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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人文
File:巴渝文化.jpg
[ 原图链接]

中文名: 巴渝文化

省 份: 中国重庆

地 区: 长江上游地区

起 源: 巴文化

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一种顽强、坚韧和剽悍的性格,因此巴人以勇猛、善战而称。巴人的军队参加周武王讨伐商(殷)纣王战争,总是一边唱着进军的歌谣,一边跳着冲锋的舞蹈,勇往直前,古代典籍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1]

基本简介

重庆的简称“渝”,别称巴渝、山城、渝都、雾都、桥都。秦时称江州。隋称渝州。北宋称恭州。

重庆之名始于1190年,因南宋光宗赵敦先封恭王,后登帝位,遂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双重喜庆”之意。1997年,重庆设为直辖市。隋时,嘉陵江称渝水,重庆因位于嘉陵江畔而置渝州,故重庆简称“渝”。

巴渝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期,生活在长江上游巴山渝水的先民便以勇猛强悍和歌舞著称,就是在参战时,也“歌舞以凌殷人”。近年来的三峡库区考古发现,更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巴渝文化历史悠久、绚丽多彩,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暂且不说闻名中外的三峡一带的古迹胜地,也不说抗战时期陪都文人工荟萃将巴渝文化推到一个高峰,仅以解放后尤其近几年的文化为例,足以证明这一点。大足石刻在巴渝文化上耸起一座丰碑,从它每一刀、每一凿的痕迹里,我们似乎可以窥视到巴渝文化在千百年来发展的脉络?  那铜梁龙舞,那黔江摆手舞,那小河锣鼓,那川江号子,那巴渝吹打(接龙吹打、金桥吹打),那秀山花灯,那九龙楹联,那广场故事,那梁平三绝(梁山灯戏、梁平竹帘、梁平年画),又似乎在大足石刻里找到其踪影?

民间艺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民间艺人。1999年,重庆评选出了当今活跃于世的“巴渝十大民间艺术家”,他们又是从大足石刻中领悟到些什么?

大足石刻的影响,最直接的也许算雕塑吧!雕石狮的遍布全市,巴渝简直成了石狮的生产王国。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巴渝的文学、艺术都渊源于大足石刻,但可以说,今天文学艺术的丰收能没有随大足石刻根须的滋养吗?有了大足石刻的巴渝大地,历史发展至今,当有了小说《红岩》、油画《父亲》、摄影《主人》、话剧《40年的愿望》、《沙洲坪》、川剧《乔老爷上轿》、《金子》,歌剧《火把节》、《巫山神女》,舞剧《三峡情祭》、《小萝卜头》,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杂技《水流星》等,才与大足石刻交相辉映,形成巴渝文艺的辉煌。

从有确切记年史料判定年代出发,只能以武丁时期甲骨文中的“巴方”,作为巴人有文字以来的历史的上限。而且,目前真正有史料记载其活动的巴人始祖,只有《世本》所载的巴氏之子务相,即《路史》说的“后火召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有关务相与另外四姓结盟、被推为君长之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君”。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思)[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这段关于廪君得名、巴人起源的传说,颇有一点英雄史诗的味道,其故事情节的真实性无须一一去考证。这里,只需从中归纳出几点:巴氏出于赤穴、四姓出于黑穴,无非表明巴氏出自一个较为久远的世系,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几次竞技比赛,应看作巴氏与其他四姓之间的多次较量,最后务相取得了胜利,作了五姓的君主,称廪君;廪君与盐水神女的故事,只不过是巴氏通过征服不断扩大地域、充实族众的历史缩影。不过也应当指出:在五姓结盟之前,仅以巴氏而论,还不能将其视为是一个部族或民族,而只有在五姓结盟、建立政权,并控制了一定的地域和民众之后,以巴氏为首的联盟才开始跨入部族或称古代民族的门槛;只有从这时起,其他民族、地域的人才会把以巴氏为首的族团称为“巴”或“巴人”。

由于就目前所见的史料,巴、樊、目覃、郑、相等五姓的活动轨迹,大多只能追述到殷代,加之甲骨文有“巴方”的记载,因而我们说务相活动的年代在殷商时期,巴人的形成和得名亦在同一时代。

通过以上考证,巴人传说中的始祖,最早可追溯至大白皋;大白皋之后,其部族有分化、繁衍,其中一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与殷人和巴人的先世均有关系;巴人首领后照出于乘厘,乘厘就是“常仪”,仍属于传说时代的人物;而后照虽为巴人始祖,但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却是其后的务相;务相在位的年代,如用甲骨文中的“巴方”作参照,约为商代中前期,故可以说巴人部族的形成在商代。

迁徙与发展

巴氏等五姓结盟、形成部族联盟时的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省长阳县境,地处鄂西山区。总的说来,巴氏等五姓结盟、形成部族联盟的地点定在湖北的西南部,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廪君被拥戴为君长后,率领巴族沿清江扩展疆土,在盐阳战胜了盐水女神部落。即今天的恩施县。现在县城在清江西岸,在隋唐以前,县治在清江北岸,按水北为“阳”,故亦可称为盐阳。

廪君在盐阳与盐水神女的交往,意味着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同时,廪君及族人占据了这片“地广大、鱼盐所出”的地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湖北恩施西北到今重庆云阳,自古至今就是一个产盐的中心,从汉代起,即设有盐场盐官,就清代末年而论,年产的盐量,足供川东鄂西十五个州县的消费。这一富源,也就是巴人初期发展的部分张本。在重庆忠县的?井沟,附近就有现在仍在开采的盐井,而在?井沟遗址中,出土数量巨大的陶制尖底器,时代为汉代以后,这些器物不是运出供其他地区使用,从而排除了此地为陶器工场的可能,大量的尖底器在本地集中使用,有学者推测,应为当时的制盐工场使用的制盐工具。

廪君占据夷域,夷城成为巴人早期的中心。所谓夷域,寻其原意,应为 夷水主城,夷水则清江,前面说过,盐阳就是今恩施,根据廪君与盐水女神的传说,可以推定,夷城盐阳。也就是今天的恩施。巴族最后在夷城定居,成为清江流域最强的部落。在其后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巴族在清江流域不断繁衍,后向鄂西、川东扩展。

早期的巴人活动于鄂西,以恩施为中心。随着努力的增强,也受兴起的楚人势力的压迫,不断向川东即今重庆境内迁移发展。其都城即中心区域也渐次迁到“枳”即今天的涪陵,再迁到重庆,势力达到四川南充的阆中。巴人势力发展到川东,其路线是沿清江上溯,古代的清江水量比现在要大,具备通航条件。当时的巴人善于乘舟,溯江而上是不困难的。巴人到达鄂西后,再沿现在的大溪北上,即可到达川东今重庆的巫山境。从大溪勾通清江,就成为汉代以前往来川鄂之间的主要通道。古代三峡江流湍急,险阻难通,不是远古人们利用独木舟之类的交通工具能逾越的。川鄂的水路交通,多由大溪――清江一线,避开三峡,再在宜都进入长江。

关于巴族、巴人的活动范围,从目前见到的史料看,是很不完整的。考古材料方面的证据,也相对较缺乏。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战争的频繁,巴族本身势力的消长,民族的迁徙,下面将提到的巴族的势力范围,仅能说明是古代巴族活动的区域,而不能作为固定的边界,有些地方可能是巴族长期居住的中心,有些地方可能是他们势力曾到过的范围。

民族特点

古代巴族能歌善舞,其歌舞内容主要是从“战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巴渝舞,后来逐步成为一种专供表演的宫庭舞蹈。巴渝舞是集体舞蹈,它刚劲有力,富有气势,到了汉代,巴渝舞被列为宫廷宴乐,在宫廷庆典时进行演示。以后,巴渝舞不断演变,其分支为僚人的“羽人舞”、江南的“盾牌舞”、土家族的“摆手舞”,以及川东的“踢踏舞”。

春秋战国时代,巴族的民歌也相当有名,它不但流行于巴境,而且在楚国也胜炙人口。《昭明文选》就有关于巴山调广为民间传唱的记载:“客有歌于郡中者,其下始于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时说的郡,指的就是楚国的都城,即现在湖北江陵。巴山调在楚国尚有千人和唱的壮观景象,在巴国本地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山歌的巴山调,亦称竹枝词,经民众创作和传唱,文人受其影响而纷纷效仿。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曾仿民歌作《竹枝词》九首,其中,“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以天气的晴、雨巧妙隐喻男女恋情而为广大民众所喜爱。自刘禹锡之后,竹枝词开始成为一种富有民歌味的诗体形式,保存在我国历代诗词集中,足见巴山调对我国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

文化景点

坐落于渝北区两路镇。占地面积5公顷。村内主要景点有一馆、四院、一庙、一牌坊。巴渝民俗博物馆内藏有中国民间工艺品、服饰和其他生活用品实物1000余件,其中重点陈列了巴渝地区清末民初的家神龛、挂匾、雕花木床、桌、椅、案台等颇具民俗工艺特色的木雕精品250余件。“四院”是指四个风格不同、结构各异的民居大院,分别展出古代巴人“人生礼仪”系列中的“诞生礼”、“婚礼”、“寿礼”、“丧礼”、“节俗”以及农耕机具、手工作坊的生产工艺程序等。观音古庙展示了古代巴人的祈神活动与宗教观念。村内还可见到一块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节孝牌坊。此外,村内还有索桥、广场、湖泊、农舍、曲廊茶园与民俗风情街等景点及设施。

龙潭鸭子龙

日前,渝东南边陲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巴罗寨玩起的一条别具一格的鸭子龙,吸引着不少外地游客。观看者无不啧啧称好,赞美它是巴渝一绝,举世无双。

龙潭巴罗寨的鸭子龙,造型奇特,绚丽多姿,是龙族中的佼佼者。鸭子龙的头部是扁形的鸭子头,口内含宝,灵活多变。龙身有9至11洞,每洞都编成矩形竹篼,龙尾是鱼尾形。龙头、龙身、龙尾是用若干竹篾制成的竹圈连接而成,全身用彩色鳞片装饰。一条五颜六色的鸭子龙舞起来耀眼夺目,煞是好看。鸭子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龙头大和重,一般都有40至60公斤。因此,在玩龙时,很费力,速度很慢,一般要准备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替换着玩。舞时,龙头只能左右摇摆,上下抖动,这叫做“鸭子打拜拜”。

文化特色

大山大川铸就了重庆男儿热情似火而又坚韧豪迈,女儿柔情似水而又英气勃勃。

长江像一条碧绿的飘带,弯弯曲曲穿行在巴山丛中。自古至今的重庆人,在歌吟爱情生活时,往往离不开对水的咏叹。比如,江边的渔夫追情妹,就借水起兴来传情:“小河涨水大河清,打渔船儿向上拼;打不到鱼儿不收网,缠不上妹儿不收心。”山里小伙想试探情妹对自己是否忠诚,也不忘随时向江水发出深情的叩问:“隔山喊妹山在应,隔河喊妹水应声。为啥山应你不应,流水有声你无声?”这些民谣都真实而深刻地沉歌了长江两岸民众纯朴清新的劳动和爱情生活。

重庆至巫山这段千里川江上,航道弯曲狭窄,明礁暗石林立,急流险滩无数。旧社会江上船只多靠人力推挠或拉纤航行,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的江上集体劳动,只有用号子来统一指挥。因此,在滚滚川江上,产生了许多歌咏船工生活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

这位船工的江上号子把新时代船工的弄潮风采传神地表达了出来,1987年7月,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组织“世界大河相会在塞罗纳河”的民间艺术交流活动,会议主办者通过我国文化部特邀蔡德元等人去会上演唱。当他们将万千长江船工用血和汗凝成的呼亮歌声洒向舞台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念和民歌手都惊呆了。他们个个都凝神屏息地用眼睛,用耳朵,用心灵去阅读一个古老而年轻民族的历史,阅读长江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悲欢离合。国际友人用“江河音乐”的称谓来赞美蔡德元等人演出的船工号子,说它完完全全“体现了中国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

重庆的山歌民谣中各种类型的劳动号子丰富多彩,打石头有“石工号子”,抬滑竿的有“报路号子”。自古以来巴渝人民又喜欢“摆龙门阵”(讲故事),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至今日喜欢“摆龙门阵”依然是重庆民间文学的一大特色。

独特的巴渝文化,铸就了重庆这块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英才不断涌现,文化佳作业绩辉煌,文化艺术空前活跃。

历史名镇

巴渝文化悠久绵长,巴渝历史厚重独特,时间的云烟虽已散去,但先民活动的遗迹却凝固在一座座城镇上。

在距今五千年前,巫咸部落就在巫溪县宁厂镇繁衍生息,他们利用自然的盐泉煮制食盐,然后北跨秦岭,南走吴楚,贩盐牟利,他们沟通各地文明,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巫山县大昌镇地处风光旖旎的小三峡大宁河,早在商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辛勤劳作,这里出土了不少那时的历史文物就是明证。

这就是《巴渝历史名镇》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巴渝历史名镇》向我们介绍了34个重庆名镇的历史文化,上自文明之始,下迄1949年前,举凡历史、文物、风俗、建筑莫不极力囊括。细品名镇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如此具体,历史是如此生动。

名镇如同名城一样,是凝固的乐章,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特定时代的气息,记录着先民生活的脚步。

丽江、平遥的故城,五岳的庙宇,其现实作用绝不仅仅限于旅游观光;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津沪汉的租界洋房;江南的小桥流水以及散处各地的明清村落,更不是“最新最美”规划的负担。它们无论产生自何时,无论保存的现状怎样,都是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见证,是我们种种特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应该保护利用并传承后代的宝贵遗产,是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生活灵感不可替代的源泉。

重庆的历史名镇是我们旅游观光的资源,是培养我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最好教材,是我们进行现代建筑规划的独到参照……重庆历史名镇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它们的作用不是我们用几句排比句式就能表达完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笔资源。这也许就是出版发行《巴渝历史名镇》的意义。

船棺墓在四川盆地也有较多发现,著名的广元市宝轮院船棺葬墓群与冬笋坝墓群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在四川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大批船棺墓群引起关于船棺葬的族属的讨论,有战国巴人说、蜀人说二种说法。200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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