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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的顧城》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短篇作品。
作品欣賞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國旅行,聽說顧城和他的妻子謝燁也從國內來了,我每到一個城市,就聽人們說,顧城要來,或者,顧城走了,永遠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國。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學見到了顧城。他頭戴一頂直統統的布帽,就象一個牧羊人,並且帶有遊牧的飄無定所的表情。他說這半年來,他這裡呆呆,那裡呆呆,最終也不知會去哪裡,後來,聽說他去了英國,美國,又聽說他去了新西蘭,在那裡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國,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國學生來敲我的門,對我說:「你看,誰來了?」我伸頭一看,走廊拐角處,顧城靦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頂灰藍色的直統的布帽。我說:「顧城,你在放羊嗎?」他回答我說,是養雞。
顧城說他從小就想要一塊地,然後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為墾荒作準備,他甚至收集了關於木耳的知識,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種生長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後來才知道,顧城在我從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謝燁。他們生活在這擁擠的寸土為金的城市裡一間租賃來的小屋,那裡的空氣使顧城窒息。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樓房與高牆分割為一條條、一塊塊,路面也是支離破碎的,而且車水馬龍,走在路上,簡直險象環生。
有一天,顧城決計要走了,他徑直來到十六鋪碼頭的售票大樓,他不知道要去哪裡,他只知道要搭一條船。他向謝燁要二十塊錢買一張船票,謝燁靠窗站着,用身體擋住窗口,以防顧城一頭栽下去。他們僵持了很長時間,誰也不讓誰。十六鋪是個噪雜的地方,每天有十幾萬流動人口在這裡經過和滯留,輪船到岸和離岸的汽笛聲聲傳來,時間在一點一點過去。後來,謝燁說,顧城,你看見嗎,馬路對面有個賣橘子的老頭,你去拿個橘子來,無論是要還是偷,只要你拿個橘子,我就給你買船票。這個橘子其實就是簽證一樣的東西,代表一種現實的可能性。顧城想來想去,就是沒法去拿這個橘子,從小做一個乖孩子的教育這時候湧上心頭,乞討與偷盜全不是他能幹的。於是他只得和謝燁回了那個小屋。
我想後來顧城在歐洲,還有美洲,走來走去,其實就是為了得到一個橘子,然後去搭一條船。他們這裡停停,那裡停停,然後滯留在了新西蘭的城市奧克蘭,在那裡,謝燁生下了他們的兒子木耳。奧克蘭的冬天很冷,他們很窮,買不起木柴,朋友們就送他們許多報紙燒壁爐。晚上木耳睡着了,謝燁燒壁爐,顧城就在壁爐前翻報紙。不識英文但識阿拉伯數字的顧城專門翻看房屋出售欄目,將價格低廉的售出啟事一張一張剪下來,第二天,帶到奧克蘭大學請一位教授朋友幫忙審閱。這朋友一張一張地看,說,這是一個廁所,這是一個電話亭,這是一個汽車棚。接着,他的眼睛睜大了,他幾乎不敢相信。
這座房子在離奧克蘭不遠的海島上,他們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裡,他們上島,走下碼頭,涉過海灘,走進了黑壓壓的森林。這是座太平洋的島嶼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樹葉,遮住了天日,腳下是柔軟起伏的落葉,那就是高更離開巴黎所去的那樣的島嶼。他們走了很久,幾乎絕望的時候,一座紅色的房子出現在眼前。就是這房子,在破了一個大洞的屋頂之下,有一個臉色蒼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壞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見了來人中的顧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顧城說話。他看着顧城,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嗎?」顧城問:「什麼時候?」「五十年以後。」「沒事,我只要二十年。」於是問的和答的都釋然了,開始進入關於房子的談判。
我讀顧城最近的一首詩,題目叫做,我們寫東西。詩里說:我們寫東西,像蟲子/在松果粒找路/一粒粒運棋子/有時/是空的/集中咬一個字/是壞的/裡面有發霉的菌絲/又咬一個。詩里還說:不能把車準時趕到/松樹里去/種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語言,就是「集中咬一個字」的那個「字」,對於顧城是什麼意義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學聽顧城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語言就像鈔票一樣,在流通過程中已被使用得又髒又舊。但顧城有時也需向現實妥協,他承認語言的使用功能,並且利用這功能和人交談,在大學講課,於某些場合介紹自己和自己的詩。
這使用功能於他還有一種船的作用,可將他渡到大海中間,登上一個語言的島。這是一副語言的島嶼景觀,它遠離大陸,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語言的聲音和畫面浮現出來,這是令顧城喜悅的景象。有時候,他的耳邊會忽然響起一個字詞,清脆地敲擊着他的感官,這就象來自很久以前的一個啟迪,一個消息。比如說,「蘭若」這個詞的來臨。「蘭若」是什麼呢?顧城心裡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動。他就去查找字典,這就象乘船重回大陸進行考古與勘察。他意外地看見了「蘭若」這個條目,竟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蘭」與「杜若」這兩種香草;二是梵語寺廟的意思。顧城想,這是一種幽冥的召喚,又象是一個舊景重現,好比海市蜃樓。而我想,這種召喚與重現的實現,不是又要依憑語言的使用功能了嗎?
但這被顧城視作語言的天然景象。顧城認為語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狀與內在精神。就好比「蘭若」這兩個字,香草與寺廟是它們的外形,而「蘭若」的字音與字形以及它們的偶然的並列,則是它們的精神。那天早晨還是夢中來扣醒顧城大腦的,就是這字詞的精神。但我以為顧城對於語言的寫實性的外形,還是有着相當的迷戀的,比如當他看到字典上對「蘭若」的解釋,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動。然而他嫌惡被使用得爛熟、滑膩的語言,那有一種失貞的感覺。而像「蘭若」這樣已經被時間淘洗乾淨,宛若處子,便能在顧城心中喚起喜悅。他有時也承認,語言的精神當藉助外形而存在,這表明顧城在某種程度上是個唯物主義者,只是對這種承認流露出無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謂動賓的方法,來展現「紅豆生南國」的另一番場景。他說,想一想,紅豆生出了南國,是何等壯觀的場面!這證明他至少承認並且運用了「紅豆」、「南國」、「生」以及語法的日常表達方式,這就象乘船去島嶼的旅行。
顧城來到那南太平洋上,與當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樣地理位置的島嶼上,他們可說是一窮二白;他們所有的錢都付了房價,且在銀行欠了一筆貸款。在這一個時期里,顧城總是在森林裡走來走去,嘗着各種植物。看有什麼能夠作充飢的糧食,各種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樹告訴顧城,這可以吃。於是顧城就從這棵樹的樹根開始嘗起。這樹是巨大的參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島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麼肥碩巨大,把人類映襯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顧城從根上開始啃一棵樹,是什麼樣的情景呢?他很耐心的,忍着轆轆飢腸,拿出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從根啃到梢,最後知道,這顆樹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們還吃過能夠製造幻覺的野草。
最後,牡蠣救了他們。這樣,他們就做了島上的漁民,他們從海里打撈起牡蠣,一桶一桶提進森林的紅房子。在天黑以後,就着蠟(因為此時他們還沒有拉進電線),他們在搖曳的燭光下,剝着牡蠣,儲備着過冬的口糧。然後,顧城就去種菜了,他每天扛着鋤頭去開荒,鋤子扎進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間,他喜不自禁。顧城深翻了泥土,播下菜籽,等待菜籽發芽,長出葉子,葉子再被各種無名的蟲子吃光。最後,他心滿意足地扛着鋤子回家。
我還很喜歡顧城追逐母雞的場面。那時他們只有一隻母雞,每天下一個雞蛋,補充他們的營養。可是母雞卻出走了,謝燁追了幾天,又派顧城去追它。它跑,卻又不跑遠,只是在你視線里活動,可你卻永遠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陽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回家,那母雞便在房子前邊聲聲喚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開,一天的追逐又開始了,那母雞就好象是來誘惑顧城似的。我想顧城追得絕望的時候,就埋頭在草叢裡尋找它下的蛋,可是一無收穫。後來,顧城得了一筆稿費,他們決定發展畜牧業,實行生產自救。這天他們去鄰近的農場買了二百隻雞,餘下的錢還夠買兩個月的飼料。
然後,他們帶着雞和飼料回家了。壘雞窩的活兒他們整整幹了一夜,從西邊升起的碩大的月亮照耀着他們,這是他們永遠不解的,月亮和太陽從西方升起,東方落下,一年四季是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來,五月里的秋天恍若夢中。養雞業的第一個難題是他們始料未及,這是世代生長在現代化流水線上的雞類,它們祖祖輩輩居住在籠子裡,它們竟不再會走路,它們還不會從地上啄食。為使它們吃食,顧城謝燁絞盡腦汁,好話說了無數。最後他們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把飼料放在一條木板上,然後一人一頭來回晃動,模仿流水線的飼料傳送帶,它們就這樣開始吃食了。顧城謝燁想,回歸自然是多麼難啊!他們還想,在這個文明世界裡要過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價啊!他們望着島上那些英國、德國的銀行家們豪華的空闊的別墅,心想:他們正在辛勤地掙錢,為了來過自然的生活,而他們從來沒開過。想到此,他們便會有一種富足感。
後來,雞們漸漸地學會了從地上啄食,它們開始走動,甚至學着飛翔,將它們的腿肌鍛煉得很結實。它們全是那樣碩大強壯的體魄,停在那裡,就好象停了一群鷹。當兩個月過去,飼料吃完的那一天,它們開始下蛋了,每個蛋都有盈盈一握,十來個便裝滿一籃子。顧城挎着籃子去賣蛋的情景,多麼叫人高興。就此,他們進入了一個衣食無憂,並且少有積余的階段,他們還了一點銀行貸款,修補了屋頂的大洞,擴建了陽台。站在陽台上,望着太陽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舊歌。雨後的景色最是驚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腳底。然後,院子裡三棵果樹開始結果了,碗大的杏子一個一個砸在地上,等着顧城拾到籃子裡去。
顧城有時候非常嫌惡他的身體,他說,身體是多麼麻煩和累贅的一件事啊!它一會兒餓了,一會兒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說他有個時期特別恨他的身體,因為它總是餓了還餓。我想那大概已是一個發育的時期。可是我已經說過,顧城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個唯物主義者,他承認並且還稱得上是尊重現實的需要。他不拒絕運用某些謀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學講課,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請。當我們在伯林見面時,他便是來此參加一項文化交流計劃。有一年時間。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們歸還銀行的貸款,再進一步修緝房子。顧城也不拒絕以實用性語言來進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還很善於運用語言的這一使用功能,將許多只可意會的事情表達得相當完善。
據說,他的講課很受學生的歡迎,聽課的人總是濟濟一堂。他畫的圖畫有兩種,一種是寫實性的酷似的肖像,他為島上居民畫像,然後收費;另一種是奇異的綱筆畫。他、謝燁、小木耳,都以特別的線條表現,植物與自然,也以特別的線條表現。那些流暢怪異的線條在紙上布下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又象是一張地圖,規劃了肉眼看不見的存在狀態。但顧城不願意負擔額外的現實勞動,房子的貸款始終壓在他的心頭,還清貸款的這一日就象是一個未來的節日。他還不願意學英語,一句話也不說。他是島上唯一個不說英語的人,這給島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覺得,有一種使用性的語言就足夠了。
不說英語的顧城在島上走來走去,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人們就猜測:看哪,這個人在想什麼呢?他和他的兒子木耳無法對話,木耳一口英語,一個漢字不說,他們見面也是相互微笑,一個字不說。我就又想:顧城到這個島上來,是不是為了省去說話的麻煩?等房子貸款還清,荒地長出莊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島,安心在島上,在森林裡,過着像「我們寫東西」那樣的生活:「像蟲子,在松果里找路」,他這一隻鑽果子的蟲子,他鑽啊鑽進果皮,又鑽進厚實的果瓤,再去鑽那堅硬的核,最後,他也鑽進了,然後「種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伯林去找顧城,我走了很長的路。我們都住著名的庫登大街,我是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庫登大街走啊,走,走過了許多昂貴的商店和繁華的街區。我沒料到的是庫登大街的盡頭竟會是那樣僻靜,有着古樸的小鋪,那條小小的街開滿了鮮花,好象鄉間的小鎮。我找到他的門牌,尋找他的門鈴。在一排長長的外文姓名中間,他的「顧」字的拼音顯得特別簡單,好象不是一個名字,而只是一個音節,這音節象徵着顧城。然後我按了門鈴。他們的房間空空蕩蕩,行李打開放在床邊地上,好象隨時都要開拔。進門就問我要不要吃麵條,爐子上有一鍋湯,隨時可下麵條。顧城戴着他那頂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悵惘地走來走去,窗外是午後的燦爛的陽光。
顧城說他想家了,想回島上去。交談計劃只過去了三個月,剩下的九個月真是漫長得嚇人。想家的心情他長久以來從未有過,現在有了多麼叫人高興。他想他在山裡鑿石頭,這一塊大石他要鑿下來抬回去,墊他們的台階。他鑿啊鑿的,像一個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間,石頭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頭,發現原來天黑了,黑色的鳥群在落日染成的紅色的樹林上飛翔,轉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輪。顧城收拾起東西,就回家了。[1]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6日出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現居上海,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文學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莊》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
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1987年,調入上海市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5年1月,短篇小說《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2012年7月,長篇小說《天香》獲第四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首獎。 2013年9月,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2020年10月,發表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