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情(仰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我的兄弟情是中国当代作家仰忠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兄弟情
父亲生前教育我：兄弟是骨肉同胞，要和气一辈子。2001年1月中旬，患病卧床二年的老父亲，病危住院已半昏迷状态。临终前，他的声音很微弱，我俯首听着，“以后，你，兄弟俩，和气些。”父亲留下遗言，安详地走了。
父亲出生在东阳黄田畈一个偏僻的山村，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因家贫童年时仅在私塾旁学两年半，认识一些字，懂得三字经“兄则友、弟则恭”的道理。他欣赏林则徐《十无益》中的一句格言：“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说的是：兄弟要和睦相处，对兄弟都不和气关爱的人，这样的朋友不可交。所以，我父亲与兄弟间从未红过脸，情同手足。
从我懂事时起，就发现父亲经常与老家亲人频繁通信、汇钱寄物。那时通讯落后，父亲以信件传递着家长里短、思乡之情。而给东阳小叔写信时，父亲会叫我顺便也写一封合寄出去。小叔收到后每信必回，叔侄情深见于字里行间，然而父叔兄弟的情真意切，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无声的“言传身教”。
我与弟弟苦中长大，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哥弟俩到田边捡来变黑干巴巴的烂薯叶，浸泡后洗净烧熟充饥。“文革”期间，父被批斗，家陷困境，兄弟相依为命，进山砍柴，学艺打工，维持生存。 记得有一次上山砍柴，带着装有霉干菜和米饭的蒲草袋，蒲草袋挂在柴冲插在地上竖着，以防蚂蚁臭虫来吃。但柴冲插地太浅翻倒在地，这蒲草袋掉落在地，爬进密密麻麻的蚂蚁，我和弟弟砍好柴欲吃午饭时才发现。怎么办呢？不吃就要饿肚子，我俩只好把蒲草袋拿到水坑里泡洗米饭，然后两人用手抓进嘴里，吃下水淋淋的中午饭。
有一年暑假期间，才14岁的弟弟到武义白洋渡做短工，干着连大人都吃不消的体力活。白天，他站在齐腰深的江水中，用畚箕捞起黄沙装上一只小木船，每天的工钱是一元五角。晚上，他睡在造纸厂外面江边的一个生猪收购点内。这生猪收购点又脏又臭、蚊子又多。那年我在履坦学打铁，弟弟对我说：他曾穿着塑料雨衣睡觉，但闷出了一身汗，又把雨衣脱掉。睡不着，只好到白洋渡大桥边露天“睡”至天亮。那时，他个头瘦小，被烈日晒得脱皮浑身黑乎乎的，我见了心里就像针刺去一样地难受。
弟弟初中毕业后，跟柳城江山村的一位木匠师傅学手艺。有一天，我在知青插队的下埠口村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才知弟弟患急性肝炎住入医院。我心急如焚，忙向生产队长请了假，步行赶往武义县城。在途经履坦渡乘船时，由于心事重重，上岸后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着的一件棉纱内衣掉了，当时心疼极了。因身无分文，到了县城我向亲戚借来一元一角车票钱，便匆匆乘客车至宣平前往医院看望弟弟。
1975年，是我支农的第四个年头，经公社审批，我在下埠口村的山上按批条砍来五根杉树、二根大松树。这一年，弟弟被临时分到武义化肥厂当锅炉工。待树木晾干，弟弟利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从化肥厂走路10多公里，到下埠口帮我锯木料、制作家具。他挺聪明，仅学过一年，就基本掌握了木匠手艺。周六下班，弟弟便匆匆地赶来为我做家具。周日干了一天活，吃过晚饭后，他又披星戴月地赶回厂里上班。就这样，弟弟不辞辛苦，利用七八个休息日的来回奔波，终于给我制作了床、桌、凳、菜橱等家具。
不久，弟弟正式分配在物资局工作，我也被抽调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兄弟俩常聚一起。我隔三差五到县电影公司换取电影拷贝（片），弟弟便给我一把物资局宿舍的钥匙，让我能随时在他住所休息。我俩经常到局食堂用餐，炊事员老金见了，说我兄弟俩真和气。
八十年代，我酷爱写稿，弟弟遂也感兴趣，买来相机，利用柴房作为冲洗黑白照片的暗室。之后，我写稿、他拍照，默契合作，文字图片屡见报端。
我比弟弟大三岁，为补习文化，35岁那年开始，我和弟弟一起报名读电大，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三年学习，风雨无阻，十九次进考场，撰写毕业论文，兄弟俩终于获得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书。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我经常要出差。每次出远门，弟弟总是二话没说，乐意驾车送我到火车高铁站，有时甚至还到金华接送。
如今，我俩均年逾花甲，身体健康是相互关心最多的话题。晚上，时不时地会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哥哥”或“弟弟”，“晚饭吃过了吗？”，“一起到操场走路，去吗？”。于是，在那灯光明亮的操场上，兄弟俩信步闲庭，谈笑风生，一边走着、一边开心地聊着。
回忆起兄弟俩从小到大和睦相处的点点滴滴，让我感慨万千，有弟弟，真好。[1]
作者简介
仰忠，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爱好业余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