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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被贬官 |
宋朝被贬官到岭南的著名官员《梦华录》欧阳旭因为夜宴图之事,被安排去岭南新州当通判,虽然当通判是遵循探花的常例,但是欧阳旭心高气傲,看不上新州这个地方。实际上,岭南在宋朝是著名的蛮荒之地,更是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整个宋朝被贬谪到岭南的官员多达491人,那么宋朝有哪些官员被贬官到岭南呢?[1]
据宋人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夹室内立太祖誓碑,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故而形成宋朝特有的优待士大夫之风。宋朝官员只要不是犯了重罪,极少被判处死刑,最多只是贬官流放,而岭南则是宋朝流放官员最热门的“目的地”。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
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
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