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读书郎的读书故事(赵斌录)
作品欣赏
小小读书郎的读书故事
小时候读书，读来的都是故事，徜徉在一个个故事里流连忘返。现在想起来，那读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我偷来读的。
星期天，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母亲讲了几段地下党的故事，紧张惊险，听得我后背发凉。母亲说那是从一本叫《红岩》的书里看来的。
我暗中留了心，知道母亲的那套《红岩》藏在她那只每天紧紧锁着的板箱里。
终于有一天，母亲忘记了锁箱子，我乘人不备飞快地把那套书偷了出来，麻溜儿地溜出了家门。
找到一个没人的角落，用了两个下午的课后时间偷偷摸摸，囫囵吞枣地把书看了一遍，又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书放回了板箱。
十岁孩子的小诡计很难瞒过精明的母亲，母亲很快就套出了我的秘密。这一次，母亲破例没有打我，只是说，那是禁书，不敢拿出去让人看见。
书还了回去，书里的情节却留在了脑海里。书里有一段写道，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甫志高立即转移。在银行当职员的甫志高执意要回家跟家属道个别，结果一进家门就被埋伏在门两边的特务抓了个正着，在军统的大堂上当了可耻的叛徒。书里描写，深夜，甫志高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昏暗的路灯把他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了，一会儿又压短了，周边孤寂无人，冷雨凄凄。看得我紧张兮兮的。晚上趁着路灯一个人去排房西头公共厕所的时候，老是担心旁边突然闪出两个面目狰狞的特务来，不由得头皮发麻，恨不得哪天大人们把厕所搬到人多热闹的地方。
这次偷看小说的经历，为我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从此再难关闭。少年的我就像一名刚刚入行的新猎手，再不愿放过掠过眼前的每一件猎物。
寒假回老家，从奶妈家翻出一本早些年的高小语文课本，迫不及待拖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的阳光下用老家方言朗朗地就读。那是一本老课本，字是繁体字，好多都不认得，只好连蒙带唬地串着念。有一课里说，红军战士向对岸的“敵人”猛烈开火。“敵”字我不认得，就约摸着按偏旁的模样读成“商人”大声蒙了过去。心里还在纳闷：红军为啥要向商人开火呢？难道商人都是反动派吗？接下来，红军战士高喊“衝啊！”，这“衝”字，却硬硬地把我拦住了，我怎么也冲不过去，只好幽咽泉流冰下难了。
那些年，群众文化生活搞得有声有色。每年正月，公社里都要组织各大队文艺汇演。冬闲时节，公社发下来文艺节目小册子，供各大队排练节目时选用。二哥专门去帮我要了一本。册子内容很丰富，快板、歌曲、诗朗诵、独幕剧都有。我一字不落挨篇儿读了，也觉得很有趣儿。有一幅诗配画，远处，朝阳初起，人们在田里忙碌着。近处，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调皮地歪着头，骄傲地伸出一只手指指着旁边的红脸大公鸡。配的诗是：“红公鸡，你呀你，过去催我早早起。如今大家学大寨，天天还得我催你！”颇有点天津小靳庄全民赛诗会的风范。
“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俩口儿坐在了窗前呐，咱们两个学毛选……。”这是男女声表演《老两口学毛选》的唱词，一时间像长着翅膀一样从祖国的都城一直唱到偏僻山乡，脍炙人口。我大着嗓门给姥姥念了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随便念一个什么字含含混混带过去。姥姥不识字，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只是一边干活一边认真地频频点头。
子弟小学，常有同学偷偷带着小人书来，几个小朋友兴奋地红着小脸儿挤在一起看。学校里能够订杂志，有太原出的《红小兵》，每一期六分钱，以连环画为主，有画有字的，好看。天津的《革命接班人》一毛一一本，偏重于文字，故事性强，耐看。上海出的《上海少年》，每月厚厚的一小本，主要是小说，散文，诗歌什么的，档次高，价钱也高，得两毛钱。几次跃跃欲试想跟妈妈申请订上一学期《上海少年》，却终于也没敢提出来，只能眼馋地羡慕着班里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小朋友们心中，《红小兵》的编辑是个可恨的家伙。有一次，杂志连载了几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看得我们津津有味。可每到悟空高高举起金箍棒劈头盖脸砸向那变换了身形的妖怪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戛然而止，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期分解”，害得我们既不忍，又不甘，余兴未尽，又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盼着下一期杂志早点来。终于，等到最后一集故事连载完了，又心生不舍，惋惜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呢？恨不得从头来过。
明是我的好朋友。星期天去找他玩的时候，他在家门口正坐在小马扎上贪婪地看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我凑过去看了几行，马上被吸引住了，就蹲在旁边随他凑合着看，直到天沉沉黑，再看不见。他看完后，我央求借给我看看。明很为难，他也是好不容易才从别人那儿借来的，第二天早晨必须还给人家。我就跟他保证说，明天一早一醒来连厕所都不去马上就把书还回来，他答应了。我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如痴如醉地看下去。第二天早晨，如约去还书。临进他家门，还不忘匆匆把最有趣的章节再翻一遍。明和他的三姐都爱看书，我也跟着沾光看了不少小说。
好些书已经被撕得没头没尾，书脊上的书名也磨得认不出来了，一看就知道身经百劫，到看完了连看的是本什么书也不知道。有的看着看着，正看得起劲呢，后面的章节突然就没有了，连手里残留的这些后几页也是缺边少沿，残破不全，还得像侦探一样连猜带蒙地才能串起来。有一本没头没尾的厚书，看得悲悲戚戚，心里酸酸的直想掉泪，听明的三姐说，叫《苦菜花》。还有半本书写一帮好汉在铁路上打鬼子，里面有刘洪、王强什么的。其中一个叫小坡的队员被鬼子包围，无法脱身，最终选择了开枪自杀，很是惨烈，让人看了说不出的难受。很久很久以后，才偶然得知那本书叫《铁道游击队》。那时候年龄小，还不懂得什么英雄末路、壮士暮年的悲壮，不懂得玉石俱焚、舍身取义的无奈，只觉得英雄就该顶天立地、横扫千军。读懂英雄的悲怆和不易，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排房里的李大爷是个和善又爽朗的阳泉汉子，那些日子正在悄悄看一本抗日小说《烈火金刚》。大爷白天在工厂里上班，晚饭后就坐在家门口给我们讲一段，天天不落。李大爷讲书，一口平定县口音铿铿锵锵，落地有声，把当年冀中平原的抗战英烈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说到紧要处，大爷端起厂里奖励劳模时发给他的那个搪瓷大茶缸，“咕嘟咕嘟”连灌几大口水，说：“不早了，孩儿们散了吧。明天咱们接着讲。”我有些不满足，一直想借大爷的书来看看，却没好意思说出口。
钢城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职工们可以办借阅证借书看。妈妈办了证领我去看，书架上可可怜怜地纵横着几本书，可挑选的余地很小。这也足够解馋了。先借了本大喇叭里正在热播的《大刀记》，又看了有著名的周扒皮半夜鸡叫故事的《高玉宝》。姚雪垠的《李自成》刚写到第二部，是说闯王李自成造反的，是很长很长的大部头。借来看了，挺费力，没等看完就还了。尽管对解放初期农村搞互助组的事似懂非懂，还是把很红很火的《金光大道》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记住了高大泉、高二林、张金旺、刘祥这些人物。尤其那位响当当的男主人公，一副正义凛然，掷地有声的样子，名字也很有时代特征，叫高大泉（高大全）。
同学晋国年龄比我稍大点，稳稳当当，感觉比我懂事多了。去他家玩的时候，看到他新买的小说《新的高度》，很动心。他借给了我，叮嘱我小心别弄折了。我很感激，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回了家。《新的高度》是个短篇小说集，讲的是我空军飞行员克服技术困难飞上天空又一个新高度的事。写得粗，也空，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读了。那是一个对书籍饥不择食的时代，总是在第一时间一目十行地读完到手的每一本书。准确地说，好多都不能算读过，只是隔二片三囫囵吞枣地看了个大概，只能算是浏览，或翻阅。即使如此，也已经很满足了。遇到描写景物或心理活动的段落，就大段大段地草草翻过，很少认真品读，总喜欢挑拣紧张激烈，环环相扣，情节性强的段落来看，就像一个馋嘴又挑食的孩子。
在滚滚红尘中辗转了几十年后，遇了许多人许多事，才慢慢体味到人生或自然的细微柔软、动人心魄之处，才理解了那些或精妙细致、或浑然忘我的大段描写或阐述，也许那才恰恰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华所在吧。
越是没有书可看，对书的渴望越是如饥似渴。
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牛奶房家属院，看到倒垃圾的灰渣堆里半隐半露地扔着一本书，就有些动心。想捡回来看，又躲躲闪闪的，没好意思。回到家，想想又不舍，心里痒痒的。踌躇再三，终于还是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返回去捡了回来。这是一本早先的高中文学教材，书里有很多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还有什么大鸟的神话故事，我都没有看过。满是欣喜地匆匆通读了一遍，又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地把书扔回了原处。再去上学的路上，我把看来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大家都很过瘾。
钢城大街上唯一的书店是修得很高大的新华书店，但书册寥寥，而且少有更新。玻璃柜台上几无例外地攒着一层灰，服务员就在那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懒洋洋地织着毛衣。尽管如此，那也是我们放学后常常光顾的地方。即使不买，多闻几鼻子墨香，多瞄几眼过过眼瘾，似乎也很满足。书架上哪个位置放着什么书，有几本，横着还是竖着，可能比服务员还记得清。
忽然有一天，竟然发现增加了一本新书！是的，是一本长篇小说，《风扫残云》，是说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十万大山里剿匪的。这可乐坏了久旱盼甘霖似的我们。接下来的几天，我不记得是想了怎样的阴谋诡计瞒过了严肃的妈妈，又怎样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终于买了回来。那份得手后的快乐，让我咧着腮帮子乐了好几天。
那个年代，正式传播渠道受阻，一种被称为手抄本的手写书籍应运而生，在地下暗暗流传。我家隔壁英姐大我好几岁，我吭哧瘪肚上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插队好几年了。感到英姐好像并不想把根扎在农村战天斗地一辈子。我下午放学回来，常常能看到她在家，一边哼唱着革命歌曲，一边对照着图样用一把钩针上下翻飞地钩着花。她钩花的样子很专注。夕阳从窗棂上投射进来，柔和地罩在她的身上，象是披上了一件金色的霞帔，把花季的英姐打扮得更美。钩花的图样是她一笔一划认真描了来的，非常整齐。那个年代，一切疑似的、确诊的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都已经封杀殆尽，钩花就是年轻女子们很休闲、很优雅、又很重要的文娱生活了。英姐喜欢我，常常问起我学校的事。我也乐意在她的旁边听着她的歌声写作业。她的一个闺蜜也下乡插队了，常来串门。那天闺蜜来串门的时候，神神秘秘地递给她报纸包着的一本书。从她们遮遮掩掩的对话中，我知道那是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她们越是神神秘秘，我越是好奇得心痒痒，特想看看里面到底写的是啥。但以我的年龄，以当时那种政治气氛，我是没有资格看到手抄本的。到了1976年大姐姐们偷偷传抄天安门广场传回来的悼念周总理诗词的时候，就更是紧张兮兮的神秘异常，气氛压抑得可怕。
邻居小丽姐姐跟我同年级，她不知道在哪里看了个手抄本《绿色的尸体》，在一个盛夏的夜晚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几个听，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上厕所都心惊肉跳的。
臭名昭著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是标准的坏书、黄书，我们既看不到，也不敢看。从喇叭广播和对坏人的批判稿里我们知道，那是毒害我们革命接班人的毒草。
零花钱近似于零，乱花钱是决不允许的。但我发现了一个窍门，买书在家里一般是不会被惩罚的。这个小发现让我很欣喜，这个小发现的直接价值是我又增加了两本书《安徒生童话选》和《格林童话选》。
“四人帮”被粉碎了以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氛。再去书店，看见书架上多了一本《初等数论》。正是英雄的陈景润老师因为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道而家喻户晓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买了。拿回家，却看不懂。是的，看不懂。那种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几乎都认得，串起来却不明白说的是啥意思的那种不懂。这本书到现在还悠闲地躺在我书柜的一个角落里。几次搬家的时候，都有过把它扔了的冲动，它却在我手上过了好几遍，每每幸免于难。书，我依然看不懂，但当初买它的时候那份饥不择食的渴求深深地埋在心底，看到它，就想到了那满是清新、满是憧憬的少年时代。
有一本书，不用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爸爸妈妈下班回来，家里一下子多了三本。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时，全国上下学《五卷》的高潮迅速掀起。我拿来看了，看不懂。这样严肃的著作不是当时的我能够理解的。我放弃了。星期天，从排房疯疯地跑过，一回头，却发现邻居家的小女孩坐在门前，双手捧着一本《五卷》认认真真地在读。那年我十二岁半，她才刚刚十岁。八年以后，我上大四，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五卷读了，仍磕磕绊绊，好多都还弄不明白。有的书读的不是文字，是要用阅历来读的。想起当年那位小妹在阳光下捧读五卷的情景，心里就多了一些感慨。
时光远去，当年那种想读书却没书可读的日子再不会有了。如今我们有的是书，可读的东西很多，只是没有了当初那份如饥似渴，那份废寝忘食，那份发自内心的希冀和欣喜。当年那些读过的书，情节大多都不记得了，但那份无与伦比的渴求，那份欲罢不能的快乐，那份凝神书卷的忘我，却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那来自方方正正的汉字里的铿锵与婉约，那来自书卷里带着墨香的尊贵与感动，如血，如脉，如歌、如诉，丰盈了当年那个小小的读书郎，也将陪伴我的一生。[1]
作者简介
赵斌录，男，古城上党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