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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鲁迅研究小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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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鲁迅研究小组的日子》中国当代作家李华章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忆鲁迅研究小组的日子

那是历史记忆,那是青春年华。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考取华师中文系后,从大二开始,在课外花了近两年时间,从头到尾浏览完《鲁迅全集》(10卷本),可能是1938年最早出版的那套。也许是打下这一点点基础,培养我对文学评论的浓厚兴趣。在刚步入文坛不久,1972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二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评论《热情培育文学新苗》,内容是学习鲁迅的心得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索引》(1949,10一一1974,12)和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编选的《文艺创作学习资料》。

1976年4月,据说是几家省級报纸、期刊负责人的推荐,我有幸借调到湖北省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工作,对我来说,名为研究鲁迅,实则是学习鲁迅。研究小组附设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由陈扶生副部长主管。組长易竹贤(武大中文系教授)、副组长黄曼君(华师中文系教授),都是对鲁迅作品熟悉了解的专家,另有四人从部队、企业、文化单位借调来的。成立之初,我们的任务是潜心读书,有目的地读书,读鲁迅的书,一篇一篇的读,一字一句的读。当时,全国在北京、武汉、广州、厦门、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了六个鲁迅研究小组,掀起了学习与研究鲁迅的高潮。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前为鲁迅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促成了《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的編辑、注释工作的“立即实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新出这一套《鲁迅全集》,分配给湖北的任务是注释杂文集《热风》,由武汉大学负责,我们协助完成任务;其次,是在广大群众中普及鲁迅著作。试验点定在宜昌云池乡(云池大队)。于是,我们六人小组一方面研读鲁迅作品;一方面摘编、注释鲁迅杂文,以及学习前辈关于鲁迅的文章与研究史料,编印《读点鲁迅》一书,内部交流,不定期出版。与此同时,北京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意我们小组报送的选题《鲁迅论文艺》。经过集体努力,于1978年5月完成书稿(37万字)。 那本《 鲁迅论文艺》1979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湖北省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当时尚未恢复署作者名),印数14000册。这是我参与编著、注释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书。我至今很感念这个最初的学术训练,懂得了做学问的方式。同时,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文学人生。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又重读鲁迅的全部著作。那《狂人日记》“救救孩子” 的呼喊声,仍然震撼着人心;那《阿q正传》竖立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块丰碑;那如匕首投枪式的16本杂文集,开创了一个“鲁迅杂文时代”。 《鲁迅日记》(上下卷)与《鲁迅书信集》(上下卷)以及鲁迅译著,为“五四”新文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鲁迅的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语)。鲁迅堪称中国“新文学的开山”( 蔡元培语)。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至今仍滋养和照亮中国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灵,,影响着世界文学。

记得我读《答北斗杂志问》,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亲切的感受记忆犹新。它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笫二卷1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这篇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文章,从创作源泉、创作态度、典型化、文风,到文艺批评、外国文艺的借鉴等,都提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这是鲁迅先生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不仅极为亲切,而且具体可行。比如,“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不生造除自已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等等,足见鲁迅的写作态度与著述理念是最严谨的。鲁迅逝世后,曾留下十分沉痛的遗言:“莫作空头文学家。”这对今天的广大作者、作家仍然很有教益。我从事业余创作几十年,除了深深感谢生我养我的大湘西那片神奇热土的无私馈赠之外,还长期得益于鲁迅文艺思想的哺育与指引。我以为,常读点鲁迅,温故而知新,以承续我们中华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常读点鲁迅,可从中汲取丰富深厚的思想和艺术的营养,让自己的肩上多一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少一分自我迷醉, 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让写出的作品多含一点“钙”,多一点“风云气” ,以突破个体经验的自我满足,开拓更辽远的审美境界。

在研究鲁迅的日子里,我们曾两次上北京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征求专家意见。比如夏衍先生、曹靖华先生等。印象深刻的有,笫一次走进北京大学,高大的校门令人肃然起敬。校园里湖光塔影,秀树繁花,岸边垂栁,水面风荷,但到处一片寂静。教授宿舍“燕园”“鏡春园”,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到了王瑶教授家里,一栋矮矮的平房出现在眼前。一进门便是书房,约二三十平方米,书架整齐地挤满屋子,似图书馆的摆放方式。生活用房狭窄,沒有沙发,只有几只大小不一的板凳。个子矮小的王瑶先生热情招待,言谈拘谨。问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关问题,他介绍涚,本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15日,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5年12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此时此刻,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我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着重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告诫全党不要忘记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教训。文艺畀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一方)与“国防文学”(周扬等人一方)两个口号的论战。徐懋庸写信攻击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张春桥等也围攻鲁迅。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信中说:“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如何注释鲁迅信中的“四条汉子”?需不需要注释?王瑶先生颇有点为难,小心翼翼地说:“可注可不注。”“四条汉子”即夏衍、周扬、田汉和阳翰笙。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人物、大领导,是得罪不起的。他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稿,曾经被他们大批特批过。至今心有余悸。显然,王瑶先生的模棱两可,说的不是心里真话。后来,在闲谈中,他竟请黄曼君老师帮忙,托人给他女儿找个工作。因他女儿正在靠拉平板车争钱……令人心生感慨,一位堂堂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的生存状态,竟是如此这般的无奈,足足叫人出乎意外……

第二天,我们访问了著名研究专家唐弢先生,时在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他在上海时期所写的杂文,常被读者误以为是鲁迅的杂文,一样的犀利,一样的深刻,一样的笔法,一样的风格。我们同样地问他:鲁迅所指的“四条汉子”需不需要注释?唐弢先生极其庄重、态度鲜明地说:“应该注释。现在是现在;历史是历史。”“对学术问题应当存真求实!”聆听这一席话,凸显出这些专家学者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为我们编著《鲁迅论文艺》指明了方向,对每一条注释必须狠下苦工夫,絶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是鲁迅诞生141周年。他的作品历经了历史和时间考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和“经典”。 中国因拥有伟大的鲁迅而骄傲与自豪。“经典”是人类千百年来审美经验的积累,是树立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高高的标杆,是一座巍巍的丰碑。湖北武汉鲁迅研究小组虽然于1978年上半年解散了。但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依然任重道远。让鲁迅作品、鲁迅精神留给我们永远鲜活的记忆![1]

作者简介

李华章 ,湖南溆浦人,湖北宜昌市文联原主席、党组书记 。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