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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道教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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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道教斋蘸十分兴盛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末期，因其吸收了道家学说，谶纬之学，也被称为神仙道教，到了宋代，道教才终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就连宋代皇帝也对和信仰道教，道教中的斋蘸仪式在民间也是非常兴盛。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宋代道教的地位和宋代道教斋蘸兴盛的原因。[1]
一：斋蘸仪式的形成与发展
据史载，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斋”的说法，道家“斋”之说盖源于先秦时期。在此之后，斋就以一种宗教体验的方式为人所用。至南北朝时期，斋法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各种专门的斋法，如三天斋、旨教斋、灵宝斋等。
受佛教“盂兰盆”的影响，道教灵宝派斋仪注重对亡魂的超度，这也是道教的斋蘸仪式的最初样貌。刘宋陆修静对天师、上清及灵宝派斋法进行初步整理，提出一套斋醮理论，认为斋醮活动也是道士重要的修行过程，如诵经礼拜可以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纯净。
在这一套理论中，灵宝斋占九种，其中金箓斋为帝王国主服务，黄箓斋等为贵族、官员，有着强烈的阶级秩序感。
“醮”起源同样很早，《仪礼》中就有提到，天师道有上章醮仪。按《正一威仪经》的说法，“醮”就是用蔬果祭祀神灵。
“醮”是其关注的重点，他对设醮的地点、祭品、坛场、程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认为“醮者所以荐诚于天地，祈福于冥灵”，并主张“诚”是醮的核心所在。
唐末杜光庭继承并发展陆修静斋醮科仪。他继承陆氏“济度”思想，并且将之扩大，使仪式中可包括一切有生、孤魂、臣忠子孝、君、父等。
可见道教斋蘸仪式，首先是源自于中原本土的习俗，“斋”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仪式，如《史记》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就记载了，蔺相如在向秦王索取和氏璧时，以“斋戒”为名潜逃。
道教吸收了这种自古有之的习俗，也使得当时的民众更好接受这种仪式以及道教，而系统化则受惠于佛教的“盂兰盆”仪式，也算是佛道交流的表现。
不过，唐代的道教斋蘸仪式由杜庭光等人整理的，仍旧强调“黄箓斋”，也就是存在阶级服务性，更多的是为贵族与官员或是皇家帝王服务。我们如今认识的斋蘸仪式并非如此，这也正是宋代斋蘸仪式的革命性发展。
二：宋代道教的地位 斋蘸仪式在唐代本身就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经历了五代变乱，道教科仪陷入了低谷，正如以上所言，斋蘸此时可算作是贵族、官员、皇室的专属，民间则少有能享用者。
不过宋代的统一也就意味着需要确立一种宗教信仰为官方所用，而道教则被宋朝历代帝王所尊崇。上行下效，因为道教文化渐渐可以除灾避祸，所以民间也适当应用于民俗文化之中，自然作为道教仪式的斋蘸能够兴盛。
1：宋代帝王对道教的态度
宋代尊崇道教对比唐代而言，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宋初终南山道士张守真被召进京，在建隆观设黄 醮降神。 张守真在斋醮坛场制造“ 晋王有仁心” 的降言, 太祖赵匡胤禅位给晋王赵光义。
宋太宗以皇弟即位的非常经历, 使他对道教斋醮开始推崇，进而也影响到了后代帝王。 太宗即位就要举行宗教仪式, 就是使张守真在皇宫琼林院建生坛, 设周天大醮为国祈福。
宋太宗又敕命在终南山选址, 为张守真兴建上清太平宫。太平兴国六年赐张守真崇玄大师号, 翌年正月张守真在上清太平宫设普天大醮为国祈祷,
从此上清太平宫成为国家斋醮的坛场。
这也就意味着，道教在宋初因为涉及国家正统的选择而被重视。也正因如此，之后宋代帝王都未对道教进行贬斥，皆持有尊崇态度。到了北宋徽宗时期，更是达到极致。
宋徽宗被称为“艺术”皇帝，正是因为其能书善画，还在宫中特设画院以生产艺术作品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然而这些艺术作品中大多都包含道教因素，款识为徽宗的画作，多由画院创作，后题自己的名字。
如《听琴图》、《五色鹦鹉图》，前者以道教的五色传统来隐喻画中人物的身份，以五方位来象征徽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后者也通过道教的五色传统隐喻祥瑞将至，鹦鹉旁的杏花也是道教的祥瑞之花。
除此之外，徽宗也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兴建艮岳，即便引起社会的不满也要表现道教的祥瑞。宋徽宗正是在用艺术结合道教的各种祥瑞寓意，《宣和画谱》中徽宗所作的序言就有“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也。”以艺术来与道统相并论，可谓是以艺治国，以道教治国。
笔者以宋初与北宋末期之事来反映道教在宋代的重要性。
2：道教在民间的地位
宋朝皇室崇祀太一神达到极致, 为此在汴京兴建太一宫。
太一本来是先秦以来的民俗文化中的星辰, 祭祀太一始于汉武帝, 唐天宝初祀八宫, 称之为九宫贵神, 太清宫特设九宫贵神坛。宋代就形成了十神太一的信仰, 十种太一神皆被视为天之尊神。
宋代《太一经》 对太一信仰作了宗教式阐释, 《太一经》宣称太岁有阳九之灾, 太一有百六之厄, 而五福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 可以保佑无兵疫水旱之灾。
也正是因为这种道教结合民间信仰的现象，导致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产生降圣、天庆等道教节日。
可以说这些节日放在如今也是法定节日，朝廷规定这些道教节日其间，东京的宫观举行七天斋蘸法会，渐渐地演化为民俗节日，民间每逢六月六就要建蘸禳谢。
也就是说道教因为宋朝的推行以及其避祸化灾的种种迷信，民间文化与此紧密结合。
三：斋蘸仪式在宋代的盛行以及功用 宋真宗时期的崇道之风已渐近高潮, 当时国家斋醮一年中竟多达四十九次, 由此朝野大臣纷纷呼吁裁减斋醮次数。
之所以皇家热衷举行斋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代遗留下来的“黄箓斋”传统，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宋代流行复古之风。
宋代文化史中有闻名的文人“复古运动”与徽宗以金石器物来象征回归三代之礼。这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复古文化潮流，欧阳修、苏轼、曾巩、黄庭坚都对金石器物有所研究。
这种对古器的审美也导致文人们关注唐代及其以前象征道统的文化，如先秦的青铜鼎彝之器，吕大临《考古图》序言也有提“仿佛其声形，以追三代遗风”。
徽宗受到这种影响，即位也举行编撰《宣和博古图》，考订聂崇义《三礼图》之得失，吸取《考古图》的经验，并且将考订的古器物形制用于宫中的瓷器。
由这些现象都能说明复古之风充斥在北宋中期及后期，文人复古在于怀古之情，帝王复古在于以道统、艺统来证明政统的存在，将自己的统治比为先秦三代之盛。
如前所言，斋蘸仪式本身就来自于先秦的民俗文化，只是在魏晋隋唐吸取佛教的仪式，成为系统的宗教仪式。五代之乱导致这种仪式衰微，宋代特意复兴就是为了以此象征自己统治的正统地位。
而且将之向下推广，作出普及化的努力，也是为了回归到原本的先秦传统。
可以说，宋代的斋蘸仪式，其仪式的各步骤是道教式的，但是对于统治者的实行来说，又存在儒家的因素，也就是“道统”的意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