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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明代杰出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著《景岳全书》对后世医家学者影响巨大，以致后世之人多称其号，是以其号“景岳”反较其本名“张介宾”更为世人所熟知。另外，张氏在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中喜用熟地，因而又有“张熟地”之誉。

人物生平

张景岳，本名张介宾，字会卿（又作惠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浙江绍兴人，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

张氏祖籍四川绵竹县，先世以军功起家，食禄千户，世授绍兴卫指挥，此后定居于浙江绍兴。张景岳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聪慧异常，好读书，且抱负不凡。少时，张景岳曾经随父在京城游学，拜当时名医金英（字梦石）为师，尽得其传。张景岳性情豪放，仗策游侠，“壮岁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至青年时代，不仅丰富了其人生阅历，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至其五十余岁，张景岳南返归乡，潜心医学，尤其对岐黄典籍的阅读研究，更是穷年缕析。由于张景岳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使其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未几，张氏医术精进，医名日彰，求医者日盈其门。明代著名文学家黄宗羲在《南雷文定前集》中为其做传道：“是以为人治病，沉思病原。单手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后世更誉之为“医门之柱石”。

张景岳所著《景岳全书》对后世医家学者影响巨大，以致后世之人多称其号，是以其号“景岳”反较其本名“张介宾”更为世人所熟知。另外，张氏在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中喜用熟地，因而又有“张熟地”之誉。

博学多才——著作等身

张景岳博学多才，凡天文、地理、音律、兵法、象数，无不通晓，且可灵活运用于 医学之中，其存世的主要著作有：
　　《类经图翼》、《类经附翼》共计15卷，其中前者11卷，后者4卷。二书俱于1624年刊行于世。
　　其中《类经图翼》运用图解的方式对在《黄帝内经》中意义较为深远，而在《类经》的注解中并未能尽义者加以说明，该书应用了大量明代以前的相关资料，并制作了众多图表，故而成为后世医家学者研究五运六气及针灸腧穴等相关内容的重要参考资料。而《类经附翼》系《类经》之补充，其着重阐发了张氏的有关研究心得与独特见解。
　　《类经》32卷，刊行于1624年。该书将《素问》、《灵枢》的原文分类编排，分为摄生、阴阳、藏象、经络、脉色、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会通等12类，内容以类相从，条理井然，易于寻览。而张景岳所加注解，综覆百家，剖析疑义，颇多发明，尤为后世所推崇。
　　《质疑录》1卷，于1688年刊行于世，为张景岳晚年之作。该书收录医论45篇，着重在讨论前人医学的得失以及论述多种病症的治则，更进一步的发挥了其温补学说。
　　《景岳全书》总计100余万字，是张景岳精研内经、博采诸家精义，并结合个人学术心得和数十年临床经验而撰写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为张景岳晚年又一力作，于1700年刊行于世。全书共分为入集、道集、须集、从集、性集、理集、明集、心集、必集、贯集、天集、人集、谟集、烈集、圣集、贤集、大集、德集、图集、书集、宇集、宙集、长集、春集等24集。其首为“传忠录”3卷，系统论述阴阳六气及先贤得失；次为“脉神章”3卷，择取诸家精髓详论诊断，以测病情；再著伤寒为典、杂病为谟、妇人为规、小儿为则、痘疹为诠、外科为钤等41卷，详细论述了有关临床治疗的各类问题；又有“本草正”2卷，收采中药300味，其中以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将。张景岳创制新方186首，列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曰名为“新方八阵”，计2卷；此外，还集“古方”9卷，名“古方八阵”。另，张氏为补不足，又别辑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等4卷。全书总计六十四卷，取“八八六十四卦”之意。《景岳全书》以临床诊治为主，并囊括基础理论、诊断、治法、本草、方剂以及临床各科内容，全书理法方药俱全，兼备临床各科，不失为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医学巨著。

学术特色

张景岳作为明代著名医家，其学术思想及内涵丰富，学术贡献也涉及各个方面。

• 特色鲜明的阴阳观

　　张景岳的阴阳观分为“阴阳者，一分为二”和“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两个方面。
　　张景岳在《类经•阴阳类》中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论述，强调“一分为二”是万物生化之理，“二”与“一”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是阴阳的对立统一性，这也是张景岳重视阴阳互根的理论基础。张氏将阴阳互根思想运用到其医理中，于《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中说：“善补阳者，必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生而泉源不竭”，体现其“扶阳莫忘滋阴”，也充分体现了张氏在临床中对“阴阳相济”的重视及对《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平衡状态的重视。张氏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所创左、右归饮，左、右归丸开辟了滋补肾阴、肾阳的新途径，也是现在临床中常用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治虚理念。
　　“阳非有余，真阴不足”。张景岳看到自金元朱丹溪以来，补阴专用寒凉之药，为纠其偏颇，创“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之说。张氏认为，人体能够维持正常的体温和保持活力，脏腑、器官能够气化无穷，都有赖于阳气的温煦与推动。阳气一旦衰亡，阴形虽存但已无运动形式的存在。张介宾通过对形与气、寒与热、水与火三个方面的具体论述，得出了“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由乎阴，非阴能死万物、阳去则死，阳来则生矣”。指出人体的阳气与人体的阴形相比而言，不但不会有余，反而犹恐不足，此即“阳非有余”。张景岳不仅对阳气十分重视，对阴精也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体用一原”、“阴阳互根”的思想指导下，明确表述了人体之阳气与真阴之间的亲密关系。张氏在《真阴论》开篇即明确表示：“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盖因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强调阳化气、阴成形，阴阳互根、密不可分的道理。张景岳通过真阴之象、真阴之藏、真阴之用、真阴治病和真阴之治五个方面详加阐述，得出人体真阴只有不足而不存在过剩有余的道理，此即“阴本不足”。

• 命门学说

　　张景岳的命门学说的核心理论基础是宋明理学的太极阴阳和五行水火的观念，水火命门学说以气一元论和阳不足论为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精气与命门理论的有机结合。张景岳运用太极阴阳观认为命门兼具水火，深刻体现了阴阳互根互用的思想，是明代命门学说的集大成者。张氏重视命门亏损，阴阳平衡，治疗强调补肾与命门，创制了左归丸、左归饮、右归丸、右归饮等方药，对脏腑学说、阴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的贡献。

• 施治精一

　　张景岳治形观和治贵精一的观点和其“阴阳一体”、“阴阳并重”的观点一脉相承。张景岳讲：“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强调形体为“神明之宅、兴复之基”，故而善治病者亦当治形为先。对于具体的治法，张景岳提出“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治形当从精血入手。关于药味，张景岳特别推崇熟地、当归，他认为熟地补精，当归补血，二者合用，功在滋阴补血，养阴填精。张景岳非常重视施治精一的观点。曰：“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症则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散其热。一拔其本，诸证尽除矣”。张景岳施治精一思想主要为医者确立治法精一不杂与遣方用药精一不杂两方面。治法上张氏首重认清病本，而后再议治法。其用药方面力主精纯，反对在用药数量上的繁复与种类上的驳杂，如其所创名方左归丸与右归丸就是单用纯补治疗真阴、元阳不足的，亦充分体现出其“补阴不利水，利水不补阴”的思想；而其所创用于消热痰、润肺止咳的贝母丸更是单用贝母一味药，更为精纯。

张景岳与温补派

从整个学术思想来看，张景岳的学术观点，是在李东垣、薛立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同时批判地吸收了刘、朱等的部分观点，综合而成的一派。其基本思想，在于温补。

温补一派，是在李东垣“补土”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明代甚为兴盛，到景岳，使其理论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但景岳之治学，不但批判河间、丹溪的学说，同时也批判东垣的理论，认为李氏“相火为元气之贼”一说是错误的，应当改为“相火为元气之本”。又说：“人生之气，以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的惟阳，既失难复的亦惟阳”。“补正即所以祛邪”的理论，就是景岳发明的。

张氏从人体生理机能的根本上来判断阴阳。因此，他着重于“元阴”、“元阳”，即“真阴”、“真阳”两个方面，并进一步把“真阴”、“真阳”归根于肾之命门的水与火。从而，把“阳非有余”与“真阴不足”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关于“阳非有余”，这是他为批判丹溪的“阳常有余”而立的一条理论，在他的《大宝论》和《阳不足再辨》两篇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这里，他从形气、寒热、水火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阳气对人的重要性。并根据《内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和“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说，来证实在阴阳两者中，阳居主导地位。因而，提出“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的论点，反复论述阳在人体的重要性，以阐明“阳非有余”的论点。在其批判“阳常有余”论时，进一步提出了“凡精血之生皆为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说明了阴不能没有阳，无气便不能生形；阳不能没有阴，无形便不能载气。所以，物生于阳而成于阴，阴阳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的。因而，认为“阳常有余”的论点是错误的。

景岳批判的“阳常有余”，与朱丹溪创立的“阳常有余”，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朱氏此说，主要在于强调情欲容易妄动，导致相火炽盛而发病变，并非指人体真阳而言。朱氏提出这一理论，主要在于强调保护阴精的重要性，并非指人体真阳之气有余，而且可以任意攻伐。而景岳所指的是真阳，是代表人体体质盛衰的一个标志。一个系指在病理状态下情欲妄动，相火炽盛之阳有余，一个系指生理机能的阴平阳秘，真阳不是有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至于景岳为什么要大兴“问罪大师”，非难“阳常有余”说，是与丹溪后一些医家曲解了丹溪的理论，而滥用攻下伤阳的方药有关。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张氏创立“阳非有余”论，当然是正确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创制了右归丸，右归饮等代表方剂，以培右肾之元阳，扶命门之阳衰，此二方至今仍为医界广泛采用。

关于“真阴不足”，这是在丹溪“阴常不足”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张氏认为“阴精”是阳气的根本，是阳气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张氏说：“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真）精。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故心赖之，则君主以明；肺赖之，则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廪之富；肝胆赖之，资谋虑之本；膀胱赖之，则三焦气化；大小肠赖之，则传导自分；此虽云肾脏之技巧，而实皆真阴之用”。从而，强调了“真阴”在人体中的作用。并指出真阴之气本无余，所以真阴之病都是不足。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而是命门之火衰。阳胜于下者，原非阳盛，而是命门之水亏。水亏其源，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丛生。这些都是张氏“真阴不足”的主要理论根据，也是他好用熟地及创制“左归丸、左归饮等方药的指导思想。前者以培左肾之元阴，后者以壮命门之真水。

在治疗上，他提出阳既常不足，则应该慎用寒凉；阴既非有余，则应注意慎用攻伐。所以，张氏在治疗阴阳虚损时，主要观察命门水火的虚损所在。从而，左右化裁温补的方剂。这样，张氏就在后世医学家的心目中被看作温补派的中心人物了。但是，景岳并非是一切都主张温补的，只不过是注重这方面而已。在其它治法和理论方面，也是很有研究的。

今天我们所谈的辨证施治，多数都是以他的《阴阳》、《六变》两篇著作为蓝本的，可见他的学术思想，还是很全面的。景岳在对具体疾病的辩证施治方面，尤能采集各家所长，他本与河间、丹溪学说有很多出入，但对其都不是全盘否定。对其关于中风的看法颇赞同，亦认为中风病因，不是外感风邪的说法。在治疗上，很重视痰与气血，这显然是受丹溪思想的影响。用药上，也不限于温补，也有用白虎、绿豆饮等寒凉之剂。又如三消病，却推崇丹溪，而不同意薛已的观点。论喘促，援引东垣、丹溪两家学说为多，其余各病，引用丹溪的也不少，甚至有采用张子和的主张的。由此可见，景岳的阴非有余，阳常不足的论点，在临床中是灵活运用的，绝不能生搬硬套。景岳在李东垣、薛立斋学术的基础上创立的温补学说，对当时和后世医学家影响很大，逐步形成了主温补的一个学术流派。景岳一生，研制有很多好的方剂，如大补元煎、绿豆饮、抽薪饮、温胃饮、六味回阳饮、左归饮、左归丸、右归饮等，在临床都被验证，是好的方剂，一直流传至今，被医界广泛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