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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

中文名 平均工资

外文名 average wage;average pay

平均工资 ,是一项反映工资总体水平的指标,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不同于每一个人的具体工资水平。按中国现行统计方式,平均工资与每个人自己拿到的工资或工资单上的工资是有差别的。

统计方法

平均工资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表明一定时期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为:职工平均工资=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报告期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解释:平均工资是单位工资总额除以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得出的。

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工资总额是本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均包括在内。同时,根据国际惯例,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

其他方法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统计平均工资等民生指标时,还会运用“中位数”统计法。“中位数”指的是将一组数据由小到大排序后,取出位于中间位置的数值。这种算法的好处是,能够反映多数人的工资状况和收入的结构性问题。对比“中位数”,人们也很容易找到自己工资所处的水平,因而也贴近个人感受。

衡量标准

在工资问题上,老百姓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平均”二字。从纯理论的角度考虑,用“平均数”来表达居民财富水平的变化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与社会现状相结合,那么,“平均数”很有可能难以客观反映社会现状、反映群众的真实生活水平。

在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度里,衡量这个国家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低、财富增长快慢的立足点,应放在社会的“工资短板”方面,即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下及社会贫困线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要看这两个层面人群的变化。分析一下,这两个层面聚集的人群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增加了,就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也有可能在进一步积累,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这种现象的恶化。如果减少了,说明现状在得到改善,可以继续按照这样的目标发展。

第二,这两个层面群众收入的增减变化。在“平均数”之外,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线以下的人群收入增长了多少?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收入又增长了多少?如果这两个层面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低于或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那么,说明社会贫富差距在继续加大,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没有效果或效果有限,必须调整政策策略。

第三,这两个层面的变化趋势。一方面,看这两个层面人群的变化趋势,是在向着多的方面发展还是向着少的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看这两个层面收入的变化趋势,是在持续增长、增长幅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还是其他现象。通过对趋势的分析、了解和掌握,继而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决策。当然,分析社会的“工资短板”,也可以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等多个方面入手,但是,从收入人群入手可能是最现实、最迫切、最必要的。只有将这一短板的问题解决好,提高公民财政性收入的目标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

我们说,如果在社会财富严重缺乏、老百姓普遍贫穷的情况下,用“平均数”来反映社会财富的增加、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如果再用“平均数”这个概念,就很难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了。这里的“平均”,更多的可能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标志,而非社会收入水平提高的表现。

主要问题

机关工作人员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得到的实惠是最高的,反应的是过去的下海潮何以变为今天的进机关潮。

由此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全球金融危机阴影挥之不去,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敏感的今天,旱涝保收的机关工作更让全社会为之眼热、心动,实在不是一件能让人高兴起来的事情。机关平均工资最高的负效应显而易见,应当引起警惕。

2014年4月,智联招聘对全国28个主要城市的白领月薪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其中,从各城市的薪酬水平看,上海以7214元的月薪高居榜首,超出排在第二的北京(6947元)约300元,深圳以6819元的月薪排第三。接下来依次为东部沿海城市,如宁波、杭州、广州等。苏州白领平均月薪为5544元,排在第七位。

白领的月薪,从第4名至第28名的城市依次是:宁波5906元,杭州5884元,广州5694元,苏州5544元,重庆5395元,南京5278元,成都5268元,厦门5221元,无锡5196元,长沙4928元,昆明4905元,青岛4900元,武汉4863元,大连4821元,天津4819元,福州4801元,合肥4698元。

白领相对于其他工作人员来说,相对比较稳定和规范,统计出来的数据也相对比较准确。

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应届生平均起薪为2443元/月,相当于半部苹果手机,但也比2013年增加了324元,其中一线城市薪资水平领先,像北京为3019元。而酒店管理类专业虽然就业率很低,但是平均起薪却最高,为2900元;物流类专业在就业率和薪酬水平方面均名列前茅,成为很有前景的专业,它的平均起薪为2875元;电气自动化专业排名第三,平均起薪为2842元。而排名最后的三类专业分别为汽车维修类、旅游管理类以及环境科学类,他们的平均起薪在2000元左右。

而令女生们气馁的是,男生的平均起薪要高于女生。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此次调查显示,应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平均起薪为2630元,要比女生高出389元,许多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更愿意录用男生。

评论声音

底层声音

北京公布2014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77560元,月平均工资为6463元。有大批网友吐槽“被平均”、“拖后腿”。拿平均工资来反映社会普遍收入状况是不够的,年复一年地只让人们看平均工资是一种忽悠。由于我国社保基数、住房公积金缴交基数都由平均工资决定,这实质上造成了让低收入者更贫困、以及劫贫济富的效果,这种状况理所应当需要改变。

普遍收入

当统计局公布平均工资的时候,这首打油诗都注定会被网友们反复提起,今年的“统计局数据”比往年来得令人乍舌:2014年全国平均工资4.99万,月均四千元出头;首都北京的平均工资达到了77560元,月平均工资为6463元,让人很艳羡;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2268元,月均达8522元。

一些人感叹“被平均”,一些人则觉得数据有猫腻——平均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对比年初公布的去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33044元,这个77560元的平均工资不好理解。实际上可以得到解释:平均工资指的是税前工资,不仅含税,还包括了单位代扣的社保和公积金个人缴纳的部分,而住户调查中的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是指拿到手的净收入,因此总量上就不一样;再者,平均工资的分母就只有正在就业的职工,而工资性收入的分母包括所有人,如老人小孩等等,北京市职工总人数约700万不到,城镇人口总数则约为1800万。换算过来,平均工资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大体是对得上号的。

数据真的没有问题,那么“被平均”、“拖后腿”感受如此强烈的原因,就只有一个:高收入者工资太高了。北京有很多大型国企、著名外企、民企,高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绝对数量也比较多,乘以不菲的薪水,自然就把平均工资大幅度地拖了上去。如打油诗所言,“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问题正在这里,少数人的高薪,就能大幅度拉高平均工资,这就是我国目前的分配现状,这样的平均工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有什么意义呢?要反映多数人的工资状况,应该公布的数据是中位数,即被统计的北京700万劳动者按工资依次从低到高排列,位于第350万的那个职工的工资,才能反映社会的一般状况;或者公布众数,把不同数额的工资划分为一个个区间,看看哪个区间里的劳动者数量最多,就能反映普遍的工资状况。不管哪种方法,都比“平均工资”来得更有意义。

平均不妥

对于平均工资会让人感到“被平均”、“拖后腿”,国家统计局和各地统计局有了心理准备,每次公布数据时配的解读基本都会做些解释,北京统计局这次的解读说,“由于工资分布是典型的偏态分布,即少数人工资水平较高,多数人工资水平较低,所以多数人的工资水平会低于平均工资……同时由于诸多因素,工资水平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每个人对平均工资增长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早在2009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在接受采访时,已经承认只公布平均工资有所不妥,“我们统计中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平均工资的数不能够反映出差异……一个普遍的大家的感受就是‘平均工资’掩盖了工资分配中的比较大的差异,或者说是不平等。”“现在一共有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这三个数值可以代表这个平均额度,除了平均数,能够发布‘工资水平中位数’或者‘工资水平众数’可能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那为什么只发布平均数却不发布中位数和众数呢?冯乃林当时的解释称,“工资统计的算法就是用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进行比较,也就是用工资总额除以职工人数得到的这个平均工资。现在我们还没有更细的从其他途径统计工资的方法,所以现在只公布平均工资。”“如果要计算那两个数(中位数和众数)就需要每一个单位的每一个人的工资来计算,所以可能就比较困难……目前的条件不允许我们做这两个数值,所以只能用平均数。”

六年过去了,没有哪个统计局克服了困难,创造了条件,依然只会公布平均工资。

香港工资

公布中位数、众数有这么困难吗,这令人怀疑。拿我国香港地区作为对比。香港政府统计处每年都会做一个“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每年按时公布,不仅有新闻稿,还公布了近120页的详细pdf文档,内容详尽。里面的全港雇员工资分布不仅有中位数,还有更详尽的百分位数,把全港雇员工资从低到高排列,告诉你处于10%位置的人2014年某个月月薪是8000港元,处于25%位置的人月薪是10500港元,处于50%位置(即中位数)的是14800港元、处于90%位置的是37600港元等等,这样清晰了然的数据,非常有意义,可以让不同收入人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份报告还包括各行各业的数据,以及按每小时工资排列各个区间的人数(从中可以算出众数),都是很有用的。

香港政府是怎样进行这个调查的呢?首先是制定法条,将这个调查作为强制性调查,然后政府统计人员在每年的某个月约抽样一万家单位,进而得出这个报告。主要是力气活,方法上并没有特别之处。那香港政府为什么要耗费这个力气呢?香港政府说的也非常清楚,“这项统计调查的目的,是就香港雇员的工资水平及分布、就业情况和人口特征提供全面的数据。这些统计数字对私营机构和政府就各种与劳工有关的课题进行研究时非常有用。有关数字亦是进行与法定最低工资有关的分析的重要资料。”

对劳工相关课题研究非常有用,对制定政策是重要参考,所以就要去做这个工作。内地的统计局,可不可以学学呢?

社保基数

大陆地区公布平均工资,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制定政策,例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一公布新的平均工资时,马上发出通知,“凡按2014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事项,均按本通知标准执行。”

有哪些事项要按平均工资的标准执行呢?大体有这么几个:1、有关部门制定社会保障金征收标准的参考依据,如:五险一金、残疾就业人保障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优抚救济标准等。 2、有关部门制定基本养老金和退休费发放数额、制订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参考依据。 3、国家司法部门确定人身损害司法赔偿的参考依据。 4、行业的数据参与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平均工资是制定“五险一金”的参考标准,是给有关部门涨费用用的,然而这对民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社保缴费基数狂涨:穷人不堪重负》中,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劳办发[1997]116号)有个规定: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基数)缴费。这个规定决定了,对于低收入者来说,自己的工资与当地平均工资差距越大,自己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越高,自己手里留的余钱就越少。现在眼瞅着“平均工资”一路被高收入者带着往上狂奔,社保缴费基数岂能不狂涨?低收入者的负担岂能不增加?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标准也与平均工资有关,这对高收入者有利。公积金的缴交标准有个上限,是当地平均工资的3倍。而公积金目前运营的现状是,高收入者缴得越多,越有好处,原因之一是,由单位缴交的部分相应增多,最后都会返还给个人,原因之二是只有买得起房的人才能用上公积金贷款,事实也证明多数公积金贷款是发放给了高收入人士。而目前的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一种“劫贫济富”政策。平均工资年年疯涨,自然也成了劫贫济富的帮凶。

严格程序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拿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的参考?考虑严峻的收入分配形势,这种做法是有很大缺陷的,如果拿中位数、众数作为参考,低收入者的负担必然会减轻,这是更为合理的做法。事实上,香港的类社保项目“强制性公积金”,其“最低有关入息”(类似与最低缴交标准)就考虑了工资分布的中位数、百分位数,而不平均工资。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缴纳的社保费用都是血汗钱,一分一毫都是不舍得轻易交给国家的,作为保险费用以后会得到返还,但手头可支配的资金对于低收入者是非常重要的,该给低收入者保留多少,怎能由一个连年狂涨的“社会平均工资”决定,每年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负担?从劳动者身上“割去”任何一点收入,都应当有严格程序,不能随意决定才对。前述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其“最低有关入息”要修改就得经过议会充分的讨论,务必不能影响民生。有关部门应当仿效这种做法。

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

从增长速度看,年平均工资增速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分别增长10.7%、10.0%和9.8%。增速最低的三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增长-5.2%、-4.7%和-4.1%。全部19个行业门类中,有6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