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怀念和感激(王超逸)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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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怀念和感激》是中国当代作家王超逸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怀念和感激
——记孟祥中先生二三事
约有两三年没有和孟祥中先生联系了，心中时常挂念。现在通讯也方便，几次我拿起电话想拨通先生家中的电话时，心中又踌躇惴惴，所以一拖再拖。
今年上半年，地方出版了一部纪念一位已故作家的《论文集》，内中收入了我的三篇文章。这位前辈去世已经一周年了。“论文集”我还有意多买了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想寄给远在济南府的先生。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先要通了我的师弟——他的公子令朋博士的电话，想先了解一下先生的近况。电话那端师弟给了我一个晴空霹雳——先生已于今年三月份走了，享年84岁。
其实，我似乎有一种预感，孟先生的身体并不好，可能大限将至，只是我不愿做猜测。五年前，我去济南开会，曾借此机会到府上看望过先生一回，先生还在家中留我一起吃饭，饭后谈论诗词，先生还盛赞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称赞王安石的《明妃曲》。不过那时我猛然发现先生消瘦了，我不愿提及先生身体健康的话题，他好像也有意避开这个现实。到了这年的春节，我在电话中给先生拜年，座机电话是师弟接的。令朋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就到南京理工大学工作去了。他每年春节都携夫人从南京回济南到老人身边陪双亲过节。在电话中，我就委婉地了解了先生近年来的健康状况，果然是做过大手术。
本文作者王超逸(左)与孟祥中先生（右)在一起。
我与孟先生相交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正在研究经济文化、商旅文化，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研究“东方商人”孟雒川的家族史。听一位前辈说，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机关刊是《山东社会科学》和《山东社联通讯》，而两刊的编辑部主任是一位姓孟的先生，是我的家乡人。这位前辈建议我不妨将我的论文寄给先生。我就听从他的建议，将文稿寄给了这位先生。没想到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先生给我寄来的《审稿意见函》，大意是论文编辑部上了选题会，可以考虑采用。同时对作者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大意是你文稿的字迹太潦草，现在排字工人都很忙，时间很紧，字迹潦草了就耽误印刷工人的时间，希望文稿再做修改，誊抄清楚再寄来。我挺欣喜，也感觉到了这是位严厉冷峻的编审、学者。虽然尚未谋面。
其实那时我的书法很糟糕，根本上不得台面，拿不出手，这份手稿还是我请我的同事给我抄写的，后来我就只好另请一位同事给我再抄一遍。
不久论文就发表在了《山东社联通讯》杂志（双月刊，1991年第5期）。红红的封面，内中目录是4号字，孟祥中先生给我寄来了9本样刊。时隔不久，又收到了编辑部通过邮局给我划来的70元稿费。
当然，我心里高兴，甚至比拿到毕业证、学位证书，比领到结婚证书还要高兴。我视杂志是我的新娘，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儿子。我摩挲再三，爱不释手，从此开启了我和先生30多年的交往。
经上级组织安排，使我有机会到外省到基层去挂职锻炼，政府给我安排了公务车和公务司机。一年中秋，我带车回故乡过节，提前我就和先生电话中沟通了，节前我要到他那里坐一坐。其实从外省到先生那里也迢迢千里，先生在盼着我们见面。但是到了泉城已是下午，城里交通堵塞，路上都是急急忙忙奔家，熙熙攘攘送礼的车辆。我送先生的礼品并不贵重，只是两盒月饼两包茶。先生已早早在门口等候我。先生见了我之后，愠怒大于欣慰，他劈头给了我白眼：“你在外面工作，回乡过节，这是私事。路途这么远，你怎么动用公车？组织纪律不允许，途中不安全，出了意外怎么交代？在基层工作，工作作风更要踏实要务实。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这个节日啊，不是非回来不可，司机也要回家，司机也要团圆。要多体谅下属，体谅身边工作人员，更要有组织观念、全局观念，以身示范。”我连声诺诺，面有羞赧。
先生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山东大学的高材生。他的同班同学有的做官，在国家的财政部门工作，有的在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要学术岗位，有的干了山东大学的主要行政领导。记得他告诉过我，他的老师是文史学家孙昌熙先生，后来孙先生双目失明了，先生言语间颇凄凄。
前几年先生告诉我，想把他后半生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他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关于鲁迅研究、关于余秋雨研究、关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关于对文学典型性研究的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的系列论文，整理一下，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发行，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对后代和后人的一个交代，对历史和时代的一个交代。
我在听了先生的编辑出版计划之后深为他高兴。
文稿得到了他的老同学——当代文艺理论家、山东大学原校长、文学院原院长曾繁仁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曾繁仁先生为先生的书稿倾情写了一篇《序言》。在“序”中，老同学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感情真挚饱满、冷静客观地评价了先生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诸学术领域的价值和贡献。
我与一位国家级文学类专业出版社的老领导老专家相知甚深。30多年来，这位老专家是看着我的成长，呵护我的进步。这家出版社被业界誉为“皇家”出版社。我就不自量力地向先生自告奋勇：“我找这位老社长说说，看能否借这家出版社的宝地来出版”。
老社长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多年，在与老伴安享晚年，很少管闲事，更不在社会兼职。他在任时处事公正，两袖清风。记得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文定先生亲口对我说：“你的老师XXX社长是一位真君子呀”！
我开口向老社长求情了。书稿送到了他府上的案几上。几天后老社长给我来电话：“先生的书稿我也看了，书稿质量还可以，我已转给现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XXX，等等他的意见吧”。
后来，我又见到了他引荐的后任社长，并且在他的办公桌上也发现了老社长转给他的先生的书稿。话说之间就到了年底，人家待我还算有礼数，说是书稿待春节之后上社里的现代文学编辑室的选题会上研究，让我等个回信儿。我一等、二等、三等，话说间就到了来年的下半年，最后等来了该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一位负责同志的回话，告诉我，书稿在选题会上没有通过，让作者再另找他家出版。
说心里话，这当然是给我当头一盆冷水。我也只好实话实说，将这一情况如实转告先生。先生起初对这件事的期望甚殷，当他得到这个消息后很不悦：“你的老师已退下来多年，是个闲散老人了，说话不中用，没人听了”。
先生对老社长的责怪，我也只好吞在肚里。后来我对我的小女王儒雅说起她孟爷爷委托我办这件事的原委和结果。我向小女倾诉的很详细。说到结果时，我说我的心猛然间像被电击似的，不知如何处理，霎时眼眶里涌出了泪，恍恍惚惚十分落魄。小女安慰我说：“唉，爸爸你为孟爷爷尽心了，天知地知，虽然受了委屈，但是又不是为了你自己，这种事儿也不丢人。”
这件事在我和先生之间留下了阴影和隔阂。
先生的文艺理论思想自成体系，是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探本探源，体大思精，中外古今，理真法老，会通圆融。其学术代表作有《文坛一家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文学探微》（华龄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先生虽然退下来多年，但是他一直在关注着当代文坛、当代文学思潮的走向。他也写评论文章，写杂文，对于文坛的一些浮躁的不健康的东西，提出他的意见，抨击时弊，匡扶正义。那时我在地方上分管意识形态，分管宣传，掌控舆情。先生有时将他的文稿寄给我，多数情况我都能推荐发表，但是有时我这一关也通不过：在他的杂文之中，有时竟然能对国家主管部门的上司指名道姓，真名真姓地去抨击，那么这对于我就感到比较棘手了。文艺方针、宣传方针是有纪律的，实话说，我缺少冯雪峰、胡风、梁漱溟的国士风范和胆量。我只好将书稿扣发。先生似乎也能包容我的世故，宽容我的难作为。
我知道他退休后多年来一直自费订阅两份杂志，一是《文学自由谈》，一是《山西文学》。他和《山西文学》的主编韩石山有多年的交往。他喜欢《山西文学》的自由、泼辣、敢爱敢恨、观点鲜明的办刊宗旨和编辑风格。他还告诉我，韩石山给他的书信恭敬谨严，洒脱秀丽，言谈中眉宇间充满了自豪幸福和向往，是那种朋友间的相敬相惜，海内天涯的君子情谊。
有一年我应邀到山西晋城沁水县去考察。沁水县是赵树理的故乡。考察完毕，承主人雅意，主人陪我拜谒了赵树理故居和赵树理陵园。以此为契机，我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拜谒赵树理》。文稿我就寄给了《山西文学》杂志社。记不清是不是直接寄给总编的，稿子大概在它们编辑部压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我忽然收到了杂志社给我寄来的样刊和稿费。哦，原来这一年是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山西文学》特辟一个专栏，编辑刊发了纪念赵树理的专辑，内中共有三篇文章，我的拙文打头。
那年我见他，他淡淡地告诉我，你写的关于赵树理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的散文写作又有了进步。随后，他声音凄凉地告诉我，今后他不再订阅《山西文学》了。
我感到很意外。我知道先生对《山西文学》向以青眼，给了它一份偏爱。随后他告诉我，韩石山已退休了，不做《山西文学》的主编了。我猛然理解了先生的心境。我们都默然了，良久良久......
《文学自由谈》究竟在当代文学的刊物丛林中能占个什么位置，我不得而知。近三十年来，我基本不关注当代文坛的是非动向。有一次先生告诉我，《文学自由谈》标榜该刊办刊宗旨坚持“双百”方针，尊重作者和读者，正如该刊的刊名“自由谈”，可以平等交流、互动交流。先生针对该刊引发的争议，他也积极参与其中，发出他的声音。他好像数次参与争鸣，该刊的编辑没有给予先生平等的尊重，具体是针对什么事和人，我没有详细去问，现在回忆起来也无从具体说明。
先生治家有方，教子有矩。膝下有一子二女，一门三响，走出了三个高材生，个个成材，各有专业，各司其职，为社会放出光和热。
前几年，有一次，忽然先生给我打来电话，了解我的近况。当时我正在出租车上，交流的环境和氛围都不适宜。其实近些年来，我与先生的书信交往越来越少，似乎随着年齿见长，自己也越来越封闭自己。心灵的大门在缓缓地关闭，情感的潮流在日渐枯竭。近些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波澜和变故。我觉得我与先生之间有了代沟。我呢，其实是不愿将我的变故告诉他，一来是怕他为我担心，二来更重要的是担心他误解我、责怪我、深深地责备我。
31年前我登门拜访先生。那时，我28岁，先生52岁。那时他还住在玉涵路的旧居。在他的不宽敞的家里，不宽敞的客厅里，不宽敞的小圆桌上，他的夫人殷勤待客，我俩一壶老酒，四碟小菜，酒盅比较大，似乎一盅一两，我们就这样浅酌低饮，不觉日薄西山，蛙鼓荷塘，月上柳梢。先生就恳切留宿，给我铺床展被。我们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一青一壮，一师一徒。他睡这头，我睡那头；同床夜话，银辉盈室，不觉金凤报晓。
31年后，先生已安眠在地下。我也双鬓染霜，槐下忆旧，不觉秋况袭胸。
唉，我与师弟约定，明年清明一起到先生的坟头化纸、默念。
酹先人，慰自己。
2022.10.12于北京[1]
作者简介
王超逸，当代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江苏连云港市朱自清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姚雪垠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