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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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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溥生于洑溪（今宜兴宜城镇溪隐村），是明朝官员、内阁首辅。是景泰年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是四朝宰相，担任内阁首辅六年时间、居内阁十二年；为官清廉，爱护人才，为人稳重从容，却屡屡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徐溥著有《谦斋文录》四卷等作品，于公元1499年逝世，时年72岁，谥号文靖，王恕赞他“一心为公，国之干器”。

人物生平

徐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用功。他8岁进私塾念书，就把圣言要语、经典法言抄录汇集成册，随身携带，供作平时阅读。塾师见他口袋总是鼓鼓的，疑是玩物，便责他贪玩。取出看时，原来是他抄录的"圣贤要语录"。塾师非常惊异，问明原委，颇觉自愧，即对其父渔隐公说:"你儿乃是神童异才，我不能为其师。"遂请辞而去。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徐溥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宪宗初，选拔为左庶子，再升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拜礼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后改吏部。孝宗即位(公元1487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宰相)，进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晋升为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任首辅。弘治七年，加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二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徐溥入阁初期，正处于万安、刘吉弄权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徐溥严守成法，与同僚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治朝政。如孝宗刚继位时，鉴于宦官势力上升，曾革除了许多太监的官职。其中原钦天监监正李华因帮昌国公张峦选了一块坟地，孝宗就认为有功，要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加以抵制，认为此例一开，佞人又要纷纷钻营求官，碍难执行。又如，在安南(今越南)攻扰边境时，孝宗欲遣大臣前去处理。徐溥等又劝谏道，"外邦相侵，由有关衙门发令处理足够了，不需要陛下亲自派使臣去。如安南万一不予理睬，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我朝势必要征调大军远途去征讨，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事情会闹大。"孝宗也就没有派使臣前去。

孝宗自弘治八年后，渐渐懈怠，懒于理政。徐溥曾多次进谏说，如今奏章批答不及时，有的公文竟稽留数月而不理，或者不施行，政事壅塞，应当依照旧制，除了每日朝堂奏事外，遇有重要军政事务，宜随时允许上奏，陛下也应经常召见儒臣询问国事。

孝宗一度信用宦官李广，好道家神仙之说，并大事烧炼、设坛祭祷。徐溥又曾多次上奏，以唐宪宗偏信好讲神仙方术的柳泌服用丹石而亡、宋徽宗崇尚道学以致亡国的教训，劝谏孝宗疏远奸佞，勤政爱民。

徐溥家祠

阁老厅，是徐溥的家祠，前后四进，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坐落在洑溪河畔、东氿之滨，具有明代建筑特色。第一进为祠门屋宇。第二进四间为碑屋，现在仅存《宜兴徐氏义田记》碑一块，记述着徐溥置义田、兴义庄的事迹。第三进为花厅，即"白虎堂"，在太平军进驻宜兴时部分遭战火焚毁，修复后改为"保义堂"，在后墙上嵌砌着宋代苏轼"桔颂碑"及元代赵孟頫和徐溥手书的碑文。另有正草字体的诗词碑一块。其梁、椽、枋、柱均为彩绘。第四进五间，为徐氏祖先神位之屋。西部另有四幢建筑，每幢四间，为徐氏祠堂，供祭祀祖先之用。"阁老厅"现已列为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

徐溥入阁为相十二年，忠于王朝，尽心尽力，对朝政多所匡扶，被誉为明朝贤相之一。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九月十一日，徐溥病逝，享年72岁，葬宜城东南山林村瑞云山荷花荡，背山面氿。卒后特赠太师，加特进左柱国，谥文靖。著作有《谦斋文集》4卷、《文靖疏稿》2卷。

徐溥卒后，经朝廷批准，在宜兴城内闹市区的蛟桥南堍建"柱国太师"坊，宜兴地方人士为纪念徐溥，还在学街东、洑溪、小东门外分别建有"榜眼"坊、"及第"坊、"义庄"坊等。因年代久远，现已荡然无存。

史籍记载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