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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医学家。

　　戴思恭，字原礼，出生于元泰定年间，浦江马剑九灵山（现属诸暨）一个世医门庭，从小受父亲戴士尧的启蒙家教，读书即晓大义。据《浦江光绪县志稿》载：原礼早年因为母病被庸医误，乃从义乌丹溪朱震亨学习理学及医术。戴原礼生性聪明，勤学肯钻，深得被誉为神医的朱丹溪的心传，成为朱丹溪的高足。后，戴原礼潜心研究古代医学理论，诸家奥旨，悉洞其妙，而颇善于创造和运用。医术逐至炉火纯青境界，奇病怪症，莫不应手奏效，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戴思恭救死扶伤，不逐名利，医德崇高，颇受人们敬仰，深受明太祖宠信，遇雨免原礼朝，就是一个证例。
　　又如《浦江光绪县志稿》所载：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得重症，因太医诊治无效，即把医官尽行投于监狱，独召原礼到床边慰抚道：“你是仁义之人，没有你的事，不要怕。”
　　朱元璋信原礼的为人，也信原礼的医术。洪武十九年，晋恭王病，亦请原礼治后得愈。可是不久旧病复发，竟不治而死。明太祖大怒，以为是侍臣照应不周，逮治王国诸臣。原礼得知后对朱元璋奏道：“臣奉命疗王，王喝了臣的数剂药即见治效。臣曾对王讲：王病已毒在膏育，不久复发，将不可治，如今果然不出所料。”太祖听了戴原礼的话，这才放了晋王诸臣。
　　后太祖因病驾崩，建王帝朱允火又接位，怨侍臣不力，降罪皆杀。而对戴原礼呢，不仅不责，反被拜为太医院最高长官之职—院使。建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太祖朱元璋对戴御医的信任和保护的结果。请看，朱元璋的儿子辽简王、肃壮王、庆靖王奔丧至京，听建文帝传太祖对戴原礼的临终嘱咐后，个个哭着到戴原礼的寓所问劳。辽简王还当即亲笔书题“仁义”两字大轴，以表彰戴原礼的高尚医德。肃壮王和庆靖王也各写一篇赞咏赐戴原礼。
　　永乐皇帝朱棣推翻建文帝朱允火文后，对建文帝旧臣赶尽杀绝。而唯独对戴原礼还是待之如宾，不计前嫌，超拜他再出任为太医院使。这并不因为戴原礼曾为他治好过病为主要原因，而是戴原礼为人仁义、德高望重，医术高超，才使永乐帝这样看重他的。
　　是年，原礼年已八十有一高龄，以年老不任事，屡请告老方准，永乐帝犹依依不舍。戴原礼辞别后，永乐帝传谕说：“肤复召汝，汝其来也”，又派人护送戴原礼出京。永乐帝何等信任他，不言而喻。
　　戴原礼致仕后，不久老死于家，永乐帝闻之哀痛不已，亲撰祭又，派人到他家举行了祭礼。这也为一般大臣所难享受到的荣耀。

医学轶事

　　戴原礼体察疾病，辨证施治，打破常规，敢于出奇制胜，不仅在民间有神奇的传说，在皇宫里也青动人的事迹。
　　浦江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明太祖时，皇后马氏生骑马痈，朱元璋请戴原礼去给她医治。古时对财主小姐切脉都有许多忌讳，何况一国之后，更是生在下身的骑马痈呢？但戴原礼独出心裁，巧妙地使用特制椅子，撒药粉求印影的办法，来诊断骑马痈的病情，然后削一把蔑刀，戴于起消炎止痛的药粉之下，再次请皇后用力坐于药粉上，一举获得成功，既避过不便，又使皇后无术前紧张，也无术后痛苦，一切进行得自然轻松，令人赞叹不已。
　　戴原礼的高超医术，在古书上不乏记俄亡明朝嘉靖年间，刑部尚书郑晓所撰的《今言》便有云：洪武十九年，燕王朱棣患痕病，命韩公憋治，久不愈。于是请原礼。原礼到燕王病榻前问明日前所用何药后讲：“是也”，又问燕王嗜何物，燕王答：“生芹”，原礼讲：“得之矣”，于是对症下药，只一剂，燕王即当夜肚泻，视之皆细蝗也。
　　《今言》还载：尚书严震病重，太祖朱元璋又令原礼为他好好治之，并传谕说医死不究偿命。结果，一剂而愈，震惊朝野，轰动一时。
　　又：有妃嗜烧酒，常感腹部剧疼。戴原礼为她治好后，说：“十年必复发，发不可治。”后十年果然病腹痛死。

医学著述

　　戴原礼一生医好了无数病人，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遗产。他著有《订正丹溪金匾钩元》三卷、《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要诀类方》四卷、《推求师意》两卷等，为中华医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就难怪明代大学士、礼部尚书朱国侦称他为“国朝之圣医了”。这就难怪后人誉他为“明代医学之冠”了。

学术特色

　　论火邪，弘扬师说
　　戴氏从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观点出发，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强调了火邪致病的危害性。指出“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暴”。因火邪能“燔灼焚焰”。并且深刻地论述了人身之火除君、相二火之外，无脏不有。且五志过极，七情之变均能化火，如“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为君炎，自焚则死”。并认为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诸痛痒疮属于心火之用，诸气贲郁，属于肺火之升，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进而指出《素问•病机十九条》中直指火邪为患的就有五条。并根据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关于大多数疾病其病机、病变均为火热的理论，把《病机十九条》原文中六气引起的证侯由二十一种扩大到八十一种，就其中五十六种是由火热引起的证侯进行罗列论述，从而说明其火邪致病既多且暴的观点。
　　论郁证，锦上添花
　　戴思恭在朱氏之学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临床经验，作了更加完备的发挥，使临床对郁证的论治上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指出“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即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他把繁复多变的郁证，用如此简捷明快的语言，把郁证的主症、主脉勾勒得一清二楚，可见戴氏功底深厚，无怪乎《明史》谓其“学纯粹而识深远”。
　　对于郁证的治疗，戴氏认为六郁致病多在中焦，因中焦为脾胃所居，脾主升，胃主降，故中焦为人身升降之枢机，若出入废，升降息，则神机化灭。故凡治郁证，当重中焦，用药大法宜升降兼施。他提出以苍术、川芎为主药。因苍术是阳明药，气味雄壮辛烈，强胃健脾，开发水谷之气而化湿浊，其功最著；川芎乃手足厥阴药，能直达三焦，使生发之气上至巅顶，下抵血海，燮理阴阳，调和气血，不独开发中焦，并能使胃气行于三阳，脾气行于三阴。故“越鞠丸”又名“芎术丸”。大凡后世论郁者，多宗丹溪、思恭之说。
　　论气火，医门绝唱
　　戴思恭认为“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当气处于正常状态下运行不息之时即谓之气。当其逆乱变常之际则谓之火。犹如冰之与水，寒则成冰，化则为水，其名虽异，其本则一。他提出“气属阳，动作火”的论点，是他对气的生理、病理方面的重要阐发。
　　气是中焦水谷所化生，由上焦肺所主司，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一旦七情交攻，互志举发，则乖戾失常，清者变化而为浊，行者抑郁而反止，表失卫护而失和，里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治节，妄动不已，气即为火矣。因此，戴氏在治疗气病时提出“气作火论，治与病情相得”，认为气病不可一概用辛香燥热之品，因辛香燥热之品只能劫滞气，借此暂开一面，舒快于一时，若方中不设制遏佐使之品，服之反增郁火，蒸熏气液，以火济火，则更伤阴血。
　　论阴血，别有心得
　　戴氏根据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深刻地阐述了“阳道常饶，阴道常乏”的机理。他认为人身阴血生成之难而衰亏之易也。若阴血生化旺盛，则诸经得之以长养，百骸得之以润泽。若阴血亏耗，则百脉由此而空虚，脏腑因此而虚衰。阴血空虚之处，便为阳邪肆虐之地，此即诸病变生之由也。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必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故阴一亏，则血“妄行于上则吐，衰涸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膀胱癃闭，溺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蓄之在上，则人喜忘，蓄之在下，则人喜狂。”
　　戴氏把阴血不足而引起的变证描述得十分详细，并指出治血必用血属之药。选方用药，首推“四物汤”，他认为四物汤中川芎为血中之气药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滞于气，地黄为血中血药，通肾经，性味甘寒，能生真阴之虚。当归为治血主药，通肾经，性味辛温，能养血活血而各归其经。芍药为阴分之药，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气腹痛。临证时根据不同病情，可在此基础上加减化裁，则可任无穷之应变。
　　论痰证，杏林独秀
　　戴思恭继承了丹溪的学术思想，对痰证的病理变化及治疗原则作了精要的论述。他说“饮凡有六，悬、溢、支、痰、伏、留，痰饮特六饮之一耳。人病此而只曰痰饮者，盖停既久未有不为痰，多因气道闭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一卓尔不群的理论，为丹溪“治痰先治气”之说作了最好的注释。
　　关于痰饮的生成，向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的说法，认为治痰以健脾为要着。而戴氏师徒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治痰先治气”的新颖理论，犹如一朵奇花异葩，独秀杏林，为治疗痰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后人又根据戴氏的气之“扰乱变常之谓火”的理论，提出了“治痰先顺气，顺气先清火”之说。这样，又进一步地把气、火、痰三者之间的病理变化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辨证论治前后一贯，更有理法可循。这无疑是戴氏师徒对临床治疗学方面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