冲田毁地。果然,当她来到河边,巨大的水声正铺天盖地而来,微光中那河正变得越来越宽。

危英慌忙往回走,一道水携着山上的枯枝木棒就漫到了脚边。危英的眼前一亮:这么多木柴!那些年由于砍柴要走很远的路,所以高原上的河边的人们,包括危英,都把“捞河柴”看做很重要的事,村里甚至有人曾经为“捞河柴”而被水冲走喂了金沙江的鱼。可危英眼里只有柴禾。几乎没怎么想,危英一溜烟就跑回家拿了篮子,又再次跑向河边。

那一夜的河水真大,几乎把几年来山上的枯枝败叶和泥土都冲到了河边的田地里。危英忘记了饿,她浑身透湿,不断地把水中的木柴聚集到高一点的田埂上,几次险些被水冲走。到天亮雨歇,危英捡到了三十几篮子“河柴”,还在水漫滩上捞回了几条一些被洪水呛死的鱼。回家后的危英把鱼煮了让家人吃,大家都吃了个心满意足。可就在她继续盘算着怎样再去长兄家借粮的时候,她病倒了,先是剧烈地咳嗽,紧接着就高烧、昏迷。

要不是大女儿把长兄及时叫来,并给全家带来了粮食和一口袋南瓜,估计危英的一生将就此完结。长兄是个诸事难不倒的人,有的是办法。他给危英熬了姜汤,又弄了些草药服下,危英的病很快就好了。望着自己背回的“河柴”,再看看长兄送来的食物,危英想:这帐雨淋得值!哪知就是这一次,危英的身体却落下了病根,一到阴雨天气就咳嗽不止,并且这病一直伴随着她。

危英最后是得了癌症死的。那时她的几个子女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成了家、立了业,有的当了老板。子女们带他到大城市的医院走了一圈,却无法治愈,因为已是晚期。按照中医对她的癌症的病理解释是:忧、思、郁、怒所致。这就印证了危英的生活。尽管她一向坚强,极少以脆弱、焦躁示人,但在山乡的农村,一个女人,独立撑持一片天地的甘苦是人所共知的。而危英始终很平静,她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语气里有无奈也有坦然。

1989年的清明,有一位当了大领导的女人久久地跪在危英的坟前。想起危英生前走过山峦谷地时的日渐弯曲的背影,女人的心里涌起阵阵酸楚。她悲伤地哭着。她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后来啊,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那个女人是危英的女儿,是我的大姐。

是的,危英的一生就像一盏油灯,照亮了儿女们的路,却最终油尽灯枯,熄灭了自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儿女们的孝敬和逐渐好起来的日子。但她大山一般的坚韧代代相传,成为子女们心中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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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洪能,业余作者,诗歌、散文偶见于《西南作家》。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