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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上)》是中国当代作家武立金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上)
商团叛乱被平定之后，广东的形势并无根本好转，陈炯明仍盘踞东江，虎视眈眈；滇军和桂军对北伐态度消极，而且北伐军费仍很成问题。在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后，身为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的廖仲恺因要求各军核实兵额、交还财权均无效果，被迫提出辞职。因此，尽管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此时，孙中山才认识到依靠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但究竟如何去做却不得要领，也未来得及去深入思考。面对国内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的严酷现实，令他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更为强烈。就在这时传来了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
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生于一八八二年，祖籍安徽巢县，寄籍河北保定。少时家贫，一八九六年入保定五营当兵，后改投武卫右军。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一九一四年任陆军第七师旅长。一九一八年任湘西镇守使。一九二一年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率部出陕援直，曾任河南督军，后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直系军阀内部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国民党新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分化，时任直军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率部于九月十九日由古北口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
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率部立即占据北京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接管北京城防，包围总统府，软禁曹锟。随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及所属师旅长等联名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停战，表示同“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相周旋。
第二天，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被迫下令：停止战争，免去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改任为青海屯垦督办。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部队改称国民军，以此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并于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全国：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遂结成了直系内部的倒直铁三角同盟。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前曾与各方约定，事成之后迎孙中山北上。所以，他在回师北京后便如约行事，立即与胡景翼、孙岳、续相溪等二十九人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电报中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孙中山接电后沉思良久，宋庆龄也犹豫再三。
孙中山到底该不该北上，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时局动荡，形势险恶，段祺瑞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政客，不仅不会谈出什么名堂，反而有可能遭他暗算，还是不去为好。
孙中山对于自己的安危，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要用大元帅的身份来看我的话，我就不能到北京去，因为万一我这个大元帅出了问题，你们就失去了指挥员；但是如果要用革命党的领袖来看我的话，那我就应该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革命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义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及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和平统一的任何一线希望。为了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加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冯玉祥的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北上，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呢？考虑到当时军阀混战，进京路上危机四伏，她只是提醒孙中山：“社会动乱，旅途不靖，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不无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千方百计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之途危机重重，生死难料。
“这些我都考虑过啦！为了民众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过，为防万一，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路线，不直接开往北京。另外，还可以多带一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吧！希望你再想得周全些。”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十月二十七日，在征得政治主管胡汉民、财政主管廖仲恺、党务主管汪精卫、军事主管谭延闿的同意后，孙中山复电冯玉祥：“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十一月一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联名复电：“顷奉感电，深荷阙垂……先生国家之勋，爱国情切，宏漠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党论，俾国内人士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祷之至。”
之后，冯玉祥又多次致电敦促孙中山早日成行。为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向全党发出通告：
总理北上，乃应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转与各派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既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以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鉴于张作霖、段祺瑞等人反复无常，居心叵测，有些国民党人仍担心孙中山北上的安全，都劝他取消此行。但孙中山向来以民族利益为重，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既然觉得北上对革命事业有利，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他也要成行。
孙中山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这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但我之所以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怕什么危险呢？”
同时，孙中山并不因决定北上而停止北伐的军事部署。他指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十一月初，进入江西的北伐军接连攻占大庾及赣州，并向吉安推进。
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举行的欢送会，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对北方时局的认识和对此次北上的考虑，表示尽管道路坎坷，他仍决定到北京去，“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推进革命的发展，并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
南方的气候虽冬不寒，广州军港仍是一派风和日煦、郁郁葱葱的景象。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 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偕宋庆龄及随行人员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二十余人登上永丰舰，在俄舰“波罗斯基”号的护航下踏上了他的不归之途。
下午三时，“永丰”舰抵达黄埔。孙中山心里惦念着自己的军校，特意安排暂停黄埔码头，离舰上岸，再次视察这所他亲手创建并寄予无限深情和厚望的军事学校。
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未及的。
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师生用军校的最高礼仪——阅兵式来迎送自己的总理。孙中山缓缓走上检阅台，迎面可见大幅标语：“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策源地！”“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刺刀闪闪，军旗猎猎。精神饱满的学员排成整齐的队伍，手持苏式步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正步通过检阅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中山。
汪精卫看到这个隆重的场面，感慨万千地对孙中山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去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是啊，情况会越来越好！”
脸色苍白的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严整、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浮现出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在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冲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潮……叠印的画面又幻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
孙中山在廖仲恺的恳切要求下，向全体师生作了告别演说。
“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孙中山声洪音亮地说，“现在北京发生了事变，当这次事变发生的时候，很像一个中央革命。但是，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丝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我因为践约起见，所以不能不去……”
演说结束，孙中山巡视了一些主要的场所，甚为满意。临行时，他对蒋介石说：“我这次到北京去，明知道是很危险的，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而我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去奋斗，有何危险之可言呢？况今我已五十九岁了，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总理从来不曾说过这些话，为何今日突然说出这些呢？”蒋介石心头一震，愕然道。
“我是有感而言，看见你这个黄埔学校的精神，一定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现在我死了，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现在有了这些学生，一定可以继承我的未竟之志，能够奋斗下去的。” 孙中山伤感地对蒋介石说，“这次北上不论成败，我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近来，孙中山一直抱病从事革命活动，现在腹部疼痛感愈加明显，脸色灰暗，身体乏力。为了这次北上，全凭着精神支撑，鞠躬尽瘁，为国操劳。他是位医生，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中国向来讲究“出行大吉”，他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些令人忌讳的话来，固然是由衷地流露出对黄埔的信任，或者也夹杂着自己对病势已有预感吧！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行告别礼。
黄埔军校校歌高唱，响彻珠江两岸：“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聚在威武雄壮的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徐徐远去的永丰舰，热泪盈眶。
孙中山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改乘日轮“春阳丸”。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达上海，受到各阶层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动不已。
孙中山在莫利爱路自己的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采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整天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途中疲劳。宋庆龄面对这种应接不暇的情形，心疼得对孙中山说：“还不如在路上休息得好！”
在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头一天，英国的《字林西报》发表一篇短论，竟然叫嚷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胡说什么“孙中山是广州大本营的大元帅，一举一动都负有政治上的任务。上海租界之内完全是商务性质，负有政治任务的大元帅，住在这样的地方是不是相宜”。
英国的《大陆报》更发出恶毒的叫嚣：“要驱逐孙中山出上海”；“绝不要理睬孙中山所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等等。上海群众结队欢迎孙中山时，法租界巡捕房竟然进行阻止并捕去四名指挥者。
对于帝国主义蛮横干涉我国内政的卑劣行径，孙中山立即给予坚决的回击。他严正指出：“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无权干涉。”并提出要尽一切力量收回租界，“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的飞扬跋扈了。”
第二天，孙中山在寓所对新闻记者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孙中山又说：“军阀与帝国主义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到我很危险；但是为了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我甘心去冒这种危险。”
中国共产党于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各地区、各阶层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配合孙中山北上，并为孙中山北上做后盾。
在沪期间，孙中山政务繁忙，很少休息。而北京段祺瑞、胡景翼又来电促驾北上。冯玉祥亦电其代表马伯援，持冯电谒见孙中山，请其火速北上。这样，孙中山偕宋庆龄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上海。由于当时津浦铁路中断，他们只好改乘日轮“上海丸”绕道而行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日本长崎。孙中山先后对新闻记者和中国留学生发表谈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神户，受各界人士约四五百人的热烈欢迎。在船上回答记者的提问，解释此次辗转日本的原因：一为由沪至津交通梗阻，二为重游看望故友。谈话毕，即由神户国民党支部长杨寿彭等人陪同登岸，寓东方旅馆。
就在下榻东方旅馆后，孙中山接到段祺瑞在北京已组织临时政府的消息，而冯玉祥则被解除兵权后下野。面对形势突变，他的神情变得肃然起来。
十一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在百忙之中偕夫人赴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听讲者达三千余人，因礼堂挤不下，遂在操场设立分会场。在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又为学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散会时，数千听众鹄立于广场，向孙中山脱帽欢呼，长达三十分钟之久。
自公开讲演之后，由于孙中山实行的是联俄政策，日本政界对孙中山表示冷淡，但日本的舆论对孙中山的主张却一致的欢迎，一致的赞成。来日本的目的于短时间内收到效果，孙中山的精神甚感宽慰。
孙中山夫妇在神户停留了一周时间，于十一月三十日乘“北岭丸”前往天津，到码头送行的中日各界人士达三千余众。[1]
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