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女人(张洪能)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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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女人》是中国当代作家张洪能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大山里的女人
在横断山边缘无数的褶绉里，散落着一些不很规则的山间小盆地。在这些盆地中，象补丁一样点缀着许许多多的村庄。我的故乡山岩村就是其中的一个。遥远年代的每天每天，有霞光或没有霞光的早晨，当太阳从高耸入云的老东山悠悠地泻下第一缕阳光，高原上的山岩村的早晨就开始了，公鸡收起了嘹亮的歌喉，狗们有一声没一声地乱叫，接着是牛的哞哞、猪的哼哼和隔壁邻舍的咒骂声。
太阳努力地升起来，象一个偷窥者一样觊觎着逐渐明朗的荒村。袅袅的炊烟象村姑挥出的一条条玉臂，探寻着远处的天空。在太阳由红变白并终于把坝子的阴凉拂去的时候，鹰开始在天空盘旋，搜寻着可以充饥的物什。而那时的土地总是贫瘠，无法承载庄稼的葱郁和村人的富裕。鹰的视线一览无余，只好蹲在树梢或墙头上望鸡。鸡也少，又有村童的弹弓虎视眈眈的看着，鹰一不小心就可能跟田鼠一样，成为村人的“牙祭”。鹰没有指望。饿得精瘦的狗同样没有指望，只好这里嗅嗅、哪里嗅嗅地乱跑，越跑就越瘦。
多年以前，山岩村有一位妇女，叫危英。危英是从山谷中一个叫白夷村的地方嫁到山岩村的。危英的男人在另一个山区的供销社“干革命工作”，一两个月回家一次。而危英的婆婆年轻时就守了寡，又受了族中弟兄妯娌的欺侮，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总是时不时地跑到几公里以外的集镇上唱歌、骂街。那时危英拖着5个小孩——2男3女，大的不大，小的还小。很多的时候，危英天蒙蒙亮就起来，跟村里人结伴上山去割茅草或砍柴，要背很大的一捆，每次回到家都已是气灰力竭。
别的人回到家就吃饭，可是危英不行，家里婆婆即使不跑出去唱歌，却总也做不好饭。危英看看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好立即又去做饭。吃完饭，出工的时间也早到了。整个村庄，只有生产队长口中的哨子底气十足，因为那是催促村人出工的命令，如同战场上的军号，清脆而充满霸气。急煞煞地，危英又要忙着去出工，或薅秧锄地，或割麦打场。谚语道：夏至茫茫，点火栽秧。一遇农忙，危英总是急匆匆的。那时的危英身强力壮。同时，危英对于各种农活是那种一看就会、一会就快的人，又舍得使力。生产队里育稻种、抹晒场之类的技术活总也少不了她。危英常说：“打不干的井水，使不完的气力”。危英还说：“吃得亏，拢得堆（与人合得来）”。所以村里人都愿意跟她搭伙做活。
危英从小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成长，十来岁就开始帮忙父兄起早贪黑熬酒榨油，很小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对于生产队分给的粮食和丈夫偶尔带回的三、五元钱，危英计算了又计算。她煮饭总是把白米与杂粮按固定的比例搭配，杂粮在上面，白米在下面，蒸熟前拌一拌，不拌完，留一层米饭在甑子底，吃的时候从上面舀起，从不准深挖。因此，即使有剩饭，剩下来的也是白米饭，下一顿好再掺些杂粮。危英的婆婆曾经是大地主家的小姐，吃不惯粗疏的饮食，经常吃不饱，危英只好隔三岔五地给她留点白米饭，直到婆婆72岁去世。
有时，大一点的孩子说：“奶奶一疯起来就臭屎烂瘟地骂你，你咋还给她吃白米饭呢？”危英说：“你奶奶也不容易，一个千金小姐，又恁大的年纪！再说，她是你爹的妈，她不靠我们靠谁呀？”而危英和几个孩子几乎一年到头就吃不到一顿白米饭。有时孩子们说，村里人打了谷子就吃白米饭，一顿煮一大锅，放开吃。危英告诉孩子们：那叫做“有了一顿胀，无了烧火向（烤）”。事实证明，还没等小孩们羡慕结束，那些放开吃的家庭很快就只剩下粗粮，吃起了“鼓眼饭（纯包谷面等，因难以下咽，因此叫鼓眼饭）”。
危英没读过书。可是对于两个读书的妹妹的课本上的一些课文却经常能够背得烂熟，譬如那篇《糊涂佬》，危英这样念道：“糊涂佬，糊涂佬，糊糊涂涂生病了；一把香灰当良药，怎样能把病医好？”。有时危英对于书面上的东西很感兴趣，有时也会文绉绉地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遇上小孩跟其他人吵架要她争气，她就会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灾”之类。只是那年月时不时地要搞“四清”、“破四旧”、“批斗”等什么的运动，批这个、斗那个的，连家里的许多旧书古籍也被二女儿背到河里丢了。特别是文革那几年，村民们都疯扯扯的，一边讲的是根红苗正，一边巴不得整死谁。危英只能谨小慎微的操持着自家的生计，因为家里的成分不是贫农，何况男人又不在身边。危英那时偶尔会站在村头的黄连树下张望，最后又叹口气无奈地离开。没有谁知道她望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叹息。
也许是自己没有读过书的原因，危英对几个孩子读书的事很看重，再困难，到了读书年龄，她就依次把他们送进了学校。曾经有人劝危英说，读那书有什么用，还不如让大一点的孩子回家来帮忙干活挣工分，免得年年差队里钱。可危英不听，说读书的人更懂道理。到了1980年，她的五个孩子全部读过了高中，有三个还升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这让整个山乡的那些有识之士赞服不已。
有一年，危英家由于灾荒，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几乎到了吃糠咽菜的程度。危英到处去借粮也借不到，吃豆叶面汤、采橡子也不够吃，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一个早晨，危英挎着篮子走过生产队的瓜地，见瓜蔓上结着一个碗大的瓜，焉不拉几的。危英看了看没人，就把瓜摘到了篮子里。可是当她一转身，却看到村里有名的“大喇叭”正好经过。危英说：“孩子饿了，没法了。”可“大喇叭”不饶，说“没收”，便把那瓜夺了去。随后，危英偷瓜的事很快传遍了小小的村子，还说是“破坏”什么什么的。危英羞愧得几乎钻地。
那个傍晚，天上下起了很大的雨，危英的房子漏得到处是水。危英躺在冰冷的床上，羞愤和饥饿折磨着她。她决定冒着大雨去几里外的白夷村走一遭，去跟长兄要几斤豆面或红薯什么的来度荒。她起了床，戴上斗笠走了出去。好大好大的雨，把整个山岩村罩在一片黑雾之中，只有天边的闪电划过，才能依稀辨清脚下泥泞的道路。危英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大的雨，恐怕要发大水了。那时高原山上的森林被砍空了，裸露的山梁沟谷无法涵养水分，只要一下大雨，山洪就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冲田毁地。果然，当她来到河边，巨大的水声正铺天盖地而来，微光中那河正变得越来越宽。
危英慌忙往回走，一道水携着山上的枯枝木棒就漫到了脚边。危英的眼前一亮：这么多木柴！那些年由于砍柴要走很远的路，所以高原上的河边的人们，包括危英，都把“捞河柴”看做很重要的事，村里甚至有人曾经为“捞河柴”而被水冲走喂了金沙江的鱼。可危英眼里只有柴禾。几乎没怎么想，危英一溜烟就跑回家拿了篮子，又再次跑向河边。
那一夜的河水真大，几乎把几年来山上的枯枝败叶和泥土都冲到了河边的田地里。危英忘记了饿，她浑身透湿，不断地把水中的木柴聚集到高一点的田埂上，几次险些被水冲走。到天亮雨歇，危英捡到了三十几篮子“河柴”，还在水漫滩上捞回了几条一些被洪水呛死的鱼。回家后的危英把鱼煮了让家人吃，大家都吃了个心满意足。可就在她继续盘算着怎样再去长兄家借粮的时候，她病倒了，先是剧烈地咳嗽，紧接着就高烧、昏迷。
要不是大女儿把长兄及时叫来，并给全家带来了粮食和一口袋南瓜，估计危英的一生将就此完结。长兄是个诸事难不倒的人，有的是办法。他给危英熬了姜汤，又弄了些草药服下，危英的病很快就好了。望着自己背回的“河柴”，再看看长兄送来的食物，危英想：这帐雨淋得值！哪知就是这一次，危英的身体却落下了病根，一到阴雨天气就咳嗽不止，并且这病一直伴随着她。
危英最后是得了癌症死的。那时她的几个子女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成了家、立了业，有的当了老板。子女们带他到大城市的医院走了一圈，却无法治愈，因为已是晚期。按照中医对她的癌症的病理解释是：忧、思、郁、怒所致。这就印证了危英的生活。尽管她一向坚强，极少以脆弱、焦躁示人，但在山乡的农村，一个女人，独立撑持一片天地的甘苦是人所共知的。而危英始终很平静，她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语气里有无奈也有坦然。
1989年的清明，有一位当了大领导的女人久久地跪在危英的坟前。想起危英生前走过山峦谷地时的日渐弯曲的背影，女人的心里涌起阵阵酸楚。她悲伤地哭着。她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后来啊，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那个女人是危英的女儿，是我的大姐。
是的，危英的一生就像一盏油灯，照亮了儿女们的路，却最终油尽灯枯，熄灭了自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儿女们的孝敬和逐渐好起来的日子。但她大山一般的坚韧将代代相传，成为子女们心中的一面旗帜。
作者简介
张洪能，业余作者，诗歌、散文偶见于《西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