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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惠北,遇念而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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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惠北,遇念而燃》中国当代作家王淑萍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惠北,遇念而燃

惠北乡,是我对老家那片地方固执的叫法。是的,惠北乡,一个字都不会错。尽管有很多人提醒过我,2004年合乡并镇后,惠北乡划归黄渠桥镇,以前的惠北乡已经不存在了。但每当有人问起我老家在哪里时,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惠北乡”。这不是执拗,更不是负气,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回答。在人生的前三十年,这个地名无数次在我的父母亲人、乡亲邻居、同学朋友的口中重复,从读书到工作,我曾经在无数表格的家庭住址一栏里填过这个地名,和这个地名连在一起的,是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我的名字。一张表格填满,就是一个家的轮廓,有村有乡,有爹有娘,有我一点一滴成长的过往。

我曾经像追溯我的家史一样,追溯过惠北乡的前世与今生。看它从民国三十年到1959年间,像是出嫁的女儿想娘亲,婆家娘家来回跑,与平罗县分分合合好几回。在划给惠农县的多年里,它先后被组建为惠北回族乡、五星公社,兜兜转转18年,重新回到平罗县的怀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几代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园——惠北。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它被称作惠北公社;政社分开后,它又被称为惠北乡。我叫过它惠北公社,也叫过它惠北乡,无论哪一种称呼,都叫得响亮。我所有的简历证明中都少不了这样一行字:“1983年—1986年,惠北中学上初中”。

提起惠北中学,内心凄凄。1986年,15岁的我在惠北中学完成三年初中课程顺利考上高中。离开后的这些年,多少次提笔,多少次搁置,每次下笔想写它都觉得艰难,甚至有无力感——大概时光过得太快,积攒的细节太多,万千头绪,不知如何梳理。

我承认,我嫌弃过它的贫穷和落后。

我曾无数次想对学校门口那条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妥协。那条石子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算得上是一条大路,足够两辆车并排而行。可在那条路上奔波了三年,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步行,能让我相对安心行走的,只有马路两边被无数行人踩出的不过十几公分宽的羊肠小道。几米宽的马路被凹凸不平的石子占据,四个轮子的大车小车行驶其间,雨天泥水四溅,晴天尘土飞扬。每日里小心翼翼奔波在羊肠小道上,稍有偏离,就有被突出的石子绊倒的危险,我的左手手臂上至今留有一次雨天连人带车摔倒后被石子划伤留下的疤痕。

也曾无数次想对下雨天一步三滑的乡间土路妥协。从我家到惠北中学,至少有十公里路,春有绿意夏有花,秋有果实冬有雪,一年四季,这里保持着中国西北乡村最朴实和动人的模样。但一场雨,只需要一场雨,所有的美好都溃不成军,除非足不出户。无论是如丝春雨,磅礴夏雨还是绵绵秋雨,打开老屋斑驳的木门,一脚伸出去,除了泥泞就是泥泞。一步一个脚印,还未走出院门,鞋底的泥巴就足以糊墙。一步一滑,穿过打麦场,穿过老磨坊,穿过毛渠,穿过清真寺,穿过土地庙,每走一段路,都需要停下来,将鞋底上的泥巴清理一遍,再一步一滑,继续往前走,直到走进校园,身心才会有些许的轻松。

也曾无数次想对没有午饭可吃的饥饿妥协。那时的农村中学不放午学,早上八点多到校,下午四点多放学。田地里不太忙的时候,母亲会守着一口饼锅,一次烙好多饼子。早上上学的时候书包里装进半个饼子,会心安一整天,那时几乎每个同学的书和作业本上都有被铁皮的铅笔盒磨出的黑灰色印迹以及馍与书亲密接触后形成的大小形状不一的油渍。但遇上庄稼起腻虫、黄唐缠豆秧等急活,母亲顾得了庄稼顾不上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饿着肚子听天书。多少次饥肠辘辘走在放学路上,怨了母亲怨父亲,怨了父亲怨自己。怨母亲生在这样的穷地方又嫁在这样的穷地方,怨父亲没眼光,天下那么大,怎么会偏偏选择在这种穷乡僻壤落户安家?怨自己命苦,生在这样一个永远看不到未来的穷乡村……少年的心思忽远忽近,哭过了,笑过了,抬头看看天,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继续苦读、苦熬。

多年后和儿子谈起我的初中时光,说到有时放学饿得连自行车都骑不动时,儿子说,妈,你也太笨了,就不会在外面先买个饼子垫垫胃。我说那时没有饼子店,有钱也没地方买,何况根本就没有钱,少年的眼里是半信半疑。

那时候常常感到饥饿,似乎永远吃不饱。后来慢慢知道,肚子吃饱还有饥饿感,那是因为筋骨里欠着书没读够。整个初中时光,我从四处找来各种的课外书,上课看,下课看,不止一次在课堂被老师抓住。一次上课偷看小说被语文老师发现,老师没有罚站也没有没收课外书,而是说了让我受益终身的一番话。他说,娃娃,爱看书是好事,但要想以后有更多的书看,现在就要好好听课,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你会有看不完的书。

为了以后有更多的书可以看,也为了早日能逃离乡村,我和所有的乡村孩子一样,忍受着冬天被冻得又痛又痒的手脚,忍受着春天被吹得皴裂的皮肤,忍受着狂风中满脸的沙尘,忍受着暴雨中半裤腿的泥巴,甚至忍受着对一根冰棍、一瓶汽水的无限渴望……一边学习,一边逃离,一边努力淘洗着长在皮肤、头发、眼神、服饰上“农村娃”的胎记,那是所有逃离者的原罪,是逃离者的魂,逃离者的痛,是逃离者一生卑微的根,也是逃离者一生奋斗的源。

三年苦熬,一朝逃离。1986年,偌大的惠北中学,几百考生,考上高中的只有12个人,我幸运地成为十二分之一。逃离的那天,我从老师手里接过高中录取通知书,连句感谢老师的话都忘了说,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时的我早已读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对从来没有经历过分别又那么渴望离开的少年,如何恨别?又如何惊心?少年的心还没有学会伪装,迫切离开的心情赤裸在破旧的校门前,无法掩饰。

这一离开就是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特意回来看过它,从来没有。

以至于三十多年后,当我被越来越深的思念拽着回到它的大门前,看着陌生的“平罗县惠北小学”“平罗县黄渠桥中心学校”的标牌,看着熟悉的校园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时,内心的失落与难过像是负气出走多年的孩子,鼓足勇气回到家却找不到爹妈和兄弟姐妹,泪眼迷蒙。

几千年前,孔子面对奔流的泗水,有感而发,写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千年后,在五排水沟边听着水声哗哗,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三十多年,少年追逐白云的明媚心思,变成了中年拨云见日的黯然神伤。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大事小事,落在这里的阳光阴雨都成了藏在体内的旧伤,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季节的更替中,时不时地隐隐作痛。

那时,没有大堆的课外资料,没有晚自习,不开家长会,不排名次,天大地大,只要不迟到早退,不打架斗殴,似乎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有志者奋发图强,努力考中专考高中,想着有朝一日跳出农门,吃一碗公家饭;无志者无所谓,家里尚有良田几亩,父母正愁没有劳动力。不追名不图利,一群少男少女凑在一起议武侠、论诗歌、谈理想,享受着人生难得的欢喜。

那时,整个乡土中国都是粗粝而落后的,满眼都是低矮的砖瓦房,家家都是木门木窗破院子。相比之下,有石子路,有供销社,有公社驻地,有卫生所,有红砖瓦房的惠北中学在方圆十几公里内算得上是地标建筑。如果没有上学路上来回奔波的艰辛,这里还是有许多的美好值得留恋——在沙枣花飘香的校园里,在裂缝的课桌上划上红蓝的三八线,边上课边看蜜蜂在教室里飞来舞去,时不时地,就听见有人大声问,谁偷了我的馍馍……我深信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校园记忆。 那时,十几岁的少年们各自藏着心中的小秘密,趴在教室的窗口向外张望,渴望着芝麻开门,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多年后,站在五排水沟桥头,我的记忆虽已不复完整,零落各处,却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中午,家住五星村的同桌秀红说她家昨天买了牛肉,而她父母到黄渠桥赶集卖布料去了,中午回不来。她一脸兴奋地对我说:“走,去我家,咱俩炒牛肉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少有十几岁的少年能抵挡住父母偶尔不在家的时光,那种即使短暂却完全可以放飞自我的满足与快意,如彩虹高挂,足可以点燃每一根神经。何况,还有牛肉。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想都不敢轻易去想的美味,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顿。

几乎没有多想,我们就冲出校园奔去了她家。两个少年洗菜、炒菜、和面,笨拙而兴奋。不多时,牛肉土豆丝拌面就端到了手中,她坐门槛,我坐炕沿,一顿狼吞虎咽。饭后,她洗锅碗,从缸里舀了水反手往锅里倒,我下意识地急忙阻止:“不能反手倒水。”她笑着问为啥?我说,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我妈说回民不能反手倒水。那时,确实不知道为啥,只记得因为反手倒水不止一次挨过我妈的骂。多年后才从书本里得知,回族认为水是洁净之本,日常生活中对水的使用有着许多禁忌,禁止反手倒水、舀水就是诸多禁忌之一。

提到妈,提到回民,心头突然就升起了一团乌云,急忙问她,我们刚才吃的牛肉是从哪里买的?她说队里有户人家的牛死了,肉是他爹从那户人家买回来的。我一下慌了神,浑身冒着冷汗,这下可是坏口了,吃自死动物的肉,那可是回族饮食的大忌。无奈肉已吃进了肚里,吐又吐不出来,懊悔、害怕,却不敢对任何人说。多少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忘了,唯有这件事刻在了心上,成为一道无法与人诉说的隐痛,时不时地就会想起,一想起来就赶快忏悔,以期得到些许的安慰。

岁月匆匆,一晃三十多年,忏悔归忏悔,可每当想起那个夏天,那顿午饭,那两个单纯的少年以及少年间纯洁的情感,依然充满了感激与怀念,在那样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那份有肉同享的深厚友情怎能不让人铭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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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淑萍,回族。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