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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生育率為何一跌再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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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日本生育率為何一跌再跌 所屬地區：日本 |
日本生育率為何一跌再跌，說到底，要讓年輕人主動選擇生育，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對未來有樂觀的預期，讓他們覺得把孩子帶到這個世上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場苦役。 [1]
去年，我們邀請旅日作家蘇枕書寫了一篇關於日本老齡化的文章，《生活在這裡，我收到最多的是墓地廣告》。事實上，老齡化與少子化是一體兩面的關係，老齡化常伴隨少子化。日本就是如此。2023年，日本老齡化程度達歷史最高水準的同時，總和生育率亦降至歷史最低。
蘇枕書在京都生活多年，親歷了日本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同步加劇的過程。在這篇文章中，她從鏡子的另一面、少子化的角度，講述了日本社會發生的變化，以及政府做出的努力。其中的緣由、經驗和教訓，或可作為鏡鑒。
益發醒目的少子化
朋友省吾老家是京都府中部的南丹市，從京都市區開車過去不到一小時。我去他老家玩過幾次，山清水秀的清靜小城，不怎麼見得到人。他指着途中寬闊的馬路和橋樑道：「這些都是泡沫經濟時代大興土木建成的。當時地方政治家為了拉選票，許諾本地民眾一定會修路造橋。不過現在老家根本沒人住，路壞了要過好久才修得起來，再過十年二十年更是無法想象。」
目前，南丹全市人口不足3萬人，不少小學已關門，一些小鎮連醫生都沒有。省吾讀小學時，班上共25個學生。現在他的母校全校只剩下一個學生，等這個學生畢業後，學校也將關門。
他家附近有座寺院，內有地藏堂，從前鎮上村里凡有新生兒，家長都要向堂內進獻地藏菩薩圍兜。透過地藏堂木格門，我一眼看到了寫着他兩位女兒名字的花邊圍兜。而他的小女兒已經20多歲了。「你看，這些圍兜都有年頭了，最近十年出生的孩子寥寥無幾。這也是我們這兒少子化的明證。」
省吾的家鄉小城是日本少子化的一個縮影，在日本，這樣的地方絕不鮮見。2024年2月27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動態統計，日本總和生育率降至1.20，為歷史最低水準。日本出生人口（包括日本境內居住的外國人和在海外出生的日本籍嬰兒在內）為75萬8631人，比上年減少4.1萬餘人。而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23年4月的推算，預計日本出生人口到2035年才會降至76萬以下。這意味着少子化的進程比官方預計的要快12年。照此最新減幅重新推算，203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將跌破50萬。
省吾的故鄉，京都府南丹市
我2009年剛來日本讀書時，還未強烈感受到日本社會的少子化。因為京都素有「學生的街區」之稱，每10萬人擁有的大學數為日本之冠，學校內外年輕人很多。身邊碩士畢業後結婚生子的日本學姐也不少，最多甚至有生三個的。有的學姐懷孕後就辭了職，等到孩子上保育園再重新找工作。大學附近的寺院、神社都有附屬幼稚園，牆邊貼着幼稚園的招生海報，常能看到小朋友們像小鴨子一樣，戴着統一顏色的小帽子乖乖跟着老師，還有裝點得很可愛的幼稚園校車緩緩開過。
然而，漸漸地，身邊環境發生了變化。比如2013年前後，我家附近一家婦產科醫院竟宣告關張，原來的建築改修成了普通公寓。一位師兄說，他岐阜縣老家旁邊的婦產科醫院新增了牙科，因為新生兒太少，院長不得不拓展業務。據日本產婦人科醫會2022年的調查，由於少子化的影響，過去16年間，全日本的產科專門診所減少了38%，綜合醫院的婦產科減少了44%。
每年十一月初，日本各個小自治體多會舉行運動會，是團結鄰里關係的好機會。這本來是以少年兒童為中心的活動，但由於少子化嚴重，最近很多地方的町內運動會已無年齡限制，還會積極招呼外國人和留學生參加。2022年春天，我搬到了一處老齡化嚴重的街區，町內最年輕的住民已是大學生。每到秋天，鄰居就會問我去不去運動會，說我是「重要的年輕力量」。
據省吾和他的妻子一美回憶，從前八月下旬，京都各町都會舉行「地藏盆」。那是關西地區特有的習俗，大人領着孩子們聚在街巷中的地藏菩薩跟前，祈禱兒童健康成長。孩子們穿浴衣，向地藏菩薩供奉花束，點燈籠、放煙火、吃零食，跟大人一起念經、轉動大串佛珠，有各種好玩的節目。在省吾他們女兒小時候，同一街區還有不少一起玩的兒童。但近年來，很多街區已完全沒有孩子，自然也無法組織活動。地藏盆甚至成了只有大人或老年人聚在一起的節日。出去玩時，若在街頭遇到一隊上下學的兒童，他們總會以略誇張的語氣笑道：「快看！那都是未來的希望，多寶貴呀！」
早被預言、未被重視
在日本，「少子化」與「高齡化」原本是兩個問題，並未像後來那樣統稱「高齡少子化」。首先被注意到的是「高齡化」。1970年8月10日的《朝日新聞》預測，到2015年，65歲以上人口將高達15%（事實上，2015年日本的高齡化率已達26.7%）；日本已由過去醫療水平不發達時期的「多產多死」發展為「少產少死」。並指出傳統家庭結構已崩壞，獨居老人面臨孤獨死危險，呼籲社會完善老年福祉制度。很顯然，對當時的人而言，「老人國」的未來圖景最值得擔憂，「少產」遠不是緊要問題。
也難怪最初少子化不被重視。二戰結束後，日本曾經有過兩次嬰兒潮。先是1947年至1949年，這一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他們結婚生子後，帶來了1971年至197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被稱為「團塊二代」。1950年代，日本婦女平均一生要生育5.6-5.9個孩子。
「團塊世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專家都認為，「人口減少只是一時的，日本的問題一直是『人太多，土地不足』」，政府各界熱衷於斥巨資到處開墾農田，修路造橋，擴大可居住面積。第二次嬰兒潮來臨後，人們更是確信「日本每隔25到30年就有一次嬰兒潮」，認定第二次嬰兒潮會帶來第三次嬰兒潮，「人口過多警戒論」也一直是主流觀點。而團塊世代和團塊二代參加高考時的1960年代後期與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都是日本高考競爭最激烈的年代。當時流行「考試地獄」的說法，人們普遍認為，考生太多，大學才這麼難考，如果少一點就輕鬆了。
並且，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代，日本總和生育率和新生兒數雖然降低，但總人口數仍呈上升趨勢，並在2008年達到峰值（1億2808萬人）。「少子化」雖早已成為人們熟悉的詞彙，但2000年至2015年間，日本新生兒減幅大約是每年1%，減幅較緩，數據並不難看。對於政府來說，形勢好像還比較樂觀。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這個時期的日本政府而言，更嚴峻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因此並未對少子化有實質性的政策支援。人口戰略專家增田寬也曾在1995年至2005年連任三屆岩手縣知事，因為岩手縣經濟落後，少子化衝擊比其他地方來得更早更直接。但據增田回憶，在任期間，他多次參加全國知事會，不記得有誰討論過少子化和人口減少的問題。當他在議會上提出大家應當提早做準備時，還被其他官員指責「別說喪氣話」。
某位前厚生勞動省幹部也有類似經歷。在其任職期間，省內甚至都沒有把少子化和老齡化並列討論過，「工作內容超過九成都是看起來更迫切的老年人問題」。該幹部曾提醒大家積極應對未來的問題，也被政治家呵斥「別這麼消極」。
直到2016年之後，新生兒減幅突然加速，新生兒每年平均減少3.7%，新生兒數跌破100萬，總算引起人們的重視。創造「團塊世代」一詞的小說家、評論家、經濟產業專家堺屋太一多次指出，日本未來最大的問題是「人口減少」。2023年末，日本政府提出「兒童未來戰略」，擬向國民徵收一兆的「兒童·育兒支援金」（暫名）。2026年度開始徵收，但更具體的細則尚未明確。這也引起了國民的冷嘲熱諷：「政府不自己解決財源問題，反而向我們徵稅，那麼還沒生育的年輕人不是壓力更大、更不想生孩子了嗎？」
為什麼不想生孩子？
以上數字被各大媒體連日刊登播報，引起專家學者及民間各方的熱烈討論。少子化為何會成為社會危機，少子化對普通人生活有何影響，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政府該如何應對少子化問題？生活在少子化環境中的我，對這些問題也深感興趣。
一般認為，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幾點：不婚、晚婚的風氣興盛，年輕人的婚姻家庭觀發生改變，不再認為結婚生子是人生的必要選項；育兒經濟負擔太大，一般夫婦傾向於少生或不生；職場男女收入差別過大，非正式僱傭的育齡女性太多，無法承擔生育壓力；育兒政策偏向已有孩子的家庭，未生育的年輕人沒有得到政策照顧，自然不會有更多孩子被生出來。其中，最經常被討論的是非正式僱傭及女性在職場的不公平待遇。
首先說非正式僱傭。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許多企業破產，或縮小規模，再難招新人或提供正式員工標準的薪酬，於是非正式僱傭比率迅速擴大，這一群體整體收入低下，可支配收入相應低下。
日本還有「就職冰河世代」一詞，指1993年至2005年畢業、就職時趕上日本經濟寒冬的一代人。他們又被稱為「失去的一代」，非正式僱傭的比率遠遠高於其他年齡段。低收入、工作不穩定，年輕人感受到日本的衰落與停滯，對未來喪失希望，當然不會積極生育。
省吾生於1978年，1996年上大學。據他回憶，泡沫經濟崩潰之初，普通人並沒有太多感覺，以為一切只是暫時的，未來肯定總體向好。但後來情況愈發嚴峻，各大公司應屆生招聘人數劇減。2000年，互聯網泡沫崩潰，恰逢他大學畢業，投了幾百封簡歷，竟一無所獲。和他相似處境的同窗不在少數，大家只能去做勞務派遣等臨時工，無法像父輩那樣進公司，熬年功序列，按部就班地成家生育。省吾的夫人一美與他同齡同學年，但念的是兩年制短期大學，比他早兩年畢業，當時就業情況好很多，因此雖是短大畢業，卻順利找到了工作。
省吾後來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專業完全不對口，如今在寺院的工作也是從長輩處繼承而來。他與一美育有二女，據說在同齡人里很不常見：「多虧一美有工作。我們同學裡不婚不育的很多，因為找不到工作，也不敢結婚，更不敢生孩子。我們見過日本經濟發展的好時候，沒想到自己找工作時受到這麼巨大的打擊，心態肯定崩了。過兩年，政府開始促進就業，畢業生就業率上去了。但這些跟我們這一屆沒關係，既卒（往屆生）錯過了就錯過了。」
這裡需要補充一個背景，那就是日本企業極其偏愛應屆生，即「新卒採用」——因為應屆生工資較低，可以控制成本；新人是一張白紙，更容易教育等。在這種社會風氣下，像省吾這一代應屆生，在經濟泡沫崩潰時錯過畢業前找工作的窗口，以後找到正式工作的難度會大大提高。
再說女性在職場的不公平待遇。二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社會普遍認同「男人在外負責工作，女人在家負責家務和育兒」。高速經濟發展時期，企業為確保勞動力，對占絕對多數的男性員工採取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制；女性就算大學畢業後在大企業就職，也只能做點輔助性工作，一旦結婚、生育，就默認宣告離職，不少企業甚至會要求女性員工在入職時簽署「結婚離職」保證書。
到197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越來越多，許多女性不願意為了婚姻育兒放棄工作，努力在婚育和工作中尋找平衡。當時，職場上已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勞動力，且大半已婚。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公布《勤勞婦人福祉法》，督促用人單位保障女性員工孕期和產後的權益，推廣產假制度，幫助勞動女性調和職業生活與家庭生活。
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受此影響及來自社會各界主張男女平權呼聲的壓力，日本於1985年簽署公約，並制定《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規定促進職場男女平等。雖然這是法律上很大的進步，但並未規定如果用人單位違反該法，將有怎樣的具體罰則。直到1999年，改正後的《均等法》才明文禁止性別歧視。
儘管如此，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依然深入人心，女性在職場的天花板顯而易見。她們很容易被邊緣化，很難有話語權。就算是現在，日本企事業單位里的女性領導還是少得可憐，特別是政治、經濟領域。
2019年4月，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入學式致辭中指出大學內嚴重的男女不平等。考進東大的女生不到20%，到碩士、博士階段這一比例雖然變高，但留在高校工作的女性卻大幅減少，尤其是教授中的女性只有7.8%，東大歷史上也從未出現過女校長。
這些問題對我而言再熟悉不過。當年剛考上京都大學、參加入學典禮時我就發現，台上坐着的校領導、學院院長，放眼望去幾乎全是男性。後來發現，有些研究所歷史上僱傭過的女性研究者屈指可數，甚至連女性洗手間都是最近新建。而京大的女性教員比率在日本國立大學中排名極靠後，2022年僅占14.4%。京大曾推出優秀的女性研究者專訪，公開了她們的一日行程，讚許她們「教研、育兒兩不耽誤」。而她們無不是壓縮睡眠時間，在繁忙的教研之餘忙着給孩子做便當、接送孩子上下學、陪孩子做作業。這種典範固然令人欽佩，卻也讓人望而生畏：如果不是超人，恐怕很難「兩不耽誤」。
滋賀縣大津市街頭懷抱嬰兒的年輕母親。近年來，從京都市搬到大津市的年輕人和育兒家庭不在少數
在這樣的環境裡，性別歧視也是家常便飯。我曾親耳聽到某著名男性學者私下批評自己的某位博士：「還沒有正式教職就忙着生孩子，還能搞研究嗎？這是自殺行為吧。」也曾聽某男學者毫不客氣地揶揄另一位博後期間生育的女性前輩：「她這樣有什麼前途？」儘管日本國家社科基金對因生育暫停研究的女性有一定的優待政策，支持她們休完產假和育兒假後繼續研究，但對於在學界拼長聘的青年女教師來說，生育對事業顯然是莫大阻礙，不婚不育是更安全的選擇。
當然，若有了穩定教職，就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也不乏「上岸」後選擇生育的女性學者，但她們的頭胎生育年齡顯然遠高於平均生育年齡。我認識一位很優秀的女性學者，她也是找到正式教職後結婚生育，當時四十歲出頭。如今接近退休年齡，孩子正準備高考。她曾關心我未來是否會生育：「如果想要的話，還是越早越好。我就是太晚了，生孩子養孩子都特別累。」
而我熟悉的年輕一代優秀女性前輩不少都不婚不育，榜樣如此，生育在我看來自然不是人生必要選項。或者說回顧博士和博後階段，並不覺得自己有任何時機適合生育。三十多歲以後，對高齡生育的風險也更敏感，無論從情感還是理智而言，都很難選擇生育。
友人小枝曾在京都一所公立小學任教，工作非常繁忙。平時七、八點出門，夜裡九、十點才能回家，周末還經常要負責學生的課外活動。而日本文化對母職規範要求很高，社會普遍認為女性成為母親後必須優先育兒。若把工作排在孩子之前，會遭到各種批評。小枝說，儘管她自由職業的丈夫已分擔了不少家務，但她還是無法像從前那樣起早摸黑在學校長時間工作。因此休完產假後，她辭退了原先的正式教職。等孩子上小學後，她在離家比較近的小學找到了臨時教職。「雖然不穩定，但責任小，任務輕，自由支配的時間很多，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
其實，現在日本女性勞動參加率不低，近年更是持續上升。2023年，日本15-64歲的女性就業率高達73.3%，但她們大半都是低工資、無保障的非正式僱傭勞動者。而正式僱傭的女性也多在介護、福利等收入較低、工作年限較短的行業，很難進入領導層。儘管勞動法規定非正式僱傭勞動者也有享受產假、育兒假的權利，但實際上，非正式僱傭的女性很難跟上司開口提這些。因為非正式僱傭的勞動合同通常每年或半年更新一次，用人單位很可能趁臨時工女性懷孕生育時不續約。如果非正式僱傭的女性高度依賴工作收入，那麼她們會儘量避免生育。
最近，由於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男性正職社員也不容易漲工資，許多男性比從前更在意結婚伴侶的經濟狀況，更願意選擇收入穩定的伴侶。那麼，非正式僱傭的女性的結婚難度也比從前更高。非正式僱傭的身份導致許多女性在婚戀市場不占優勢，不易結婚，自然也不會生孩子。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育兒經濟負擔。據2021年日本一項出生意願基本調查，未婚者的理想生育數為2.25人，已婚者計劃生育數為2.01人，實際生育人數平均1.90人。未能實現理想生育數的最大理由就是「育兒、教育太花錢」，之後才是「年紀大了，不想生」，「想生但生不出來」等。
日本的育兒、教育經濟負擔到底有多大？不同機構有不同的算法和答案。最近有調查指出，從孩子出生到撫養其至成年，最起碼需要準備2000萬日元（約合95.6萬人民幣）的養育費和教育費。30多歲的日本正式員工年收入中位數在4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9.11萬元）前後，非正式員工在280萬日元（約合13.38萬人民幣）或更低。對於普通收入的家庭來說，撫養一個孩子已很不容易。日本有「二胎之壁」的說法，指雖然想生二胎但出於經濟壓力的考慮而選擇不生。因此，學界呼籲政府應大力推進二胎生育補助政策。
另外，日本老一輩沒有給子女帶孩子的習慣，年輕夫婦生育後，基本只能靠自己帶娃。京都街頭偶爾看到爺爺奶奶推着嬰兒車、年輕父母從旁解放雙手逛街的，仔細看都是海外遊客。日本也沒有「月嫂」「育兒嫂」的概念，只有很富裕的人家才能考慮請「家政婦」「家政夫」，他們的時薪比一般打工者還貴兩三倍，普通人家根本雇不起。因此，人口學專家藤波匠指出，育兒不僅是小家庭的事，還應是全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政府應推廣上門育兒服務，發動老年人一起幫忙守護孩子。
其實，在我看來，日本不講究學區房，學生不受戶籍、學籍限制，可以自由轉學，應試壓力遠沒有韓國那麼大，已經相當幸福。亦有調查研究指出，日本的生育成本低於韓國等國。但生在日本的人們一般不會與其他國家比較，只會困於自己所在的圍城，受城內固有風氣的影響。
政府做了什麼？
在上述諸多原因的作用下，日本年輕一代的觀念發生很大改變，婚育早已不是人生的必然選項。一位友人相過幾次親，有女生問他願不願意跟自己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有女生說自己是家中長女，以後要繼承家業，問他能否接受婚後跟她姓。在他躊躇之際，女生們已友好與他告別。如今他認為，不結婚也很自在。
曾經教過我花道的由佳也與我同齡，相親過幾次。她認為婚後應繼續工作，不想做全職太太，在相親中會特別關注對方是否尊重自己的選擇。失望多次後，她表示「反正現在也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更不必着急了」。
近年來女性主義在日本也很流行，韓國文學在日本極受歡迎，如《82年的金智英》日譯本已賣了30萬冊。日本的社會問題與家庭觀念與韓國雖有不小區別，但許多女性讀者還是對韓國小說描寫的女性生育、職場困境產生強烈共鳴。「女性主義」在日本原是很不受歡迎的詞彙，甚至不少女性都覺得這意味着「過激」「可怕」。但許多讀者表示，「透過韓國小說，開眼認識了女性主義」。
觀念一旦形成，想改變就很困難。近年來，日本政府出台過多項針對少子化的政策，但效果都不甚顯著。不過，依然有些做法具備參考價值。以下試舉幾例：
2022年4月1日起，日本新修訂的《育兒介護休業法》規定「促進男性休育兒假」。在孩子出生後的八周以內，新生兒父親可以獲得最長四周的休假。男性休育兒假可以有效為女性分擔育兒壓力，長遠看有利於男女平等風氣的形成，對緩解少子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過，目前利用該制度的男性比例還很低（2022年為17.1%），理由是「男性休育兒假在單位會遭遇冷眼」。
這些年，日本各地努力吸引年輕人移居，推出種種促進生育的支援政策。比如優等生兵庫縣明石市有如下措施：兒童從出生到高中畢業為止，醫療全部免費；二胎保育園費用全免；向新生兒家庭每月免費郵寄尿不濕和奶粉；初中學校午餐費用全免；游泳館、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對兒童全部免費。
這些政策的確起到了一定作用，從2010年至2021年，明石市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高於全國水平，2021年高達1.65（全國水平是1.30）。在兵庫縣其他各市都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只有明石市總人口連年增加，因為周邊城市的育兒家庭或有生育意願的夫婦很樂意移居明石。當然，其他地方很難複製這種模式，因為明石市位於阪神經濟圈，地理、經濟條件本來就不錯，去大阪、神戶等大城市通勤都很方便。一些偏僻的山地農村，無論政府怎麼宣傳，也不會有多少年輕人或育兒家庭真正長期移居過去，因為工作機會太少，兒童的醫療、教育都成問題。此外，這種模式能維持多久，也需要更長時期的考察。
與明石市相比，京都市顯然是反面教材。由於財政緊張、地方稅高、政府對育兒家庭支援很少，近年搬出京都市的年輕夫婦和育兒家庭不在少數。2022年，京都總和生育率為1.15，低於當年全國水平（1.26）。加上老齡化影響，京都市2023年總人口比2013年減少了近四萬人。於是，京都市政府宣稱要創造適合年輕人生活工作的環境，2024年2月新上任的市長松井孝治也把如何留住年輕人作為重大議題。
然而，光靠吸引本國人移居，效果可能很有限。一直有學者提出開放移民政策，但日本政府對移民問題素來非常保守，認為移民會破壞日本的傳統與治安。因此近年只是加大力度引進外國勞動力，吸引富裕階層來日本定居、投資、納稅，遠未走到「吸引外國年輕人定居生育」這一步。儘管事實上，現在日本保育園、幼稚園的外國兒童越來越多。我做義工的修道院已很久沒有接待帶着新生兒來的日本父母。偶爾聽到幼兒的咿呀學語，一看也是菲律賓人或歐洲人。我家附近有一片小操場，放學後常有兒童玩耍，不少也是外國面孔。
總而言之，儘管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識到「少子化」問題，也推出了不少政策，但如今看來，效果並不理想。促進年輕人就業、保障女性職場權益、給育兒家庭充足的支援，這些辦法不難想到，而落實起來卻不容易。年輕人對政府的生育呼籲往往無動於衷，少子化跟自己有什麼關係？養活自己已經很難了。說到底，要讓年輕人主動選擇生育，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對未來有樂觀的預期，讓他們覺得把孩子帶到這個世上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場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