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抑或母爱（121）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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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师恩，抑或母爱（121）
1977年9月初，本该是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的日子，我却蹲在生产队的田里和社员们一起拔秧草。终于辍学不念书回生产队劳动，几乎所有的人看我和我母亲的目光都平和起来，不再是斜眼瞪目脸带愠色。生产队长答应给我记6分工，和队里的妇女一个样。当然要比那些和我一般大早早就在生产队劳动的小伙子们要少些。队长解释说，他们老早就不念书回生产队劳动，手脚比你灵巧。少就少点吧，我也不计较，只剩下一个学期的书都不念，高中毕业证都不要了，我还在乎什么？自然下定决心辍学回来，往后劳动的日子长着呢，手脚总有灵巧的时候，工分总有增加的时候。
然而，王荷芝老师却找我来了，她在旁人的指点下，顺着弯弯扭扭的田埂找到了田头。
王荷芝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教我数学。她见着我便问，开学几天了你怎么不去学校报到？看到王老师，我像看到久别的亲人，心里忽地酸楚起来，眼角有一股湿湿的感觉。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如实对老师说，开学前几天母亲生病，跟生产队长请假不下地，生产队长把我母亲一顿数落，说你们家是五保户，你不劳动一家子吃闲饭怎么说得过去？你家大儿子都17岁了，还在念书。可队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早就下地劳动了，也难怪队里人愤愤不平有怨言。母亲受不了队长的数落，拖着有病的身子就要去下地。奶奶不忍，就把我一顿数落，说你还是把书歇掉吧，看你妈累成这个样子不说，还整天受队里人大眼反小眼瞪的，你书能念得安稳？我想想也是，自从父亲因病去世以后，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以及奶奶过日子，即使吃粮烧草指望生产队照顾，也是受尽了磨难。父亲去世时，我才九岁，我最小的弟弟不到一周，可想而知这么些年来母亲的忍辱负重。王老师说，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要想改变生活，你只有继续读书啊，就剩下一个学期高中毕业，多可惜！王老师一再劝我回学校。
我感谢王老师对我的关爱，但坚持不回去。我说，家庭太困难了，母亲生病都没钱去医院，硬抗着，我怎么忍心再费钱念书？王老师说，学费钱我替你想办法，学校不减免我帮你。我感动，但不能接受，王老师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也不易。我转移话题说，就是高中毕业又有什么用？回来不还照样下地劳动？像我这个家庭，招工、推荐上大学还沾上边吗？王老师看我态度很坚决，带着伤感无奈地走了。望着王老师的背影，我体味到了一种源于亲情之外的母爱。
接下来的日子，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队繁杂的劳动中，慢慢淡化学校情结，不再想念书的事情。可10月底王荷芝老师又找到了地头，她见着我便兴高采烈地说，张东生，快跟我回学校读书，机会来了！我一头雾水，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当是王老师还在关心我，不忍心我辍学。
王老师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要从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学生上大学。刚刚接到通知我就来找你，这回你别犹豫了。
这确实是个令人高兴的事情，给了我们这些贫民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王老师怕我不相信，或者相信还是不肯回学校读书，便把手中的布袋子打开说，我把你的书本都带来了。我一看，袋子里果然是一摞子书。
我感动不已，泪从心底往眼眶涌。我望着王老师，望着王老师慈祥的面容，望着王老师因为刚走十几里路气息尚未平缓下来的身姿，真想走上前去像拥抱母亲那样表达自己的谢意。王老师也用母爱般的笑容望着我，那种真诚，那种不容我动摇的眼神，随着地头徐徐清风，温暖我全身，温暖我这一辈子。
人生最大的感动，莫过于命运不顺的时候有个人适时地给你帮助，给你带来希望，带来心灵的慰藉。
回到学校我才知道，是王老师为我垫交了学费才事先拿到了那些课本。王老师的良苦用心让我体悟到了一个教师的仁爱之心已经超越教师的职业范畴，已经融入母爱的亲情内涵。我捧着从家里带来的学费要还给王老师，可王老师说什么也不收。她说，你留着零用吧，住校期间别每天都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适当从食堂买点荤菜补充点营养。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我对每个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地关心，但对你可能要稍微要重视一点，因为你的家境不同于其他人。
这是关爱，更是激励。正因为我的家境不同于其他人，所以我更要努力学习，珍惜王老师为我创造的学习机会，争取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庭的命运。
因为缺了一个多月的课，王老师便经常为我补习数学。她还督促我勤去问其他老师，把耽误的各科课程补回来。好在我们的学制从冬季毕业改成了秋季毕业，高中延迟半年，所以尚有一定的时间补缺补差。初中和高一年级因为受文革影响，学工学农学军，没学到什么文化课知识，因而要补缺补差的东西其实很多，老师们和我们学生一样，也在勤奋地学勤奋地教。因为学生寝室靠近老师宿舍，我夜里起来解手的时候经常看到王老师房间的灯光还是亮的，她那瘦削的身影映在窗帘上，仿佛一支不灭的蜡烛。
有一次我遇到一道数学题不会做，便去问王老师。王老师一看，是三个正方形相连，从一个顶点引三条直线分别交对边三个顶点，求这三条直线与三个交点所在边构成的角之和问题，便说，这道题好像在哪见过，有些印象。可拿到手考虑了很久却做不出，便去问其他老师。不料其他老师也都做不出。我有些失望，不过我知道，不是我们镇上中学老师水平差，而是文革十年没高考，学校上课不正常，老师们原有的知识都生疏了。王老师还在苦思冥想，她说，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一道数学竞赛题，我高中时做过。为了不使我失望，她星期天特地回了一趟芜湖老家，找到她中学的数学老师，寻问这道题的解法。
我不知道这是自己多少次被感动。为了学生，王老师不耻下问，甚至不辞劳苦，自花路费去一百多里路外寻找一道题的答案。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教师职责使然，这是崇高师德的体现。这让我想起母亲，多年前她为了我有一口吃的，竟然连夜跑了十几里路去亲戚家借来一袋小麦。师恩，母爱，在这两件事上有形式和内涵之分吗？
更令我感动和感谢的是，这道数学题居然出现在了这年的高考试卷上，尽管已知条件不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解题思路基本上差不多。这让我高兴不已，考试信心大增。
老师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关爱让我有了很好的收获，1978年的高考，我以378分名列全校理科第一，成为考区状元。王老师得到消息，拿着成绩通知单再次跑到我家报喜，王老师说，十多里的路她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8月中旬，天气正热，我蹲在门前树荫下身上依旧冒汗，王老师站到我面前早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我接过成绩通知单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王老师却平淡地说，就是想让你早一点知道，这回你该放心了。像你这种家境，出个大学生不容易，将来好好报答你母亲。老师丝毫没有流露出自己曾经付出的意思，像是我的成绩与她无关一样。
8月下旬，王老师带领我们去庐江县城参加高考体检。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高考前就体检，所有考生都参加。那时只有考生成绩达线了才体检，人不多，体检格外的严。
从验证视力开始，我随着人流按照顺序通过一科科的体检，尽管不像在考场做试卷，但在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面前，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生怕自己哪一关通不过，影响大学录取。可越是担心就越紧张，问题还真就来了。内科检查，医生用听诊器反复在我胸口试听，并找来几个医生会诊，最后说，你心脏有问题，三级杂音。
我一听慌了，连忙问，影响大学录取吗？医生点点头，说肯定影响，像你这情况估计录取不了。我被体检医生的话吓呆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做什么？
王老师从同学口中得知我的体检情况，立即赶过来和医生沟通。王老师没有直接向医生求情，只是不厌其烦地把我的家境向医生诉说，说得很具体，所有的困难和不幸如同她自己的经历，仿佛在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诉说着孩子的不幸。
体检医生似乎被打动了，便说，高考体检文件规定得很严，相关限制录取的条款很具体，我总不能违反原则不按事实在表上填写吧。我也很同情这位考生，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能录取确实有点可惜，尤其是对于他那样的家境可谓雪上加霜。这样吧，我破个例，你带他去做个心电图，如果心电图正常，我再考虑怎么填。
尽管王老师一直在安慰我，叫我镇静，但我就是镇静不下来。不知是不是我紧张过度的原因，心电图也不正常。
体检医生拿到心电图，抱歉地对王老师说，这我就没办法了。说着，就要在体检表上填写结果。王老师连忙拦住医生，指着我说，他太紧张了，或许，情况没这么严重，能不能缓一缓，给他一个机会。
体检医生叹了口气，说好吧，那就等到明天再说。
后来，王老师告诉我，她这是缓兵之计，就是想拖延时间，一是等我镇静下来重新做一次心电图，或许结果会好一点；二是看下午能不能想出个其他好办法，逃过一劫。我这时已经六神无主了，一切都依赖王老师，就像懵懂不谙世事的孩子，全靠妈妈照顾。
再做心电图，依旧不正常。我算是彻底失望了，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浑身无力。我想回家，回到地头把自己淹没在稻棵里，不想被人看见。
王老师理解我心情。这种理解，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理解，是一个类似于母亲对孩子的理解，是一个人陪伴着另一个人一路艰辛走来，舍弃不了另一个人突然走失的理解。王老师劝慰我，不要灰心，说不准事情还有转机的可能。她决定为我再做努力，寻求一线希望。
王老师直接去找教育局长，把我的情况以及家境又在教育局长跟前说了一遍。王老师从芜湖来庐江任教算是外地人支援庐江教育事业，局长原先就认识她，敬佩她。现在看她真诚地关爱自己的学生，舍下身子为学生说话也被感动，于是就带着王老师和我去找县医院院长商议，询问能不能有个既不违反原则，又能使我体检通过，不影响大学录取的办法。王老师不失时机地又把我的家境向院长叙说，像讲课那样带着情感。院长也被感动了，望着我说，除非他能在市医院取得心脏没有问题的证明，这样我们县医院就有个借口，体检表就好填了。不过，时间要抓紧，过了体检时间不行的。王老师说，好，我们这就去合肥市找医生体检。
可能是我们急于有病乱投医的心理，王老师一点都不怀疑院长的话里有敷衍的成分。庐江的医生不敢违背原则让我体检通过，合肥市的医院就敢吗？除非我不是心脏杂音，或者有但不是三级，比如说二级或者轻微的。
王老师决定下午就带我去合肥，她告诉我，她有个高中同学在省立医院是内科主任，去找他或许能取得这个证明。王老师的话又让我燃起一线希望，那时刻，我真想伏在王老师的肩膀上哭一声。
可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教育局的人找到王老师，说她丈夫打电话找她。我再次失望。如果不是很急很急的事情，王老师丈夫是不会打电话找她的。不过，急匆匆跑去接电话的王老师，很快又急匆匆跑回来，带着我去车站。我问王老师家里来电话有什么事？王老师说没事，但说话时脸上表情很难看，像是累的。的确，这一天王老师为我的事跑上跑下，不累才怪呢，毕竟她是个女的，都快四十岁了。
看来我的心脏杂音是千真万确的。在省立医院，王老师的同学，那位内科主任在全面检查我的身体后，肯定地说，你们县医院检查他是三级心脏杂音准确无误，要想改变结果很难。他为难地对王老师说，你们当老师的不能对学生弄虚作假，我们做医生的也不能对病人的病情弄虚作假。尽管这个学生很优秀，家境十分不好，达到大学分数线不容易，可我也是无能为力，只能如实给他出证明。最多，我把他的三级杂音写成生理性的，至于大学是不是录取，那就顺其自然了。
王老师一直凝重的脸愈加难看起来。她理解同学的苦衷，没再说什么，默默地带着我离开了医院。在院墙外，我忍不住伏在王老师的肩膀上啜泣起来。王老师拍着我的肩膀，像是一个母亲拍着哭啼的孩子。她安慰我说，或许还有希望，主任刚才不是说了吗，是生理性三级杂音……可无论王老师怎么安慰，我是彻底死心，往回返的路上，像是走向黑暗深渊。
可我哪里知道，这趟合肥之行，王老师的心情比我更难受。因为王老师10岁的小儿子突发高烧，伴有呕吐，她爱人打电话来就是找她立即赶回去。可王老师为了我，竟致自己的孩子于不顾，陪我去合肥……
尽管我的体检表上填的是生理性心脏杂音，但还是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我。从小学到中学，太多的苦难也没能让我止步，从天上到地下，一张体检表便让我大起大落。我蹲在屋后的山坡上，仰望苍鹰翱翔，愈发感到心境的沮丧；我躺在生产队的草堆旁，听着鸟雀的聒噪，愈发感到人生的悲凉。总想来一场暴雨，淋湿我的身心，然后，随着村旁圩沟里的水，随波逐流。
王老师第三次来我家找我，劝我回学校复读。我是彻底死心了，坚决不去。我对王老师说，家里拿不出复读费不说，就是去复读，就是下一年还能考上，谁能保证我通过体检关呢？到时再遭受一回痛苦不说，还白白浪费一年大好时光。我18岁了，回生产队劳动少说也能挣个8分工。或许我只是个检泥巴土的命，好好种地算了。
可不能这么消极，你心甘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那你们家什么时候才能改变生活？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母亲和弟妹想想，你可是他们的希望哟。王老师说，如果你不愿复读，我和校长说说，让你回学校代课。学校正缺教师，你成绩好，挺适合。你可以一边代课一边复习，即使明年上不了大学，就做一名代课教师也比在农村种地强。而且代课教师时间久了还有转正的可能，这也是个机会。
我再次用湿润的眼光望着王老师，我的未来她比我母亲都要想得远，想得周到。
做代课教师比当学生好多了，不仅有办公室，还有房间，看书方便，起居方便，且还有工资，解决了自己吃饭问题，还能结余钱支援家里。我的情绪慢慢从高考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带初一的教学工作中去，教学之余尽量安排时间复习功课。即使对体检没把握，高考情结难以割舍。何况王老师一再嘱咐我，做过，别错过，哪怕有一线希望。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每个周末我都是要回到农村的家中，一来帮母亲做点农活，二来帮在家门口念书的弟妹解答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当然，发了工资定是要回去交给母亲的。
79年3月一个周六晚上，我正在家中看书，9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并叫着我的名字，我开门一看竟然是王老师，很焦急的样子。这么晚了老师您怎么跑来了？我很是惊诧，猜想着是不是学校里有什么急事。那时没有电话，有事找人都是双腿跑路。
王老师没等气息喘匀，便急切地问，你是不是搞忘记了，今天是高考报名截止的日子。我爱人晚上回来告诉我，在公社高考报名花名册上没看到你名字。你莫不是怕体检通不过没报名吧？
一听这话我也立时着急起来，跟着回答说，我报名了啊！这年的高考报名分两块，应届生在毕业学校报名，往届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我是往届生，按要求到公社报名。王老师丈夫在公社负责高考文档，他也知道我的名字，他说没看到肯定是花名册上没我名字的。
王老师惊慌起来，说肯定是哪个环节把你名字漏掉了，我急着跑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的，赶快去公社说明情况，不行趁12点之前重新报……
我忽然想起什么，缓下心来笑着对王老师说，哦，我改名了，在公社报名时写的是张恒。主要是怕考上了体检时医生看到我原来的名字张东生，凭老印象又不让我通过。
是这样啊！王老师也深深舒了一口气，还没干的汗水渗在额头发丝里映着隐隐的灯光，闪着母爱般慈祥。
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只有感受这份浓浓的师恩，才能体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1]
作者简介
张恒，安徽省庐江县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