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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诠赋

《文心雕龙·诠(quán全)赋》是《文心雕龙》的第八篇。在汉魏六朝时期,“赋”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刘勰把《诠赋》列为文体论的第四篇来论述。

目录

原文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𫇭之赋《狐裘》,结言扌豆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

  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译文

在《诗经》的“六义”中,第二项就是“赋”。所谓“赋”,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写情志。从前周代召公说过:“各级官吏们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眼睛有毛病的人诵诗。”《毛传》说:“登到高处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由此可见,《诗序》把赋和比、兴同列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而其他书籍则把它和诗分开成为不同的类型。不过总起来看,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刘向说:“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班固说:“赋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有些赋描绘京城和宫殿,叙述苑囿和狩猎,或者记载远行,抒写自己的抱负和家世。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广大的。这种赋,篇首常常有序言,末尾还有“乱辞”做结束。设置序言,用以首先说出全篇的主要意义;“乱辞”总结全篇,可以进一步发挥文章的气势。从前《诗经》中《那》诗的末章,闵马父称之为“乱”,可见殷人编集《商颂》和楚人写作辞赋,都有这个名称。这些都属于大赋的领域,是写得典雅的主要特点。此外,还有些赋描写草木禽兽以及各种事物,它们触动作者的兴致而引起创作的情感,在事物的变化中情和物相结合。要形容各种事物,语言便应细致周密;要刻划它们,从旁说明较为合适。这些都属于小赋的范围,是写得奇巧的主要特点。

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讠隐 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干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就是因为看到外界事物就引起内心的情感。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总之,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又分成大赋和小赋。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1]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