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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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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中国当代作家吴骧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

1969年严冬的一天,天气阴沉,冷风嗖嗖,空气干裂,大地的一切都处在高冷状态,失去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吃过早饭,妈妈领着我上街买菜。我们穿过一条小巷,转过一个直角,刚刚步入炎刘主街的一角,只见一大队人流如潮水决堤般迅速向我们迎面直压过来。妈妈眼疾手快,牵着我的手赶紧后退回来,躲进了熟识的一家。我们从门后抬眼望去,看见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个头戴黄军帽、身着黄军装、臂套红袖章、胸别毛主席像的小青年,手中左右乱舞红白相间的专政棍,大声喊叫,冲锋开道。紧接着走过来几个头戴足有一米高白尖帽的人。再顺着妈妈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其中第四位的最高白尖帽正是我的父亲。

要论父亲的知识学问,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我父亲吴道同,于1923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农民家庭,我祖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标本式的中国农民。靠着祖父祖母勤劳吃苦、节俭持家,到了我父亲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家里慢慢有了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生活。我父亲的外公是一位老中医,具有很浓厚的文化积淀,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因此,我祖父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要让儿女上学读书。父亲从小就常居住在他的外公家,因此,接受了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后来,祖父、祖母省吃俭用,咬紧牙关将我父亲送进私塾。父亲聪明好学,一路成绩优秀,考进十一临中,升入颍州师范(阜阳师范学院前身)。父亲在《六十抒怀》一文记述道:“我早年在外就读,家贫无力缴纳学膳费。母亲为了供给学费,常于冬夜纺绩,一灯如豆,寒气侵肤。午夜时分,犹闻纺车辘辘之声。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在颍州师范读书时,一年春天开学之际,祖父把抠牙缝积攒下来的20块银元交给我父亲,我父亲带着祖父祖母家人沉甸甸的嘱托踏上了求学之路,一路舟船步行相继向颍州进发。一天晚上,父亲和另外两个陌生人住进了一家旅店的同一房间。我父亲本来就发现那两个人猴眉鼠眼、贼头贼脑,有所警惕,把装钱的包裹放在头下当枕。由于旅途劳顿,父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发现枕下空荡荡的,包裹不见了,两个陌生人不见了,父亲一瞬间气愤、悔恨万分,仿佛在茫茫的大海上,忽然海啸袭来,铺天盖地;亦如置身无垠旷野,突然天坍地陷。不要说一年的学膳费了,就是眼前距离学校一百多里的路程,该怎么办?父亲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徒步赶到颍州。后来,七拼八凑才算交上了学费。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常常忍饥挨饿,一边拼命读书一边当家庭教师。到了寒暑假、过年过节,别的同学都回家与家人团聚,父亲却有家不能回无法回,白天做家教,晚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呆着。就这样半工半读,最终总算还清了债务,完成了学业。

我父亲早年虽然接受的是解放前中国的旧式教育,但是他却思想进步,性格活跃,多才多艺,充满热情,勤勉工作。父亲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基很深厚,长于书法、写诗作文,还擅长演奏二胡、竹笛,同时喜欢运动和交友。颍州师范毕业之后,父亲当了几年家庭教师。20世纪40年代中叶,杨刚、赵凯在寿县三义、瓦埠一带闹革命、打游击,我父亲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介绍,秘密加入了杨刚、赵凯的革命队伍,成为了杨刚的文字秘书,东征西走,出生入死。一年之后,祖父得知情况,担心父亲的生命安危,强行把我父亲拉回了家。

解放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参加了工作,担任下塘中学(当时的寿县二中)语文老师,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学科领军人物。父亲说:他第一次承担全县范围的公开课,在一个偌大的礼堂,面对着二三百位听课老师,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后来,他就更加深入钻研教学,经过多次锻炼,再上示范课就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两年之后,父亲担任了下塘中学教导主任,不仅潜心钻研语文教学,而且深入研究各个学科教学以及教学管理的学问。1958年,寿县着手兴建寿县炎刘中学,父亲回到了家乡。作为炎刘中学的开校元勋、首任教导主任,父亲和他的同事亲自参与组织了炎刘中学兴建的全过程工作,在原来坟墓遍野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创建起一所屋舍俨然、人头攒动的崭新学堂。1972年,县里决定兴建寿县三义中学,我父亲又调往三义中学工作,成为寿县三义中学的开创者,直到1975年又重新回到炎刘中学。1976年10月,十年浩劫彻底结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广大知识分子仿佛被久禁在笼中的飞鸟重返森林,身处涸辙的鲋鱼重返深潭,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释然、生机、活力与干劲。我父亲欣然命笔,表达自己无法按捺的激动心情:“一元复始岁更新,放眼神州百废兴。李白桃红开烂漫,河清海晏庆升平。空前绝后十年劫,继往开来万里行。金鼓雷鸣催战马,不应踌躇辱斯文。”

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读炎刘中学。炎刘中学作为农村中学,师资力量极其薄弱,高中一些学科教师更为奇缺。我父亲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但是,十年浩劫的损失需要及时弥补,为国家培养人才刻不容缓。于是,父亲不顾负担繁重、年老体弱,主动放弃了他驾轻就熟的高中语文教学,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师资奇缺的我们高中两班的政治教学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为了上好每堂课,父亲都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由于过度劳累,加之长期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父亲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颈椎病,常常昏厥。1978年两个月的暑假,父亲在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整整住了一个半月的院,开学以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父亲常常只能坐在那里为我们上课,说话艰难,声音低沉。他身材又高,面容清癯,身体消瘦,让人看上去很担心,我更不忍心看他。冠心病往往在深夜最容易发作,有好几次晚上,父亲突然晕厥,被急速送往医院抢救,但是,他只要清醒以后,就立即返回课堂。当时的政治高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三门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除去教材以外,没有任何资料,时事政治更是一无所有。父亲既负责全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又要备课、上课、编写复习资料。白天没有时间,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抱着病痛,根据平时收听广播、阅读报纸杂志积累的资料,为我们编写了荦荦大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复习讲义、时事政治一百题。由于父亲和我们几位老师的辛勤耕耘,1979年我们班61位同学考取了11人,在炎刘中学校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轰动了寿县,成为当年炎刘乃至寿县街头巷尾的第一美谈,也为父亲从教三十五年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对于我们的学业采用积极引导、鼓励又顺从自然的方法,从不强求,不苛刻,因为他懂得最好最成功的教育应当顺应和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禀赋、兴趣和爱好,就如同向日葵必须朝向太阳才能茁壮成长,江河湖泊必须从高向低流淌才能畅通,雄鹰只有翱翔蓝天才能顺遂青云之志。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到了放假闲暇的时候,就会教我们儿歌,讲一些故事,像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农夫与蛇、祥林嫂的故事,最早都是父亲讲给我们听的。为了教我们认字,父亲就自编一些谜语让我们猜,比如:猜“一座小楼房,古今中外胸中藏;扭它小耳朵,又有说来又有唱”,让我们认识了“收音机”三个字。猜“外穿绫罗缎,浑身软绵绵;冬天人人爱,夏日搁一边”,让我们记住了“棉被”两个字。这种寓教于乐的方法,让我们学起来有滋有味、意兴盎然。到了小学二三年级,我们有了习字课,父亲就教我们描红,写大字。父亲告诉我们:“写字犹如做人,尤其是中国字,横平竖直、端端正正。因此,写字时,一定要端正坐姿,做到两脚放平不翘起,腹背直起两肩平,头部端正不偏向,挺胸不抵桌子边,同时注意呼吸均匀,气运丹田,也就是读书人所谓的练气养气。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得端正,气韵生动。”文革最狂热最混乱时期,我们正处在青春期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渴望读书。父亲就利用管理学校图书之便,冒着危险,隔三差五地从学校图书室揣回一二本名著让我们阅读,像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国现当代十七年文学三红一青一创,都是这时候在父亲指导下阅读的。

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读书,父亲从来没有过问过我们的考试分数,更没有因为我们考试的失误遭遇批评。父亲在教我们政治课的时候,课堂上也会提问到我,我有时答非所问,甚至无言以对。每当这样,我就会特别羞愧紧张恐惧,担心挨批,但是,每一次都是杞人忧天,最终都平安无事。我们的学习始终处在一种轻松自然或自我加压的状态之下,丝毫没有来自父母的压迫感。由于深受父亲的耳濡目染,1979年,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填报了师范学校,父亲也完全尊重我的意愿。毕业以后,我子承父业,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983年,弟弟参加高考,因为发挥失常落榜了。弟弟思想很苦闷,情绪很低落,父亲没有任何埋怨,而是鼓励我弟弟振作精神,复习再考。1984年,弟弟终于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安徽农业大学。在弟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父亲喜不胜喜,当即赋诗一首:“映日芙蕖出水鲜,鹊声传喜到庭前。乘风冀遂他年志,险𪩘须从此日攀。赤县域中频报捷,黄金台上正求贤。莫教事业随流水,应逐群芳共斗妍。”父亲不仅以此诗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同时也是用来勉励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追求,永不止步。

父亲特别注重对我们人格的培养塑造,尤其是用他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和感染我们。文革时期,到处充满打砸抢。当时,我们村与学校只是一沟之隔,人们的物质生活都非常贫穷,因此,一年的夏日,每到中午或晚上,我们村的一些人往往乘学校不备,偷偷翻过围沟,把学校的木材、桌椅板凳,甚至是修葺房屋的茅草,顺水飘过围沟,窃为己有。1979年年底,父亲光荣退休了。我和弟弟在帮助他搬运物品时,学校总务主任让我们把父亲寝室的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棕床搬回家。我和弟弟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把这些东西搬回了家,结果挨了父亲一顿猛批,最后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回学校,物归原主。

父亲担任学校领导一辈子,始终兢兢业业工作,两袖清风。退休以后,他仍然时时刻刻心系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绝不允许儿女因为家庭利事影响工作。1991年6月,父亲不幸患上了胰腺癌,住进了安医大附院。当时我已经调到寿县二中工作,带高三两班语文课。父亲怕影响我的工作,耽误一百多个孩子一辈子的前程,不让家人告诉我。等到七月二日,毕业班课程全部结束,父亲即将手术,才通知我。暴雨倾盆,滚滚滔滔洪水漫过寿县城门,四门紧闭,寿县城处在一片汪洋之中,交通中断。等到我坐着小木船飘过白茫茫的几十里水路,最终赶到合肥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经切片化验诊断父亲胰腺癌已到晚期。1992年春天来得格外晚,接连十几天阴雨连绵,料峭春寒袭人。过完春节,我回城上班,二月初一又请假回家探望父亲。父亲当时已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见我回来,非常生气:”谁让你回来的,耽误工作,耽误学生的课程!”父亲睡在床上,形容憔悴,瘦削不堪,说话已经非常吃力,浑身痛疼难忍,每天要用几瓶杜冷丁止痛,不能吃饭,勉强吃一点就会出现严重的腹泻。父亲命令我第二天必须回去上班。我临行前,父亲让我记下了这样的文字:“余自九一年发病至今已一年有奇。患病期间,承蒙上级党组织及寿县炎刘中学领导师生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终奈身患绝症,无力回天。在弥留之际,,每念及此,心潮激荡不已。因自挽一联,以表达对伟大党的敬爱之情及对炎刘中学领导师生爱护之意。死后应瞑目,看世界横流沧海,神州屹立中流柱;生前含笑靥,望炎中争华桃李,良师精雕栋梁材。”第二天,我含泪回到了学校上班。谁知,这竟成了我与父亲的永诀。二月初三,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天,冰冷的凄风苦雨中又夹杂着片片洁白的雪花,弥漫在天地之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父亲一生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儒雅、质朴、方正的气质以及忧乐天下的家国情怀,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境况的变化,父亲与时俱进,不断改变自我、超越自我、回归本真,顽强、积极、乐观、充满热情地面对生活。父亲退休以后,身体慢慢好了许多,开始两年,家庭生活很平静,父亲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古籍研究和诗文写作整理之上。父亲一生酷爱屈原和陶渊明。朝坛已无栖息地,人间犹有寄愁天。伏清死直荃难察,唱绝离骚亦枉然!”父亲从1980年开始,耗费十多年心血写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煌煌巨作——《楚辞集注》。

父亲欣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骨气和归园躬耕、悠然自得的真名士风范,因此,他把自己的散文集、诗歌集分别命名为《归农录》《守拙集》。1978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家分到了七八亩土地。父亲退休以后,面对家里劳动力缺乏的困顿局面,头戴草帽,脚穿布鞋,亦或披蓑戴笠,手提箕畚、锄头、铁锹之类,顶着烈日,踏着严寒,整天不停地忙碌在田间地头。父亲在他的散文《归农》一文这样记述当时的劳动生活情景:“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因病退休。自一九四四年春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坐困青毡,自甘守拙。今日虽僻处乡隅,绳床瓦灶,短屋茅檐;而柳绿桃红,春华秋实,赏心悦目,亦堪以自适耳!每当风和日暖,或拾粪于道边,或耘草于南亩;或向老农问稼,或与村童嬉戏,绝无市侩之虚浮,得享淳真之乐趣,此亦人生之大快也。”父亲幼年时读书,青壮年时教书,从来没有与农活接触过。到了老年,勇敢的放下架子,切切实实学起了陶靖节,躬耕田亩,以劳动为乐,以田园生活为乐,把自己的生命和血脉完完全全融注到田园,融注到农民中间,融注到黄土地深处,原原本本回归到生命的最本真状态。因为他懂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自农村,土地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这片黄土地。父亲与陶靖节的不同之处是在劳动之余,他仍然心系国家和人民。1981年春夏之交,父亲看到家乡有人投机钻营,采用不正当手段农转非,鱼目混珠,从而激起六十多名代表赴寿县上访,他十分气愤:“不事逢迎守寂寞,栖身林下且高歌。野蔬味美和根煮,细柳烟浓带叶烧。南亩秧针青欲滴,西畴棉垄绿于波。田家苦乐凭谁语,竞相高枝筑羽巢。”1982年秋天,父亲听到寿县农业技术专家通过有限广播向全县广大农民传授秋季小麦播种技术的报告,他感觉农业技术专家对科学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由于缺乏实地考察,纸上谈兵,效果甚微,他内心忧虑:“树大枝繁阴覆阴,双翼微鼓起青苹。高吟徒使行云遏,无奈劳人不喜听。”1985年9月,父亲应邀出席寿县庆祝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代表大会,他热切地感受到祖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明艳春天已经到来,欣喜若狂,挥毫写道:“坐老青毡卅六年,旧踪陈迹等云烟。千枝竞秀东风里,百卉争荣化雨间。万里腾飞鹏振翅,九州团结海安澜。而今不作黄昏叹,桑榆为霞尚满天。”

1981年隆冬时节,我母亲因为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母亲勤劳节俭忙碌辛苦一生,父亲母亲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和衷共济一生。母亲突然过早离世,使得我们全家人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家庭生活陷入艰难之中。父亲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他对我母亲深深的离别之痛、追忆之苦:“三年死别苦,昨夜梦中人。万种深情情缱绻,凄凉无语只低颦。卅载生涯儿女累,操持井臼苦经营。一朝成永诀,空怀病羸身。”母亲生前,家里一切事务都由母亲操持承揽,父亲一生忙于工作,又常常在外,对于家庭事务无暇过问,对于家务活也一窍不通。当时,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我刚刚出来工作,弟弟尚在读书,哥哥从小因为患脑膜炎被误诊,造成下肢瘫痪。因此,除去担水、买米、磨面等重体力活以外,其余家务劳动尤其是护理哥哥的重任都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一下子担当起了父亲母亲的双重责任。父亲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煮饭。当时家里用煤炉子做饭。第一、生炉火难。好不容易把炉子生着火,父亲已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第二、炉子上煮饭更难,加之父亲从来就没做过,因此,不是水多了,烧成了稀饭,就是水少了,烧成了夹生饭。还常常把饭烧成了焦糊状,难以下咽。父亲面对的第二道难关就是家里来客。平时,饭菜烧得好坏都是自己家人吃,仍耐着点、将就着点就过去了。如果来了客人,饭菜不仅要做得好,还要做得多。父亲开始的拿手好菜最多不过“萝卜烧肉”、“白菜烧豆腐”。 父亲面对的第三道难关就是照料好我哥哥的衣食起居以及谋划好我哥哥今后的生计问题,这是困扰父亲晚年内心最大的伤痛。面对这些困难,父亲没有退缩,而是耐心细致地慢慢学起来,勤勤恳恳地切实做起来。后来,父亲对于家庭常见饭菜都能拿捏得很好,色形味俱佳,香喷可口。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包饺子、做圆子,学会了套被子、缝补衣服……

父亲有模有样地操持起了家务活,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了家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为哥哥一生做长远计议。父亲开导我哥哥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学会顽强乐观地面对命运的磨难,把握住命运的喉咙,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位置,努力做到身残志不残。父亲首先教哥哥学会了洗衣、做饭这类家务活,能够自行打理好自己的衣食起居。然后,教哥哥识字计算。我哥哥八岁就患病残疾了,仅仅上了三个多月的学,父母亲带着他东奔西走到处寻医问诊,不仅病没有治好,而且学业也被耽误了。因此,父亲只好手把手从“山、水、草、木”、“2×3﹦6”开始教起,无论是七月流火的盛夏,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慢慢使得我哥哥从目不识之无变得能读懂简易明白书文、能记录收入支出流水账目。父亲还带领全家人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钱给我哥哥购买了补鞋机、手摇三轮车,让我哥哥拜师学艺,学会了补鞋和修理。哥哥凭借手摇三轮车,在街头摆起了补鞋和修理摊点,每天能挣到微薄的经济收入,享受到了自食其力这种生活的充实、快乐、幸福和尊严。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四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时刻想念着父亲。我每每拿起笔想为父亲写一些文字,总是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父亲执教三十多年,辛劳一生,清贫一生,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却给予我们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父亲,您作为家乡乃至寿县现代教育事业的开创者,教会了我们在事业上应当淡泊名利,业精于勤,甘当春蚕、蜡烛,奉献自己,点亮别人;您作为养育我们教诲我们的长辈,向我们昭示了“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傲气不可无傲骨,有人师还须有事师”的家风家训,为我们树立了善良、谦和、忍耐、乐观、有信仰、充满爱、勤勉躬行、言传身教的人格标杆。您的儿女子孙今生今世对这些受用无穷,弥足珍视,定将她们一代代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敬爱的父亲,您知道吗,您生前在家中庭院亲手种下的两棵椿树,现在都已经长成枝繁叶茂、浓荫匝地的参天大椿了。 [1]

作者简介

吴骧,安徽省寿县二中语文教师,寿县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