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夏言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明史·夏言傳出自於《明史》，此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277年的明朝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則是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1]
原文
夏言，字公瑾，貴溪人。言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雍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核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為肅清。嘉靖初，言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霦，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為親蠶廠、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莊奉夫人弟邢福海，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爭不可。
諸疏率諤諤，為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青羊山平賊功靠，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籍，言請毀之以安眾心。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並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後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言自是大蒙帝眷。孚敬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言獨不為下。孚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為太常卿不右己，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孚敬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為兩解之。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帝益喜。言眉目疏朗，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構言，下言法司。已，帝覺孚敬曲，乃罷之而釋言。八月，進言禮部左侍郎。逾月，代李時為本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 (選自《明史》，有刪改)
譯文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夏言考中正德十二年的進士，授予兵科給事中的官職。等他做了言官之後，正直敢言，非常自負。明世宗即位，他上書說：「正德年間以來，上下消息不通已到極點。現在陛下剛開始處理各項政務，請每天上朝後，駕臨文華殿批閱奏章，召內閣大臣一起決斷。有的事情事關重大，就交給大臣們一起商議。陛下所作出的取捨，也一定要經過內閣商議後再施行，這樣可杜絕被人矇騙或弄虛作假的弊病。」皇帝高興地接受了他的建議。夏言奉詔查驗親軍以及京城衛隊多餘的官員，裁減了三千二百人，又上奏了九件事。皇帝身邊無用的人被肅清了。
嘉靖初期，夏言出京巡查莊田，把被官府奪取的田產全部還給了百姓。彈劾宦官趙霦，奏摺共上了七次。又請求改後宮的近郊莊田為親蠶廠、公桑園，禁止一切內親的求請以及河南、山東獻民田給王府的奸民。莊奉夫人的弟弟邢福海，朝廷傳旨授給他錦衣世千戶，夏言極力抗爭，認為這樣不可以。在各類奏章中，他都說話耿直，被人們傳誦。多次升任到兵科都給事中。他又考核了平定青羊山賊寇的官員的功罪，他的意見都非常恰當。副使牛鸞繳獲了賊人間相互勾通的名單，夏言請求把它毀了來安撫眾人。嘉靖七年，夏言調任吏部。這時候，皇帝銳意改革文禮方面的事。皇帝認為天地一起祭祀不合禮法，打算分別在城郊修建兩個祭壇，和日、月祭壇總共是四個。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斷，皇帝向明太祖占卜也是不吉，這個決定就擱下了。恰逢夏言上奏章請求皇帝到南郊親自耕地，皇后到北郊親自養蠶，為天下人做表率。皇帝認為南北郊的說法，和分建天地二郊的想法相符，下令讓張孚敬宣旨，夏言於是請求分開祭祀天地。朝臣認為不可，張孚敬也不同意，詹事霍韜反對得最厲害。
皇帝大怒，把霍韜關進監獄。並下旨獎勵夏言，賜給他四品的俸祿，最終同意了他的請求。夏言從此很受皇帝恩寵。張孚敬對百官頤指氣使，百官不敢與他對抗，唯獨夏言不肯居於張孚敬的下風。張孚敬於是非常嫉恨夏言受到皇帝的寵幸，夏言也怨恨張孚敬破格重用彭澤任太常卿，而不尊敬自己，兩人於是有了隔閡。夏言公開上疏彈劾張孚敬，張孚敬上疏辯解並請求離職。皇帝對他們幾個都很看重，為他們兩人化解矛盾。世宗想把郊祭之禮編成一書，提拔夏言為侍讀學士，擔任纂修官，叫他每天到經筵前講論。夏言又幫助世宗重新制定了文廟的祭祀典禮，世宗更加高興。夏言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流暢，不說家鄉話。每次到經筵講論，世宗都盯住他看，想要重用他。張孚敬更加忌恨，於是誣陷夏言，把夏言交司法部門處理。不久，皇帝發覺張孚敬理虧，就將他罷免，釋放了夏言。八月，提升夏言任禮部左侍郎。一月後，接替李時任禮部尚書。他離開諫官職位不滿一年就官拜六卿，是以前沒有過的事。 [2]
作者簡介
張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時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時曾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內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康熙末年，整治鬆弛的吏治，後又完善軍機制度。先後任《親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聖祖實錄》副總裁官，《明史》《四朝國史》《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總裁官。死後諡號「文和」，配享太廟，是整個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