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樂府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文心雕龍·樂府》是《文心雕龍》的第七篇。「樂府」本來是西漢封建政府中的一個機構，「府」是官府，「樂府」就是管理音樂的官府。後來漸漸有人把這機構里所保管的歌曲也稱為「樂府」，於是這兩字就從一個官府的名稱變成一種詩歌體裁的名稱了。這種體裁的範圍漸漸擴大，不僅包含漢代樂府機構里所創製和保管的作品，也包含後代作家學習這些作品而產生的新的詩歌。「樂府」和一般詩歌的區別本來在於它是配合音樂的，但後代所謂樂府詩卻也包含不少與音樂無關的作品。劉勰在本篇中所討論的，主要是合樂的詩歌，但也涉及少數不合樂的作品。
原文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及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
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典，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漢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雜盪，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資矣。
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雲亡。故知季札觀樂，不直聽聲而已。
若夫艷歌婉孌，怨詩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左延年閒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嘆《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
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韋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攡文，樹辭為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
《韶》響難追，鄭聲易啟。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譯文
所謂「樂府」，是用宮、商、角、徵（zhǐ止）、羽的音調，來引申發揮詩意，又用黃鐘、大呂等十二律來和五音配合。不但傳說天上常奏《萬舞》，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時候也曾有過八首樂歌。此外如黃帝時的《咸池》、帝嚳時的《五英》等等，現在都無從考究了。以後夏禹時塗山女唱「候人兮猗」，是南方樂歌的開始。有娀氏二女唱「燕燕往飛」，是北方樂歌的開始。夏代孔甲在東陽作《破斧》歌，是東方樂歌的開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樂歌的開始。歷代音律聲調的演變,是很複雜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謠，采詩官藉以搜集輿論，樂師則給這些歌辭制譜，使人們的情志、氣質通過各種樂器表達出來。因此，晉國的樂師師曠能從南方歌聲里看出楚國士氣的盛衰，吳國的公子季札也能從《詩經》的樂調里看出周王朝與各諸侯國的興亡，這確是很精妙的。音樂本來是用以表達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先代帝王對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亂和失當的音樂，教育貴族子弟時，一定要選擇有關政治功德的樂曲。因此，樂曲中所表達的情感，能感動天、地、人和春、秋四時；其教育作用可以遠達四面八方。
自從雅正的音樂漸漸衰落以後，淫邪的音樂便漸漸興起。秦始皇時燒了《樂經》，西漢初年想恢復古樂。由樂師制氏記下音節，叔孫通定下禮容和法度。漢高祖時作《武德舞》，漢文帝時作《四時舞》，雖說是學習古代的《韶樂》和《大夏》，卻也繼承了秦代的舊樂，所以，中正和平的樂調便難於再見了。到武帝重視禮樂，建立樂府這個機構，綜合北方的音節，採取南方的腔調，還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來配合樂律，朱買臣和司馬相如用《楚辭》的體裁來寫歌辭。像《安世房中歌·桂華》等樂章，文辭華麗而違反常規；《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語言雖美而不合法度。河間獻王劉德曾推薦古樂，但武帝很少採用，所以汲黯對武帝的《天馬歌》表示不滿。宣帝時所作的樂章，常常模仿《詩經》中的《鹿鳴》。到元帝、成帝時，漸漸推廣淫邪的音樂。因為雅正的音樂不能適應一般人的愛好，所以難於發展。後漢的郊廟祭祀，由東平王劉蒼寫了新的歌辭；辭句雖文雅，但音節上卻與古樂不同。到三國時魏的曹操、曹丕、曹睿，他們的氣質高朗，才華美妙，用古題樂府寫時事，音節也美妙而和平。但讀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覺得裡邊無論敘述宴飲或哀嘆出征，內容都不免過分放縱，句句離不開悲哀的情緒；雖然直接繼承漢代樂府詩，可是比之《韶樂》、《大夏》等古樂卻差的遠了。到了晉代，傅玄通曉音樂，寫了許多雅正的樂歌，來歌頌晉代的祖先；張華也寫了一些新的篇章，作為宮庭的《萬舞》。但杜夔所調整的音律，節奏舒緩而雅正；而晉初荀勖所改制的樂器，音節卻比較感傷而急促。所以阮咸曾批評他定的不協調，後來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銅尺，才知道荀勖改的不對。可見和諧的樂曲之所以能達到精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
由此可知，詩句是樂府的核心，聲律是樂府的形體。樂府的形體既然在於聲律，那麼樂師必須調整好樂器；樂府的核心既然在於詩句，那麼士大夫應該寫出好的歌辭來。《唐風》中說：「喜愛娛樂，不要過度。」季札稱之為有遠見。《鄭風》中說：「男男女女互相調笑。」季札認為這是亡國的預兆。由此可見季札聽《詩經》的演奏，並不僅僅是注意它的聲調。至於後來樂府詩中，寫纏綿的恩愛或者是決裂的怨恨；把這些不適當的作品製成譜，怎能產生良好的音樂呢？但是一般流行的，主要傾向於新奇的樂章。雅正的樂府詩是溫和嚴肅的，人們聽了都厭煩得打呵欠、瞪眼睛；對奇特的樂府詩就感到十分親切，人們聽了就喜歡得拍着大腿跳起來。所以詩句和聲調都走到邪路上去，從此越來越厲害了。樂府的辭句就是詩，詩句配上聲律就變成歌。聲律配合辭句時，如果辭句過於繁雜，便難於節制。所以曹植說，左延年善於增減原作，太多了便刪去一些。這說明歌辭應該注意精煉。試看漢高祖的《大風歌》，以及漢武帝的《李夫人歌》，辭句並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節。後來曹植、陸機等人，都寫過較好的詩，但並沒有令樂師制譜，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認為他們的詩不合聲律，其實這是沒有經過仔細考慮的挑剔。此外，還有傳說黃帝令岐伯制《鼓吹曲》，到漢代又出現《饒歌》和《輓歌》等等；雖然內容有軍事和喪事的區別，但都算是樂府的一種。還有繆襲的作品，也值得我們注意。從前劉向整理文章，把「詩」和「歌」分開；所以我現在另寫這篇《樂府》，以表示其間的區別。 總之，各種樂器產生種種動聽的音樂，而好的歌詞卻是其中的主幹。首先在鄉村里產生了歌謠，宮廷中譜製成種種樂章。卓越的古樂很難繼承，不正當的音樂卻容易開展。從這裡不僅看到了音樂的演變，更可看出禮法的盛衰。[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