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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的台北公会堂
台湾第一个会展建筑，落成于台湾日治时期1936年的台北市中山堂，当时称为台北公会堂，是全台唯一的古迹表演厅。[1]
战后原本作为政府重大集会场所，其后蜕变为艺文表演的重要场馆。几十年来，中山堂参与了许多台湾的重要时刻，包括战后受降典礼、总统就职大典及外宾国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等都在中山堂举行。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山堂的功能转变，它成为了许多艺文表演的见证者，诸如音乐会、戏剧表演、舞蹈演出等，都在中山堂举行，彰显了台湾艺术文化的繁荣和创意的薪火相传。
1992年1月，该建筑被中华民国内政部以“台北公会堂”为名公告指定为第二级古迹（今直辖市定古迹）。
1999年，广场上由行政院筹建的“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正式启用。
2019年，中华民国文化部公告升格为国定古迹。
历史
1845年，大清帝国设置台湾布政使官职。同年于台北府城西门内的西门街北侧，建布政使司衙门，该衙门是福建台湾省最高行政机关。
1895年，乙未战争，日本占领台北并接收该布政使司衙门，17日举行治台始政式典礼，也代表开始展开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
1895年至1919年间，该址的布政使司衙门一直为台湾总督府之办公场所，直到新的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总统府厅舍）完工为止。
1931年，总督府以纪念昭和天皇登基为由，决定在布政使司筹防局前广场兴建台北公会堂（即中山堂）。除了部分布政使司衙门及钦差行台建筑移往圆山动物园（今台北市立儿童育乐中心昨日世界）及台北植物园保存外，其馀附近房舍（包括台湾巡抚衙门）。皆于1932年8月予以拆除
1932年12，台北公会堂开工。
1936年12月完工，施工期间长达4年。建筑物是由当时的总督府营缮课井手薰负责设计。
二次大战后
1945年，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各地日军向同盟国投降，陈仪将军接受委派为台湾地区受降的代表，并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的投降，该会堂被国民政府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第十五受降区的地点。
祝台湾省光复节大会
1945同年，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
1946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抵达台北，参加在中山堂举行之“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山堂国父像揭幕，为台湾第一座露天的孙中山铜像。
随著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中山堂成为召开国民大会、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及政府接待外宾的主要场所，直到阳明山中山楼落成为止；但国民大会秘书处仍设于中山堂中华路侧，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历史上举凡美国总统尼克森、南韩首位总统李承晚、南越首位总统吴廷琰、菲律宾总统卡洛斯·加西亚、伊朗国王巴勒维等元首访华，都是在此接受国宴招待。
1982年10月，吴三连邀请苏联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访问台湾，以《致自由中国》为题在中山堂发表演说道“在这里三十三年来不断地向全世界显示著，如果中国大陆不沦入共党之手，整个中国都会达到像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水平。”“你们也有一个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国家的人民，不会无限度的忍耐下去，当他们的统治者们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来推翻暴政。”
建筑特色
是台湾日治时期知名建筑师井手薰作品。
1936年，完工的台北公会堂建筑采简单、明朗设计概念。该建筑采取1930年代流行的折衷主义样式，使用钢骨水泥结构，外表贴由北投窑场所生产的浅绿色面砖，不过两柱与门面，仍有古典图案之装饰。 另外，公会堂特色为采取少见的中东阿拉伯拱窗及台湾陶瓦，而运用面砖贴出的变化花纹则是另一项特色。
所谓“公会堂”，乃是日本专为都市举办集会活动所设计的公共建筑。台湾各大都市在日治时期也有兴建公会堂，而台北公会堂是其中最大的一座。昭和11年落成时，台北公会堂的规模与场地设备仅次于东京、大阪及名古屋，是当时日本第四大的都会公会堂。而设计监造团队除了服务于台湾总督府的设计师 井手薰外，还有八阪志贺助、神谷犀次郎，而实际建筑则委由总督府营缮课负责。
中山堂宽60公尺半，侧深达113公尺，共有四层楼，该建筑面积共达4000平方公尺左右。而这建筑又是由集会堂与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其中“集会堂”内分两层，上层与下层合计共观众席2056席。
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为公教人员免费电影院所在。也曾经是国民大会开会的所在地，到1966年中山楼完工后才改至该处开会。其后面靠中华路一侧，是国民大会秘书处的办公室。宴会厅三层高，室内面积达1400平方公尺。主建筑除了用餐场所外，还包含娱乐室、理发厅、贵宾室、厨房。贵宾室室内正面挂著中华民国国宝-黄土水的知名作品《水牛群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