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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後期士大夫階層穿着打扮有多講究?明朝中後期,經濟頗為繁榮,社會財富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作為社會中產階級的士大夫們,追新慕異,着意起個人的服飾行頭。時尚潮流之下,士子概莫能外,着名學者范濂就坦言:「余最貧,最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那時,最潮的流行色就是紅色。士子喜歡穿紅衣服,尤其是大紅衣服,穿在身上,其喜氣洋洋,不亞於今天的名士穿上HUGO BOSS或ARMANI。以至於沒有讀過書的人為了附庸風雅,也弄件紅衣服招搖過市。「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范濂在《雲間據目抄》中說:「隆(慶)、萬(歷)以來,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趕潮的目的,是要顯示與眾不同。這點,今人超不出前人。 [1]
當然,講究服飾的時代,時尚元素絕不會單調。士子穿其他彩色衣服的也有。衣服上,有花有朵,很是妖嬈,引為時尚。范濂描述過那種境況:「綾絹花樣……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名四朵頭。」長洲名士張獻翼也「身披采繪荷菊之衣」。《松江府志》記載:「男子廣袖垂大帶與身等,組織花紋新異如雪梅、水田,凡數十種。」男子穿紅戴綠成了一種潮流。鞋子也是要考究的,着名的款式不少。顧起元記載了當時鞋子萬紫千紅的狀況:「足之所履,昔惟雲履、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球鞋、羅漢、僧鞋……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即使現在的潮男,也難與之比肩。有些士子還在鞋子後跟上掛些裝飾的布條,抬腳走路,布條便飄飄,特有范兒!
頭巾在士子整套行頭裡是很重要的。《客座贅語》這樣記載了那時的頭巾潮流:「南都服飾,在(隆)慶、(萬)歷前猶為朴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制,日異月新……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瓶,側綴以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遙、華陽等巾,前後益兩版,風至則飛揚……」誰能想到四百多年前的男人們能把頭巾搞出這麼多的花樣?相比之下,當今男士那單一的帽子款式就遜色多了。 當時着名的文人陳繼儒標新立異,自製新樣,「用兩飄帶束頂」,於閒散中更見名士派頭,時人紛紛效仿,因陳繼儒號眉公,故稱「眉公巾」。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名士張獻翼以狂誕不羈着稱,「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
張獻翼不愧為當時潮人的范兒,鄭仲夔在《耳新》講過他載「五色須」的故事:「置有五色須,每出行,攜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戴焉。」今有形形色色的墨鏡扮酷,而明朝士子裝酷,重在鬍子。不知道那時的人是否覺得這更性感?沒有最潮爆的,只有更潮爆的。四百多年前,士子「外穿內衣」的有,穿紙衣的也有———不知這能否堪稱「低碳」?清初余懷在《板橋雜記》里記載,無錫名士鄒公履在南京暢遊妓院時「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屐」,燈紅酒綠下,如此地潮如此地酷,不名噪南都都難。萬曆人李樂說:「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故不論也。」這個幽默的老人家還改詩一首:「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儘是讀書人。」
經明代前期百多年的高壓統治,至晚明士子的主體意識覺醒,新的文化思潮,譬如「自然人性說」、「性靈說」、「至情說」,以及藝術領域狂放的「潑墨大寫意」等不斷湧現,這無疑也帶動了社會風氣的流變。明朝中後期諸多士人求新慕異、衣着怪誕、行為不羈,不僅是一己個性與喜好使然,更是在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反叛禮教,張揚個性。[2]