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被贬官到岭南的著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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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被贬官到岭南的著名官员《梦华录》欧阳旭因为夜宴图之事，被安排去岭南新州当通判，虽然当通判是遵循探花的常例，但是欧阳旭心高气傲，看不上新州这个地方。实际上，岭南在宋朝是著名的蛮荒之地，更是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整个宋朝被贬谪到岭南的官员多达491人，那么宋朝有哪些官员被贬官到岭南呢？[1]
据宋人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夹室内立太祖誓碑，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故而形成宋朝特有的优待士大夫之风。宋朝官员只要不是犯了重罪，极少被判处死刑，最多只是贬官流放，而岭南则是宋朝流放官员最热门的“目的地”。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
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
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