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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慈禧为什么要与光绪决裂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自此，自6月11日始，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史称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历代史家多认为是保守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慈禧太后反对新法，武力反扑，导致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的梁启超先生编写的《戊戌政变记》即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深究历史细节，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1]
同：都能接受洋务
异：光绪胆小懦弱却无父亲的谨慎，慈禧洞悉人性、工于心计
慈禧太后与清德宗光绪皇帝有三重个人关系：他们是名义上的母子;血缘关系上的姨甥;传统亲戚关系上的叔母与侄儿。光绪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就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的弟弟。而奕譞又娶了当时的懿贵妃慈禧的妹妹做福晋，生下了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历史记下了这样一幕，在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上，慈禧一锤定音，过继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给咸丰皇帝和自己做儿子，并立为帝。而作为父亲的奕譞当场“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奕譞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紧抓皇权，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贵，反而会因为与皇帝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成为慈禧打击的对象。
奕譞一生谨小慎微，对慈禧始终恭敬有加。从得知儿子继位而晕厥这件事，可以看出奕譞的胆小懦弱，光绪则继承了他的性格;但长于深宫，未经政治历练的光绪却没有父亲的谨慎。与之对照的是他的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历经宫廷权斗而不倒的慈禧太后。正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隋丽娟教授在《正说慈禧》系列讲座中所指出的：“慈禧具有自己所独有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清王朝吸取朱明王朝的教训，对皇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刻苦读书是每个皇子从童年起的必有之义。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5月14日)尚不满5周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上学读书。在光绪长达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老师翁同龢。
翁同龢来自世宦家族，翰林出身，学富五车，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他对光绪的教育没有拘泥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纲常名教，而是结合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引入了新鲜的中外史地和激进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方面的课程。当时清政府正积极推进洋务运动，翁同龢把相关的事务和实物都纳入了皇帝的教育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翁同龢添加这些课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在光绪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务实开明的一面。慈禧没有曾国藩等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较少顽固的守旧，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时局。
同：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异：光绪亲政，慈禧训政
光绪十二年，当慈禧为了符合祖制和照顾舆论，假意主动提出光绪亲政的问题时，对慈禧真实意图心领神会的奕譞，随即领衔王公大臣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恳请慈禧训政的请愿行动，最终制定了一个被史书称为《训政细则》的“约法三章”，将训政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这个细则规定光绪亲政后，慈禧的听政权、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光绪亲政了，但归政后的慈禧仍然牢掌大权。翁同龢看在眼里，也只能怨在心里，他的日记中一句“现在国事一切照旧”透露出了他对慈禧揽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这种一国两主的局面必然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帝后两党的形成。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启。在经济军事成就上，洋务运动并不输于明治维新。但是号称“天朝大国”人口土地面积远超对手的清王朝，败于维新变法不足三十年的东洋弹丸小国日本，这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甲午战败意味着清政府推行了三十余年的“徐图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变法维新方能真正图强
1895年5月2日，也就是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广东人康有为为首，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敦请光绪皇帝仿效日本与西方，推行变法。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虽然其间经过波折，但康有为并未气馁，坚持五次上书言变法。在翁同龢的斡旋下，光绪阅读了康有为自撰并呈送的《日本变政考》与《彼得大帝变政纪》，内心被其主张所打动，感到必须下决心变法挽救社稷。
那么慈禧对变法是什么态度呢?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纪》记载，慈禧对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她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慈禧这个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赞成变法，二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有限度有节制地变法。
可见帝后两党在变法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正是由于历史上支持洋务运动思想的延续以及现实威胁的两重因素作用，让慈禧同意了光绪的尝试变法的主张。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光绪便于6月11日予以颁布，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既然慈禧支持光绪的变法，那么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同：变法方向上有共识
异：光绪为国而谋，慈禧为权而争
戊戌维新的主要内容有：废八股、办新学、鼓励私人工商资本、建新军、解除报禁。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帝后两党虽然在变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更致命的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在所难免。
为搬开挡路的守旧派，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任用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架空守旧的军机大臣。最让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抓军权。
而慈禧也没有闲着，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
帝后两党的权力争夺渐趋白热化，过于急躁的维新措施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慈禧，威胁到了慈禧苦心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动摇了后党的权力基础。皇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不可触碰性，慈禧可以为了图强而容忍维新派的很多变法措施，但她绝对不会容忍帝党和维新分子架空她的权力。
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大肆抓捕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逃亡，谭嗣同等拒绝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今日看来。
谭嗣同的话隐含深意，一方面它表明了维新失败意味着从上至下的政治改良之路被堵死，中国的大规模流血已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它表明了改革者的高尚——不是躲在后面让别人去死的阴谋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时揭示了一点：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必定顽固对抗社会变革的力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