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禹锡两首桃花诗隐藏的玄机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桃花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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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刘禹锡两首桃花诗隐藏的玄机中唐时期的这一代人都是多才多艺的。韩愈、柳宗元都既是散文大家、杰出的诗人，又是思想家、教育家。刘禹锡也是如此，不过，他与韩愈、柳宗元又有不同。刘禹锡虽然对思想的争论也很感兴趣，但就气质、能力说，他主要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其一生的兴趣也主要在政治方面。那么，刘禹锡为何两吟桃花诗？透过“桃花诗案”的吟诗结案过程，我们能看到诗人的哪些精神呢？[1]
一提起刘禹锡，许多人便会想到使其个性大放光彩的“桃花诗案”。透过“桃花诗案”的吟诗结案过程，诗人刚直不阿的品格、对达官显贵的蔑视及其为真理不屈的斗争精神跃然眼前。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毕生从政，曾经官至监察御史，后贬官为多处刺史。可以说，刘禹锡生不逢时，他生活在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局面。刘禹锡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颇感不满。于是曾参与了王叔父领导的改革运动，但是遭到失败，仕途进一步陷入坎坷，多次受贬。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却为他后来的文字打下了广博的基础，写出了《刘梦得文集》四十卷。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唐永贞元年，时并称“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的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活动遭到株连，初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江陵，再度被贬为郎州司马。经过十年漫长的远谪生涯之后，诗人终于在宪宗元和十年被朝廷“以恩召还”，回到京师长安。但是，漫长的远放生涯并未改变诗人的初衷。是年春天，他借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一事，写下了《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即《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在这首诗中，诗人借花讽喻，以明艳趋时之桃花隐喻充斥朝中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对抱残守缺的守旧派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因此，王湘在给《千家诗·七言·玄都观桃花》作注时指出：“玄都观桃花千树，指在朝之官。刘郎，自喻也。言满朝之人皆吾去后而升迁者。”诗的前两句正面写出长安近郊尘土飞扬、纷繁嘈杂的热闹场面，明写以桃花红艳趋时的盛况，暗里讥讽守旧势力的趋炎附势和结党营私。诗的后两句即由物及人，触景生情，把“桃花”的趋时盛况与自己的遭遇联系到一起，强烈地鸣出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不平之忿——“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轻蔑之情，跃然纸上。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较为含而不露的话，那么到了这里实在是锋芒毕露了。
由于此诗无情地讽刺了那班充斥朝中的趋炎附势、抱残守缺的地主阶级守旧派，同事隐隐地批评了朝政。所以一经唱出，立刻就牵动了那班守旧者敏感而虚弱的神经。一时间诋谤蜂起，刘禹锡又因“语涉讥刺”而再度遭到远放，被贬谪为连州刺史。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桃花诗案”，亦即刘禹锡玄都观一赋“桃花诗”。
继这次玄都观吟诗结案，刘禹锡被贬远放之后，刘禹锡又曾先后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等职。宝历二年冬，刘禹锡被从和州召回洛阳客居。在此之间，刘禹锡曾一度消沉，参禅信佛，思想上极为苦闷。
唐文宗太和元年，刘禹锡再次以主客朗中之职被朝廷召回长安。这时距“桃花诗案”发再贬连州又过了长长的十二年。次年三月，刘禹锡再游长安近郊之玄都观。这时，观中桃花已尽，“种桃之蹊，半是苍苔而菜花满径矣”；“种桃道士”——“比先年宰相已去”。诗人旧地重游，感慨无限，随即复又吟出七绝一首，即《再游玄都观》。在《刘禹锡集·再游玄都观·序文》中，他感慨之至地叙述道：“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为郎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文中的“再题二十八字”即指《再游玄都观》。在这首诗中，刘禹锡明挽桃花暗讽趋时小人政治上的迅速消亡。这就是其玄都观二赋“桃花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人联系政治上的变化，睹物生情，百感交集涌上心头：百亩之大的玄都观之中，现多半地方已长满了青苔。昔日那些明艳趋时的桃花现在都已死光了，唯有野草、野花遍地丛生，就连种桃之人也去向不明了，遗下的仅是一片荒凉萧条。诗人仍明写物暗以喻人事之变迁，感慨道：当年那些打击王叔文、贬斥“八司马”们的权臣们及党羽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前度刘郎”我不是又回来了吗！诗人坎坷多年而依然故我，豪气逼人、初衷未改。刘禹锡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倔强意志，并流露出几分得意的胜利欢悦。
刘禹锡自永贞元年因革新失败被贬郎州，到元和十年被召回；从玄都观赋诗感兴“桃花诗案”发二贬连州，又到太和二年再游玄都观复为“桃花”叹，其间竟长达二十四年之久，虽也曾一度消沉过。然而，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并未磨减刘禹锡坚持真理的锐气，没有改变他为宦之初衷。“前度刘郎今又来”时，其鲠直为人和不懈的斗争精神仍一如当年，丝毫没有减色。其铮铮气骨直让后来者为之啧啧称叹，缅怀不已。今人读其诗，仍能受到强烈的激励，并从中获得深刻的教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