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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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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发展有什么突破性的举动明代佛教发展的怎么样?明代佛教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1]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
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
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见太祖实录]，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
十七年(1384)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
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三)。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
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对外关系
明代建国以后，为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于洪武三年(1370)命僧慧昙出使国外，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慧昙率领使节团一行二十余人，访问西域各国，于洪武四年(1371)秋到达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
他以高龄劳瘁，到僧伽罗后不久即患病，自知不能复命，预向僧伽罗王留下遗表而寂(宋濂《觉原禅师遗衣塔铭》)。洪武十年(1377)，宗泐又继慧昙遗志，奉命率领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归国，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文殊》(真实名义)等经。
其次是对日外交。当时日本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曾遣日僧祖来来中国致书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禅僧祖阐、天台讲僧克勤等送祖来还国(《明史日本传》)。
迨达九州时，怀良亲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怀疑祖来乞师中国，把祖阐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经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舆马来迎。足利义满欲请祖阐主持天龙寺，克勤未允，只为日本僧俗演说佛法而已。
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阐、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们不辱使命，给以嘉奖，并令克勤蓄发拜官(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来明。
建文四年(1402)祖阿归国时，惠帝亦遣僧道彝(天伦)、一庵(一如)赴日还聘。次年(1403)二月，明使归国时，足利义满又遣僧坚中圭密为正使来明。时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适到称贺，逐遣赵居任、张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还国并赠书通好(《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明代中国和尼泊尔的外交往来，也以僧人为使节。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赍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智光入京，送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于洪武二十年(1387)到达南京。
太祖报以银印、玉图书及幢幡彩币等。智光在尼泊尔时，曾从麻诃菩提上师受传金刚曼陀罗四十二会，归国后译有《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列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