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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母亲(张建全)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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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母亲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

《我和我的母亲》中国当代作家张建全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和我的母亲

我在农村长大,参军之前是很少照相的。所幸的是,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母亲曾抱着我照过一张全家福。近日,我通过电脑扫描,特意把我与母亲两人的部分截取下来,这样,我便有了一幅无比珍贵的母子合影照片。

照这张相的时候,母亲才28岁,显得年轻而漂亮。但那时的母亲,既要照顾祖父母,又要拉扯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忙碌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这样的生活令年轻的母亲无法轻松,以至于母亲照相时脸上没有丝毫笑意。而那时的我,看上去大大的脑袋与瘦瘦的身体是那样的不协调,突出的是懵懂地看着镜头的一双眼睛。

母亲对于我的童年生活常常不堪回首,每次谈起,她说得最多便是,那时候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由于她经常吃不饱饭,于是就没有多少奶水,我便时常饿得啼哭不止……

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那一时期缺吃少穿的艰难生活,可能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一样。但我印象更深的却是母亲给予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许许多多快乐的故事,尽管时不时也有一些辛酸的插曲。

我小的时候贫血,在一次与村里小伙伴玩皮球的时候,不小心头朝下地栽进了一丈多深的防空洞里,大人们救我上来时,我已昏迷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苏醒,从此以后,我便经常头晕,母亲因此便把我当成了受保护的对象,格外照顾我。

那时的吃喝,缺油少盐、清汤寡水,即使家里自产的鸡蛋,也多是用来换取油盐酱醋的,平时也舍不得自己吃。可是我却常常能够躲在灶房的墙角,吃着母亲用熟油铁勺,偷偷为我煎炒的葱花鸡蛋;家里来了客人送的点心、糖果,母亲总是把它藏在我能够找得到的地方,我也总会采取蚂蚁搬家的战术解馋,母亲即使发现了,也只是不痛不痒地说我两句。逢年过节,母亲要是煮肉,总会把带肉的骨头撒上盐,交我先啃为快。有时候母亲带我走亲戚,要是哪位女宾说她不爱吃肥肉,母亲便会把那女宾跟前的肥肉夹到我的碗里,然后笑着说:“你不爱吃,我儿子爱吃!” 我现在见了肥肉,心里就会起腻,大概就是走亲戚的时候吃伤了。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学校上课不正常,我就经常与同伴去县城造纸厂搜罗一些破旧书籍来读。母亲只要见我看书,就说我干的是正事,便不催我下地干活、也不催我放羊割草或是干家务了,晚上也随便我熬夜。邻居说:“你儿子太浪费电了,一晚上都开着电灯!”

母亲却回答:“我儿子是看书哩!他有正事儿。”

说起来,我是跟着母亲学会做买卖的。我不止一次骑自行车,载着母亲去集市上卖鸡。

有一次,我们要卖的是一只老母鸡和一窝小雏鸡。一个买主从6块钱加到7块8块,最后加到10块。母亲见那个人十分心切,便执意要价11块,结果那人一气之下不买了。我们只好懊悔地等待新的买主,可是直到临近散集时,才勉强以8块5毛钱卖掉。母亲为此感到沮丧,她怕回家后父亲埋怨,便让我为她保密。为此,我便把这个卖鸡故事保密了许多年。

我们家院子里种了三株苹果树,每年摘了苹果,我都会和母亲抬着苹果,沿西韩公路向南,上了坡,在九支渠车站旁边的公路边摆卖。有一次我们与一个甜瓜摊为邻,也许是我们的苹果太酸,顾客们纷纷去买他的甜瓜,我们的苹果却无人问津。看着又白又香的甜瓜,我对母亲说我也想吃,母亲说:“等卖了苹果就给你买”。可是大半天过去,太阳都快西下了,我们连一个苹果也没有卖掉!无奈,母亲笑着过去与卖瓜人商量,说:“这位大哥,我想用两斤苹果换你一个甜瓜,好不好?因为我儿子口渴,想吃你的甜瓜。”卖瓜人不仅不给母亲面子,反而说:“口渴了吃你的苹果呀!”母亲尴尬得满脸通红,连忙对那人说:“那就算了!算了!”

我不忍心让母亲尴尬难堪,便急忙对母亲说“我不吃甜瓜了!"

说完,抓起一个苹果就吃了起来。“妈,苹果比甜瓜好吃多了!”我偏偏大声说着,那卖甜瓜的人装听不见,但母亲却悄悄抹眼泪。

望着从来往汽车上下来的穿着光亮的人,想着卖瓜人可恶的样子,我小声对母亲说:“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本事,长大后要有出息,等我有工作了,挣了钱,我就带你到城里去!”母亲听我这样说,声音都变哑了,说:“我儿子有志气!有志气!”

1978年春,我报名入伍,本来县武装部已经决定录取了我,不料,后来却被大队长的儿子顶替了。消息传来,我在炕上躺了一个下午,无奈地流泪。母亲本来舍不得我当兵远走,但她见我难过,就去请同村的一个下放干部的爱人广兰婶子帮忙。广兰婶子的丈夫与县武装部刘部长是山西老乡,于是她答应替我把大队长儿子顶替我的事向武装部举报。

当天晚上,我骑自行车载着广兰婶子去找刘部长,刘部长见了我们,先与广兰婶子聊了一阵闲话,然后走到一边的电话机旁,给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仔细问了问我的情况。放下电话后,他又过来让我在他面前站直,平视前方。末了对广兰婶说:“嗯,好小伙子呣,你们回去等信吧!我不会让歪门邪道得逞的!"

我于是如愿当兵了。不久,中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我所在的部队在湖南郴州,离广西前线仅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母亲为此一夜夜睡不着觉。后来,我写信回家,说我们部队是基建工程兵,担负着国防施工任务,住在湖南山区,手中的武器是瓦刀、是钢钎,母亲这才放下了悬在半空的心。

多年后,我在部队入党、提干,后来转业、进城,再后来下海经商……终于实现了少年时我给母亲许下的诺言。

我本想让母亲享享我的福的,可是母亲却习惯了关心我、照顾我。我走到哪儿,她的心就操到哪儿。我少年时在农村拉架子车的时候,她常常为我的身体孱弱无力而担心。当我进城后,开上了小轿车的时候,她又为我的行车安全担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终于从老家农村把父母接进城里生活。为了方便照顾,我在我们单位附近,给父母租了一处民房。

我本来想就近照顾他们的,可是母亲却多次在夜里偷偷到我住的小区停车场,察看等候,她只有在悄悄地看到我深夜开车回到住处、停车上楼以后,才能安心地返回民房睡觉。我事后得知,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不安。

我结婚晚,生育也晚,在母亲催促了多年以后,我终于在1997年有了女儿。

母亲更加疼爱她这个唯一的孙女。小家伙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坏毛病,要人抱着才能安睡,要是放她在婴儿床上,她便哇哇大哭。为此,母亲便常常躺在沙发上,让孙女躺在她的肚皮上睡觉。

有时候孙女不愿意喝奶粉,而她妈妈恰巧又不在家时,面对哭闹不止的孙女,母亲情急之下,就让孙女吃自己的奶。可母亲哪会有奶水呢?孙女吮着吮着就咬起来了,母亲即使疼痛难忍,可她还是咬牙坚持……

母亲是个超级秦腔戏迷,对那些名角的唱段,她都如数家珍。有时她坐在沙发上,看陕西卫视的“秦之声"秦腔打擂台,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还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可当我悄悄关了电视,她又喊道:"别关!"我不由得笑着调侃道:“妈,你这是看戏睡觉两不误呀!”

我的父亲2004年去世以后,母亲短期住在深圳妹妹家,我为此常常放心不下,而母亲也担心我的身体和工作,常在电话上左叮咛右吩咐。后来,妻子就动员母亲回北京,仍与我们常住。

一天,我见她牙不好,便带她去医院检査,结果发现她许多年前在老家县城花了26块钱镶的金属假牙已经因老化而松动了,急需换镶新牙。可是一听医生说新牙要花费几千元时,母亲便一再坚持说人老了,能将就过去就算了。见我执意要给她换,她又想方设法想少换几颗。想到她用二十来块钱换的牙竟然将就了二十多年,我心里无比内疚,反而希望为她再多花一些钱。

又有一次,我和妻子带母亲到医院给她做胃镜检查,回来后她与我聊起她晚年的生活打算时,不无感慨地说:“你们两口子给妈做得也够了,这几年,你们工作忙,孩子又小,我趁身体还能动的时候,就多陪你们几年,等我将来老了,不能动了,我就去你姐和你妹那里,让她俩轮流照顾我!”

听了母亲这样的一席话,我一时心酸不已,便强忍着泪水对母亲说:“妈,你就别老替我着想了,你现在身体好,想去哪儿就去哪,想女儿了就去我姐我妹家串串门,等你将来真的老了,行动不便了,我哪儿都不让你去,我要时时刻刻陪着你!看着你活到一百岁!”……

转眼之间,无数个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如风飞逝,母亲与千千万万个老年人一样,生病、住院、康复,再生病、再住院、再康复……尽管在反复之间,母亲受了不少的病痛折磨,但好在回回都挺了过来。

母亲现在年事已经高了,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陪护。她平时行走要用拐杖,但她仍然坚持练习写毛笔字,听广播;她仍然把照顾孙女当成头等大事。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毕业、到现在上班,孙女的吃喝冷热,出门回家,样样都在奶奶的心里;要是做饭包包子,包饺子,母亲总怕阿姨做得不到位,她还非要亲自动手,和面、调馅儿……

孙女前不久唱了一首歌,叫《西安城》,也录了视频,她在自我介绍中说:“大家好,我是可可张可盈,我出生在广东,长在北京,但我是吃着奶奶做的陕西美食长大的,所以我算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女娃……”

孙女自认是陕西女娃,是对奶奶的致敬与抚慰

陕西女娃唱西安歌,这让常年想念西安,想念高陵,想念十里村,想念家乡的母亲,倍感欣慰

虎年腊月,就到了母亲九十一岁大寿的日子,我想,今年的寿宴我要设法邀请会唱秦腔的朋友参加。到时候餐桌上要有陕西的、北京的点心,锅里要有足够泡的牛羊肉,厅堂里要挂红披彩,要让绕梁的戏文乡音不绝于耳……

想必这时的母亲,一定会高兴的,我也会倍感幸福快乐

我在想,世界上最高级的幸福感,是不是就是一一儿女的孝行令生养你的母亲而幸福的感觉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1]

作者简介

张建全,陕西人,197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