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母亲(张建全)
作品欣赏
我和我的母亲
我在农村长大，参军之前是很少照相的。所幸的是，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母亲曾抱着我照过一张全家福。近日，我通过电脑扫描，特意把我与母亲两人的部分截取下来，这样，我便有了一幅无比珍贵的母子合影照片。
照这张相的时候，母亲才28岁，显得年轻而漂亮。但那时的母亲，既要照顾祖父母，又要拉扯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忙碌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这样的生活令年轻的母亲无法轻松，以至于母亲照相时脸上没有丝毫笑意。而那时的我，看上去大大的脑袋与瘦瘦的身体是那样的不协调，突出的是懵懂地看着镜头的一双眼睛。
母亲对于我的童年生活常常不堪回首，每次谈起，她说得最多便是，那时候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由于她经常吃不饱饭，于是就没有多少奶水，我便时常饿得啼哭不止……
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那一时期缺吃少穿的艰难生活，可能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一样。但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母亲给予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许许多多快乐的故事，尽管时不时也有一些辛酸的插曲。
我小的时候贫血，在一次与村里小伙伴玩皮球的时候，不小心头朝下地栽进了一丈多深的防空洞里，大人们救我上来时，我已昏迷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苏醒，从此以后，我便经常头晕，母亲因此便把我当成了受保护的对象，格外照顾我。
那时的吃喝，缺油少盐、清汤寡水，即使家里自产的鸡蛋，也多是用来换取油盐酱醋的，平时也舍不得自己吃。可是我却常常能够躲在灶房的墙角，吃着母亲用熟油铁勺，偷偷为我煎炒的葱花鸡蛋；家里来了客人送的点心、糖果，母亲总是把它藏在我能够找得到的地方，我也总会采取蚂蚁搬家的战术解馋，母亲即使发现了，也只是不痛不痒地说我两句。逢年过节，母亲要是煮肉，总会把带肉的骨头撒上盐，交我先啃为快。有时候母亲带我走亲戚，要是哪位女宾说她不爱吃肥肉，母亲便会把那女宾跟前的肥肉夹到我的碗里，然后笑着说：“你不爱吃，我儿子爱吃！” 我现在见了肥肉，心里就会起腻，大概就是走亲戚的时候吃伤了。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学校上课不正常，我就经常与同伴去县城造纸厂搜罗一些破旧书籍来读。母亲只要见我看书，就说我干的是正事，便不催我下地干活、也不催我放羊割草或是干家务了，晚上也随便我熬夜。邻居说：“你儿子太浪费电了，一晚上都开着电灯！”
母亲却回答：“我儿子是看书哩！他有正事儿。”
说起来，我是跟着母亲学会做买卖的。我不止一次骑自行车，载着母亲去集市上卖鸡。
有一次，我们要卖的是一只老母鸡和一窝小雏鸡。一个买主从6块钱加到7块8块，最后加到10块。母亲见那个人十分心切，便执意要价11块，结果那人一气之下不买了。我们只好懊悔地等待新的买主，可是直到临近散集时，才勉强以8块5毛钱卖掉。母亲为此感到沮丧，她怕回家后父亲埋怨，便让我为她保密。为此，我便把这个卖鸡故事保密了许多年。
我们家院子里种了三株苹果树，每年摘了苹果，我都会和母亲抬着苹果，沿西韩公路向南，上了坡，在九支渠车站旁边的公路边摆卖。有一次我们与一个甜瓜摊为邻，也许是我们的苹果太酸，顾客们纷纷去买他的甜瓜，我们的苹果却无人问津。看着又白又香的甜瓜，我对母亲说我也想吃，母亲说:“等卖了苹果就给你买”。可是大半天过去，太阳都快西下了，我们连一个苹果也没有卖掉!无奈，母亲笑着过去与卖瓜人商量，说:“这位大哥，我想用两斤苹果换你一个甜瓜，好不好？因为我儿子口渴，想吃你的甜瓜。”卖瓜人不仅不给母亲面子，反而说：“口渴了吃你的苹果呀!”母亲尴尬得满脸通红，连忙对那人说：“那就算了!算了！”
我不忍心让母亲尴尬难堪，便急忙对母亲说“我不吃甜瓜了!＂
说完，抓起一个苹果就吃了起来。“妈，苹果比甜瓜好吃多了！”我偏偏大声说着，那卖甜瓜的人装听不见，但母亲却悄悄抹眼泪。
望着从来往汽车上下来的穿着光亮的人，想着卖瓜人可恶的样子，我小声对母亲说:“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本事，长大后要有出息，等我有工作了，挣了钱，我就带你到城里去!”母亲听我这样说，声音都变哑了，说:“我儿子有志气!有志气!”
1978年春，我报名入伍，本来县武装部已经决定录取了我，不料，后来却被大队长的儿子顶替了。消息传来，我在炕上躺了一个下午，无奈地流泪。母亲本来舍不得我当兵远走，但她见我难过，就去请同村的一个下放干部的爱人广兰婶子帮忙。广兰婶子的丈夫与县武装部刘部长是山西老乡，于是她答应替我把大队长儿子顶替我的事向武装部举报。
当天晚上，我骑自行车载着广兰婶子去找刘部长，刘部长见了我们，先与广兰婶子聊了一阵闲话，然后走到一边的电话机旁，给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仔细问了问我的情况。放下电话后，他又过来让我在他面前站直，平视前方。末了对广兰婶说：“嗯，好小伙子呣，你们回去等信吧!我不会让歪门邪道得逞的！"
我于是如愿当兵了。不久，中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我所在的部队在湖南郴州，离广西前线仅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母亲为此一夜夜睡不着觉。后来，我写信回家，说我们部队是基建工程兵，担负着国防施工任务，住在湖南山区，手中的武器是瓦刀、是钢钎，母亲这才放下了悬在半空的心。
多年后，我在部队入党、提干，后来转业、进城，再后来下海经商……终于实现了少年时我给母亲许下的诺言。
我本想让母亲享享我的福的，可是母亲却习惯了关心我、照顾我。我走到哪儿，她的心就操到哪儿。我少年时在农村拉架子车的时候，她常常为我的身体孱弱无力而担心。当我进城后，开上了小轿车的时候，她又为我的行车安全担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终于从老家农村把父母接进城里生活。为了方便照顾，我在我们单位附近，给父母租了一处民房。
我本来想就近照顾他们的，可是母亲却多次在夜里偷偷到我住的小区停车场，察看等候，她只有在悄悄地看到我深夜开车回到住处、停车上楼以后，才能安心地返回民房睡觉。我事后得知，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不安。
我结婚晚，生育也晚，在母亲催促了多年以后，我终于在1997年有了女儿。
母亲更加疼爱她这个唯一的孙女。小家伙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坏毛病，要人抱着才能安睡，要是放她在婴儿床上，她便哇哇大哭。为此，母亲便常常躺在沙发上，让孙女躺在她的肚皮上睡觉。
有时候孙女不愿意喝奶粉，而她妈妈恰巧又不在家时，面对哭闹不止的孙女，母亲情急之下，就让孙女吃自己的奶。可母亲哪会有奶水呢？孙女吮着吮着就咬起来了，母亲即使疼痛难忍，可她还是咬牙坚持……
母亲是个超级秦腔戏迷，对那些名角的唱段，她都如数家珍。有时她坐在沙发上，看陕西卫视的“秦之声"秦腔打擂台，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还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可当我悄悄关了电视，她又喊道："别关！"我不由得笑着调侃道：“妈，你这是看戏睡觉两不误呀！”
我的父亲2004年去世以后，母亲短期住在深圳妹妹家，我为此常常放心不下，而母亲也担心我的身体和工作，常在电话上左叮咛右吩咐。后来，妻子就动员母亲回北京，仍与我们常住。
一天，我见她牙不好，便带她去医院检査，结果发现她许多年前在老家县城花了26块钱镶的金属假牙已经因老化而松动了，急需换镶新牙。可是一听医生说新牙要花费几千元时，母亲便一再坚持说人老了，能将就过去就算了。见我执意要给她换，她又想方设法想少换几颗。想到她用二十来块钱换的牙竟然将就了二十多年，我心里无比内疚，反而希望为她再多花一些钱。
又有一次，我和妻子带母亲到医院给她做胃镜检查，回来后她与我聊起她晚年的生活打算时，不无感慨地说:“你们两口子给妈做得也够了，这几年，你们工作忙，孩子又小，我趁身体还能动的时候，就多陪你们几年，等我将来老了，不能动了，我就去你姐和你妹那里，让她俩轮流照顾我!”
听了母亲这样的一席话，我一时心酸不已，便强忍着泪水对母亲说:“妈，你就别老替我着想了，你现在身体好，想去哪儿就去哪，想女儿了就去我姐我妹家串串门，等你将来真的老了，行动不便了，我哪儿都不让你去，我要时时刻刻陪着你！看着你活到一百岁！”……
转眼之间，无数个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如风飞逝，母亲与千千万万个老年人一样，生病、住院、康复，再生病、再住院、再康复……尽管在反复之间，母亲受了不少的病痛折磨，但好在回回都挺了过来。
母亲现在年事已经高了，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陪护。她平时行走要用拐杖，但她仍然坚持练习写毛笔字，听广播；她仍然把照顾孙女当成头等大事。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毕业、到现在上班，孙女的吃喝冷热，出门回家，样样都在奶奶的心里；要是做饭包包子，包饺子，母亲总怕阿姨做得不到位，她还非要亲自动手，和面、调馅儿……
孙女前不久唱了一首歌，叫《西安城》，也录了视频，她在自我介绍中说：“大家好，我是可可张可盈，我出生在广东，长在北京，但我是吃着奶奶做的陕西美食长大的，所以我算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女娃……”
孙女自认是陕西女娃，是对奶奶的致敬与抚慰！
陕西女娃唱西安歌，这让常年想念西安，想念高陵，想念十里村，想念家乡的母亲，倍感欣慰。
虎年腊月，就到了母亲九十一岁大寿的日子，我想，今年的寿宴我要设法邀请会唱秦腔的朋友参加。到时候餐桌上要有陕西的、北京的点心，锅里要有足够泡的牛羊肉，厅堂里要挂红披彩，要让绕梁的戏文乡音不绝于耳……
我在想，世界上最高级的幸福感，是不是就是一一儿女的孝行令生养你的母亲而幸福的感觉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1]
作者简介
张建全，陕西人，197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